2020年12月3日，复旦大学黄霖和陈维昭两位教授受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徐永明教授的邀请，在腾讯会议为相关师生做了线上学术报告，黄霖教授的演讲题目是《古代通俗小说文献校读的10个观点——以金瓶梅为中心》，陈维昭教授的演讲题目是《“新红学”的本质究竟是什么？》，会议由徐永明教授主持。以下内容根据讲座整理。黄霖教授主要运用文献的版本、校刊等方法应用到小说研究。主要是围绕校读问题，问题虽小却蕴了细致的文献功力，内校的方法包括异字、异形、俗体、多寡、有无、避讳、扉页、图像、板刻、板损等十个方面，另外是通过文意的外校方法。接着是具体的方法和例证，异字的方法，例子是崇祯北京国子监：毕竟月娘没心，崇祯內府刻本：毕竟月娘深心。异形的方法，说的两种写法。俗体的方法，张评吉林大学本和张评大连本的区别。有无，卷7题新刻金瓶梅词话卷之七，卷9题新刻绣像批点精词话策划卷之九。避讳，词话本第17回，在兹堂本和姑苏原本的对校。图像，根据图像可以看出精粗和多寡，目前所见原王孝慈藏本最精，被认为初刊的首图本，内阁本既粗又简。板刻，后者多为商人牟利，偷工减料，插图和俗字。关于以上诸种校读方法，黄霖教授做了详细的对比和分析。接着陈维昭教授关于新红学的思考，他首先提出的问题是“新红学”的本质究竟是什么？根据新红学100年是如何被解读的做一个历史的梳理。新红学和作者考证和版本考证区别在哪里？鲁迅，冯其庸，蔡义江等先生也是新红学的派别吗？他们与胡适、周汝昌新红学相比，少了一些什么？胡适的考证虽然合理但毕竟是考证，和文学批评不能相提并论，他的问题是红学家圈子中的问题，不是文学批评家圈子中的问题。新红学之所以新，不是因为他第1个把考证的方法运用到小说研究上，即把乾嘉的学术范式用到了小说研究上，最早把乾嘉学术的方法运用到通俗文学研究上的是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在古典小说研究领域，胡适也用同样的方法，胡适、王国维他们共同影响了其后的学术史和文化史，这是新红学的文化生态。其实在民国时期，胡适新红学基本上在两类学者中产生影响。一类是从事红楼梦的作者与版本研究的学者，一类是从事小说学、文艺学的评论家。最后是作为政治意识形态的新红学。建国初期，胡适作为小资产阶级出身，地主资产阶级教育下成长的文艺工作者。因思想改造，掀起了大规模的批判胡适的运动，学术界、高校界纷纷响应，李希凡、蓝翎在1954年9月《文史哲》发表著名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批评胡适与俞平伯的唯心论。而到了1973年，余英时在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做了一个题为《红楼梦的两个世界》的学术讲座。用新典范的概念研究红楼梦，首次从学术范式的意义上讨论新红学。胡适以来，新红学派大约有这些人组成，胡适、俞平伯、顾颉刚、周汝昌等。当对“新红学”溯源之后，整个新红学的历史的研究脉络就出来了。以上内容是两位教授以《金瓶梅》和《红楼梦》为例子，在通俗小说研究种的思考和方法。

 2020年12月2日晚上，陈文新教授（武汉大学）和吴承学教授（中山大学）受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徐永明教授之邀，一起举办了线上学术会议。陈文新教授演讲题目是《明代文学主导文体的重新确认》，吴承学教授的演讲题目是《谈谈文体学研究的语境》，讲座由徐永明教授主持。以下内容根据会议整理。首先是陈文新教授讲述明代主导文体的相关思考。明代文学的主导文体究竟是诗文还是白话小说，学术界存在很大的分歧。第一种观点是明代文学的主导文体是小说，坚持者有胡适，游国恩，吉川幸次郎等。第二种观点认为明代的主导文体是诗文，强有力的支持者有钱基博和他的《中国文学史》，《剑桥中国文学史》，认为因为《三国演义》，《水浒传》在明代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大。基于以上两种对立的观点，陈文新教授给出的答案是什么呢？两句话。第一句是明前中期文学，以诗文为主导。从明朝开国一直到明代的正德嘉靖前期，以诗文为主导，此时白话小说基本上没成气候，原因有二：第1点是明代白话小说主要成就是四大奇书，其中一个重要的事实是《三国演义》和《水浒传》这两部书直到嘉靖初年才正式进入阅读视野。第2点是明代精英文人大量的介入白话小说的生产和消费是在万历以后，明显的时间节点是1572年以后。第二句是明后期文学以白话文学为主导。明后期文学以白话文学为主导同样基于两个事实。第1个事实，那就是晚民的精英文人有了明确的白话小说经典意识，《四大奇书》这样的术语是精英意识的具体体现，如袁宏道阅读《金瓶梅》，李贽评点《水浒传》。另外，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是，明代最好的白话小说，实际上到了晚明的时候才有了定本，在这之前所有的白话小说无论是三国、水浒还是西游，这些作品都称之为流动的文本，这种形式是典型的民间文学形态，它们处于不断的变化中。第2个事实是诗文的小说化。诗文小说化是晚明文坛的突出现象，高一档次的文体向低一档次的文体模仿，如以文为诗、以诗为词、以词为曲，很少有以诗为文的情况，因为这样的情况不符合惯例，公安派提倡的独抒性灵和晚明的写小品文鄂张岱都是诗文小说化的典型。所以陈文新教授认为明前中期文学以诗文为主导，明后期文学以白话文学为主导，是对历来众说纷纭的明代主导文体的精准化界定。吴教授认为文体学和怎么看待文献密不可分。他提出一个基础的问题，文体学的文献指的是什么？主要是两种文献，一是考古发现的文献；一是文献的发现，在寻常的文献中读出不寻常的意义，在学术研究上文献的发现是很重要的。另外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文体语境离不开文本细读。文体语境最讲究得体两个字，得体是文体做出的一种准确表达。如三国时陈琳为袁绍声讨曹操檄文《为袁绍檄豫州文》，骆宾王为徐敬业声讨武则天的檄文《为徐敬业讨武曌》，都是特定的语境和特定文体的得体运用。欧阳修《梅圣俞诗集序》诗穷而后工说：“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韩愈《荆潭唱和诗序》说：“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韩愈这篇文章是为高官们所写的，都有特定的文体语境。另外古代的文体学还要考察修辞语境。古代的文章比较短，很节制。例如曹丕《典论·论文》说：“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八种文体皆用一个字概括，并不那么准确，这也不是曹丕所要表达的重点，整篇文章谈的问题是，‘文人相轻，自古而然’，这是重要的背景。在解读文本的时候，一定要在中国文体学的语境下进行文本的细读，如能做到这样的话，也就可以实现在文献方面有所发明。最后两位讲授对学生的问题进行了回答，问题主要有：比如明代秦汉文的编纂，八股文创作的需求推动，八股文的写作要求形式翻新，文人对小说创作的主动介入和定本的建构，文体和语境的关系等等。

 2020年11月18日晚上，中山大学黄仕忠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朱万曙教授受浙江大学徐永明教授邀请，在腾讯会议为相关师生做了学术交流。黄仕忠教授的讲座主题《全明戏曲编校》，朱万曙教授的讲座主题为《全清戏曲编校》，会议由徐永明教授主持。首先是黄仕忠教授和各位师生交流关于编断代的戏曲总集的问题，他对比了戏曲总集编纂的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1985-1999,王季思先生带领编纂的《全元戏曲》。第二个阶段，2004-2020,黄天骥先生带领编纂的《全明戏曲》，《全明戏曲》的编纂是继承《全元戏曲》的编纂思路 、编纂体例、编纂结构的基础上，开始的研究。如何让更多作品进入当代学术的视野？总集的编纂就意义非凡，他提到：“海外的学者会经常问一个问题，图书馆有多少收藏、流通、出借、看到的书，这一部分有多少册典籍？”没有总集的编纂很多文献会非常分散，且看不到。总集的编纂应当跟随当前学术前沿的脚步，让更多的作品进入学术史研究的视野。接着，黄仕忠教授围绕编纂一代戏曲总集之意义与价值，影印与整理本的不同功效，《全明杂剧》以及编纂工作的进度问题，详细做了介绍。另外编纂工作中当然也面对一些问题（1）断代的问题。（2）版本的情况：（3）钞本、刻本、自刻本/选集本，不同处理方式等，结合具体实例做了更为详细的讲述。朱万曙教授的主题是《<全清戏曲>的编纂与古籍整理》，接续《全明戏曲》。首先是清代戏曲剧本文献的总量和断代问题。分为三个时期，清前期，顺治、康熙；清中期，雍正、乾隆、嘉庆；清后期，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以时间先后编排的编撰次序，按照帝王年号划分，这样的时段划分也能是只能是粗线条的，因为作为一个戏曲假期生活和戏剧的创作，往往会跨越不同的朝代。如此庞大的文献如何整理？以下是朱万曙教授的编纂架构和思考。总集的形态多为古典文本。《全清戏曲》的编纂起源上承王季思先生主编的《全元戏曲》和中山大学正在编纂的《全明戏曲》。戏曲中的杂剧和传奇有时又难以区分，清代创作杂剧又创作传奇的戏曲大家大有人在，如吴伟业创作有杂剧《通天台》《临春阁》，又创造了传奇《秣陵春》。杂剧、传奇两种文体在清代已发生了变化，有作品名为杂剧篇幅其实很长，有的作品名为传奇篇幅却很短，如黄燮清的《绛绡记》《鸳鸯镜》传奇，分别为八出和十出。以上是清代戏曲总集编纂遇到的文体划分问题。关于保存的问题，以尽量保存原本信息为原则的整理目标。具体方法是：1，在各句前面以作者介绍个整理说明的方式，介绍作者生平和版本面貌。2，保留序跋。3，保留评点。整理的追求以精良为标准：（1）、剧本搜集追求全，（2）、慎选底本，（3）、仔细校勘。这样才能够呈现价值较大的总集。最后，两位老师根据相关问题进行了互动和讨论，而且还各自唱了一段戏曲，为此次的线上讲座增添了些许趣味。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文学遗产》主编刘跃进老师，受浙江大学徐永明教授邀请，在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做了关于主题为《中国文学文献学》的讲座。讲座的主题围绕怎么做资料编纂？怎么面对经典？怎么熟读经典？怎么能够在前人基础上走出自己的一条学术之路？怎么选题？等角度展开，刘跃进老师以《文选》和《玉台新咏》这两本书为例，给在座的师生做分享和交流。（本文根本讲座内容整理）1文学研究要有文学梦想为什么要有文学的梦想？做文学研究的人，有文学的梦想和没有文学的梦想，对史料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否则的话，史料就是史料，一点人文情怀都没有。如果有了对文学的梦想，做文学研究，才可以在冰冷的史料之后，做出有温度的文学研究。2学术研究的两个纬度做学术研究有两个重要的维度，第1个纬度，要了解当前研究的现状。第2个纬度，了解相关历史的材料。整理资料是进入学术研究的第1步，恰恰这1步多数人都不会。严耕望的《治史三书》中谈怎么做学问？核心一点即是系统的做资料汇总。例如，《唐代交通图考》，严耕望整整做了40年，他把跟唐代有关的交通全部整理，然后按照交通路线把原始资料汇总，这是在编相关资料。另外，如《魏晋南北朝佛教地理稿》，和传统的模式不同，传统的模式，把魏晋佛教地理有关的佛教著作拿来读一读，《高僧传》《续高僧传》，《大藏经》找到一些基本的材料，分成若干的问题概念。继承的，影响的，这是传统的学术概论。这种做法没用，严耕望的做法是，把南朝四百八十寺都弄到一起，把所有的庙宇按照空间的分布，然后再考证每一个庙里头有多少和尚在这里住，有多少经书在这里翻译，有的和尚从哪到哪？哪个月从哪里到哪去挂单？到哪去翻译佛经？这个佛经最初在哪翻译的？后来在哪刻的？勾勒出来一个动态的体系，这样做出来以后，整个魏晋南北朝被他复活了，就成一个立体的空间。最后，《两汉太守刺史表》这部著作也做了详细分享，也是通过编资料的方式，把整部著作立了起来。做学术研究的年轻学人第一步也要学习编资料，不会怎么办？不可能一上来就按照自己的意愿想当然的做学问，99%的人都要学习别人怎么成功的，先从前人做学问的方法做起，看一看成功者是怎么做学问的。刘跃进老师的《秦汉文学编年史》也是编资料的方法，按照秦汉400年的历史编出来，一共600多位文人学者的历史，逐年排下来，横向的就是文人分布，按照105个郡国，600多位学者文人，安插在100个郡国里面，纵向的、横向的都有坐标，某一年某一人在哪做了什么事，这样时间、空间就呈现出来了，这都是编资料的方法。虽然研究的年代不一样，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唐代、元明清会不一样，编资料的方法也是千变万化，但万变不离其宗，就是必须有一个系统的编辑资料的方法，这种是研究的第1步。3《文选》和《玉台新咏》   1.《文选》的近百年发展和编者问题《文选》作为总集之所以能保存和它的地位分不开。钱玄同在《青年杂志》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口号叫‘选学妖孽，桐城谬种’，桐城派有两三百年的影响力，而《文选》有着1500年的影响力，同时被作为打击的对象。但抨击《文选》很多人是矛盾的，比如鲁迅，章太炎，虽然抨击桐城派，却受益于《文选》，这些人对《文选》有所保留。近100年来，真正打倒的是桐城派，而《文选》则没有，但带来一个灾难性的后果，我们中国人不会写文章了。文学史包含诗歌、戏曲、小说、文章四部分，从存量上来说，文学史的主体95%以上是文章，而不是戏曲和小说。鲁迅有无数篇文章讽刺小品文，认为这些是小摆弄，其实在中国文学史上，在真正的文章是章表奏记和辞赋，这些在五四运动这场革命当中，是给彻底的给打倒了，令人遗憾。《文选》编者无可争议是昭明太子。但在萧统的身边，还有好多文人。古代的文集编纂，帝王大臣手下会有很多文人协助，如《吕氏春秋》，吕不韦署名，实际上至少有6个主将协助。日本的学者认为《文选》包括刘孝绰、王筠这两个人，可能是最重要的编者。这是关于编者的问题。   2.《文选》的成书年代和文体《文选》分37类文体，主要的是诗和赋。我们中国的文体分类，章表奏记都属于应用文体，其中有什么区别？比如给皇帝写是一种文体，给大臣写是一种文体，给平辈人写也是不同的文体，在不同的场合，用不同的文体。每一种文体的开头结尾和引用的典章制度也会不一样。鲁迅有好几篇杂文，谈如何揣摩名人的文章，增进自己的文章水平。刘师培也谈到过这个问题，对文章揣摩的特别清楚，杜甫也说，‘下笔如有神’，‘语不惊人死不休’之类的话，这不是空话，他们在文章的整个构思和下每一个字的时候，真的是用心极致，以至于叫呕心沥血，古人对文章的研究细致入微。这种对文章的详细分析尚不充分，其实也给将来的学术史研究提供更多可能的空间。《文选》的编撰标准，“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文选》收了130多个作者，700多篇作品，陆机、谢灵运，曹植，江淹的作品最多。这两句话意思是有文采，除了有文采之外，《文选》也收了一些经学著作，收了左传序，这些不属于文采范围。实际上，除了文章之外，还有一个出发点，这个文章一定符合当时的政治需要。梁武帝时，设立了五经博士，需要一经一经的考试，都要学习经书，要学习文章，因此《文选》的编纂，实际上是执行贯彻了当时的政治需要。刘跃进老师认为，《切韵》这本书是以南渡洛阳音为语音标准，南方人接受，北方人也能接受，以文选为文字范本。萧该编的《文选音义》，系统的探讨了《文选》的语音标准，南北统一之后怎么写诗？用什么韵？是用江南韵还是用北方韵，唐朝统一之后怎么办？陆法言等人编了一部著名的《切韵》，这是中国中国语言学史上划时代的一部著作，作为后来唐朝进士考试的最重要参考书。   3.文选的版本、翻译《文选》的版本很复杂，有李善注，五臣注，六家注，六臣注。《文选》白文30卷，入唐以后，很多人都不懂，李善给做注，白文30卷增加到60卷，所以就衍生了不同版本的问题。李善注引用2000多种典籍，多数都已失传，多数是引述历史事实，后来又出现了五臣注，五臣有一个好处就是串讲，但是五臣没有李善有学问，所以经常出错。另外六臣注有两个系统，一个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李善本在前，五臣注在后，叫六臣本，这个是比较晚的，当时叫6家本，不同的版本差别很大。《文选》研究的李善注，五臣本，六家本，六臣本，这四个系列不一样，差别极大。到今天为止，很难做出一部真正的汇校集注原因，难就在难就在这里，宋刻就四五种，这是中国很少见的。海外的《文选》学的研究和白话翻译也有所发展，日本九州大学的斯波六郎，美国的康达维是重要的学者。以上是《文选》的主要内容。最后是《玉台新咏》，编者、名称、成书年代问题。刘跃进老师认为《玉台新咏》是一部歌词，《文选》是读的，《玉台新咏》则是唱的，《玉台新咏》收集了《孔雀东南飞》，这首诗像歌剧，对研究中国的早期说唱文学，有很重要的价值。   4.如何面对经典及当下学术研究之优势当代研究学问的两条路。一条是：研究二流三流的对象，今天基本上做二流三流，不敢碰经典了；另一条路：研究经典。研究经典很难，现在做古代文学、古典文献学、词学、诗学等研究，已经由一流二流三流到不入流。当下做学术研究的优势有三个，1、电子资源，2、出土文献，3、域外文献。有这些充足的文献资源存在，即使被大家研究烂了的题目，当下的学术研究依然有前人所不具备的种种优势，没有必要妄自菲薄，也没有必要孤芳自赏。今天的学术研究可以重新在前人的基础上起步，研究新的问题，运用新的方法，开拓新的领域。

2020年11月17日晚上，北京大学廖可斌教授，首都师范大学赵敏俐教授受浙江大学徐永明教授邀请，在腾讯会议的的线上平台为相关师生做了学术交流。赵敏俐教授讲座主题为《漫谈出土文献对先秦两汉文学研究的影响》，廖可斌教授讲座主题为《关于数字人文研究的效能及其限度的思考》，徐永明教授主持线上会议。赵敏俐教授以1925年王国维受清华学生会邀请公开的演讲为引言，提出了出土文献在中国古文学研究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展开自己的思考。一个多世纪以来出土的大量古文献，如郭店楚锦、上博简、清华简、北大简等，对先秦两汉文学研究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其次，相关文献的出土为我们的文学研究提供了更多的直接或间接的证据，如甲骨文，秦代乐府钟，曾侯乙墓编钟，汉代的大量画像石，从历史、文化、艺术、民俗等多个方面深化并影响着我们的文学研究。出土文献被纳入新的文学史叙述当中，对文学史的认识有了很大的改变。出土文献对先秦两汉文学研究在方法论的影响则更大，1、改变了以往简单的思维方式。2、先秦两汉文学的演变和文本的生成远比想象的复杂得多。3、所见的古代材料太少，不要以现存文献的缺失而轻易否定古人的记载，不要以后代的知识规范前代，慎重对待前人的解说。并引起了三点思考，1、出土文献让我们惊叹中国古代文学内容之丰富，未知的东西还很多。2、出土文献让我们反省，要尊重历史，尊重古人。3、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是互补关系，而不是互相否定关系，他们共同构建了中华文明。将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结合在一起，重新构成是历史赋予我们的良好机遇，是我们应该承担的历史责任。接着是廖可斌教授的讲座，主题是《关于数字人文研究的效能及其限度的思考》（数字人文热中的冷思考）首先廖可斌教授肯定数字人文兴起的必然性、合理性。1、信息时代新技术的发展和运用。2、人们的研究条件，研究环境，阅读方式和手段，研究方法的变化。3、数字时代，人们对人的生活，社会历史的新认识。4、所谓‘新文科’主要特点就是文理交叉为数字人物研究推波助澜。另外，关于数字人文研究有什么功能的问题也做了相应的思考？如大规模数据收集、储存、维护国家信息安全、文献和文物保存、电子化、紧迫性等。随后，廖可斌教授也提出了自己的疑问，数字人文研究效能的限度的问题。所谓'数字人文'的概念，本身还需要推敲，是人文的数字化研究吗？是数字还是数据？'数字人文研究'能不能提出问题，还是对已经提出的问题进行更精准的论证？如果没有新问题，就不知道如何利用数据库，甚至不知道如何做数据库。最后，他认为以阅读、观察、感悟、思考大量文献，关注社会，感受历史系统，掌握人文学研究的中外理论和方法，在此基础上，以数字化为为辅助手段，则更好。当然，更大的学术空间还是要寄希望于既有思想、有情怀，又能熟练用新技术的新一代。

2020年11月29日晚7点，吉林大学考古学院吴振武教授在紫金港校区人文大楼107室做了题为《从〈张黑女志〉谈起——收藏、眼光、学术、常识、旁通》的讲座。该讲座是浙江大学“百年中文”系列讲座之一。讲座由方一新教授主持，池昌海、庄初升、史文磊、王诚、李乃琦等老师参加了此次讲座，前来聆听的学生有“强基计划”汉语言文学专业（古文字学方向）的本科生和相关专业的硕博士研究生。讲座伊始，吴振武老师引用唐兰先生“古文字学的功夫不在古文字”的名言，说明本次选题的初衷是帮助同学们更好地熟悉古代文献、学习古文字。吴老师首先从书法风格和流传过程两个方面对北魏墓志《张黑女志》拓本进行了详细的介绍：魏碑的刀刻痕迹一般都比较重，而《张黑女志》中的字较为扁平，保留了隶书的写法；作为海内孤本，这份文献最初由清代何绍基发现和收藏，民国时期流传到了秦文锦手中，后来又为上海博物馆所藏，现今已经不知去向。其次，通过展示目前可见的各类《张黑女志》字帖的照片，吴振武老师向大家讲解了石印本和珂罗版的优劣，强调辨别整拓本和剪拓本的重要性，又以“遐方悽泣”“遒厚精古”为例介绍了“点三”等涂改方法。吴老师还指出，《张黑女志》拓本的跋文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比如考辨碑别字、反映流传信息等等。最后讲的是“旁通”，《张黑女志》中的“巨禄太守”可以证明“鹿”“禄”通假，这在古文字方面也能得到印证，吴振武老师由此谈到了《诗经·墙有茨》传世文本“中冓”在安大简中的异文问题，颇具启发性。报告结束以后，吴老师跟在场的老师和同学们就“轮廓识字法”、清人对研究六朝别字的贡献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吴老师的报告内容详实、深入浅出，赢得了大家的热烈掌声。（撰稿、拍照：戴佳文）

第四届启真杯浙江大学中文系创意大赛终评会于2020年11月19日13:30在紫金港校区人文学院311举行。本次创意大赛由浙江大学中文系主办，浙江大学中文系教工党支部、《博雅中文》编辑部承办。此次大赛入围决赛的作品共18组，包括小说、诗歌、学术论文、图书策划案等多个领域。此次大赛邀请了浙江大学出版社总编辑袁亚春，浙江文艺出版社社长郑重，中文系教授孙敏强，中文系教授、系副主任兼支部书记陈洁，中文系副教授、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所副所长张广海，中文系百人计划研究员于文等担任评委。各位选手在大赛中，讲述创作的心路历程、表达自己的学术观点、阐述创意策划等，展现各自精彩的作品。潘石昀的现代诗《诗五首》，由中国古典诗歌或文学形象生发而出，融合自己的感悟后“形之于手”；陈琪和陈企依模仿直播的形式展现图书策划《25天逃离焦虑星球——睡前5分钟的焦虑星人自救手册》，用轻松、诙谐的方式讲述大学生的焦虑以及图书的主要内容；陈明鑫的《无恙时代》创作于疫情时期，想象的是没有疾病的时代，但同时，仍以现实为观照，对疫情、权力都进行了深刻的思考；郑哲凡的学术论文《以<拉奥孔>和<洛神赋>为例探析中西早期诗画关系之异同》，对比了《拉奥孔》和《洛神赋》的诗话关系，并分析其背后东西方思想理念的差异。评委们对每部作品都做了细致的点评，袁亚春总编辑认为作品应该再多些创新，学术论文的观点都很巧妙，但形式上可以更简洁，开门尖山即可；郑重社长赞赏选手们的文学创作细腻有新意，并鼓励选手继续创作，对图书策划提出一些改进意见，提出“七秒钟一剑封喉”，希望能尽快抓住读者的注意力；孙敏强老师对选手们的文学创作都做出很高的评价，但希望提交的作品之间有更多的联系；张广海老师认为很多作品都敏锐地把握了时代的痛点，但希望图书策划可以更灵活，形式不必僵硬；陈洁老师认为选手的创作准确表现出现有的人生状态，另外，出版作为应用性的学科，应该有多启示的视角；于文老师对大赛做了总结，并鼓励同学们继续创作优秀作品。一等奖潘石昀（文学创作）诗五首陈琪，陈企依（出版物策划）25天逃离焦虑星球——睡前5分钟的焦虑星人自救手册二等奖陈明鑫（文学创作）无恙时代    郑哲凡（学术论文）以《拉奥孔》和《洛神赋》为例探析中西早期诗画关系之异同三等奖李晓静（文学创作）词四首郑孙彦（文学创作）囍 陈思囡，何思雯（出版物策划）以貌取书：中国当下书籍设计人优胜奖林恒（学术论文）《霍乱时期的爱情》中性与爱的交互关系——基于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的形象占琦（文学创作）赵门风云 王楚婷（文学创作）现代女人 陈愉欣（文学创作）十二月之隙章子怡（出版物策划）探索职业奥秘段雪薇，严鑫（出版物策划）二胎家庭的成长纪念册——大宝必做的五十件事优秀奖陈琪（学术论文）基于社群的科普短视频场景化研究——以抖音社交平台的科普短视频为例屈美辰，王依菲（出版物策划）谁的刀子飞向谁金函雨（文学创作）就算少了妻子生活也要继续袁亚春总编辑为一等奖获奖选手颁奖

2020年10月24日-11月3日，浙江大学-哈佛大学世界顶尖大学合作计划之“冷战与华语文学的关系研究”系列演讲成功举办。鉴于当前全球疫情发展形势，为持续推进与世界一流院校或科研机构开展实质性合作，加强研究生参与国际学术交流，浙江大学鼓励进一步建立与疫情防控相适应的国际合作交流新模式，面向广大学生着力推进在地国际化。2020’浙江大学-哈佛大学世界顶尖大学合作计划“冷战文化与华语文学的关系研究”本计划邀请海内外嘉宾莅临杭州线下举行，被迫调整为线上交流模式，邀请部分项目合作者进行线上开放演讲，此次系列演讲由项目合作嘉宾线上讲座（中英文演讲）和问答环节（中英双语交流）两部分组成。本次论坛由浙江大学人文学院主办，浙江大学海外华人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承办。为了开拓本校学生视野，人文学院与中文系诚挚邀请了8位国际知名学者，他们分别来自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系、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和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此次系列演讲嘉宾有：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与东亚系王德威教授、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与东亚系Karen L. Thornber教授、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容世诚教授、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樊善标教授、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系博士候选人陈济舟、美国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博士候选人陈芳代、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系博士候选人海鹏、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系博士候选人黄丁如。其中王德威教授为本次顶尖大学合作计划项目的合作方，而其他7位学者都是本次项目的合作成员。另外，哈佛东亚系李洁教授在9月3日进行的关于新中国建国初期电影游击战的精彩演讲，也本合作的组成部分。系列讲座主要以演讲嘉宾研究领域的前沿问题，围绕冷战文化与华语世界的关系展开深入、具有前瞻性的探讨，系列讲座吸引了海内外知名高校师生、作家、文化工作者参与，对外开放的讲座场场爆满，其中参与的嘉宾包括赵稀方、刘俊、宋明炜、张翎、周洁茹、陈楸帆等海内外知名教授、作家。10月24日上午8:00，在浙江大学海外华人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金进研究员的主持下，本次会议开幕。王德威教授出席了开幕式，他充分肯定了冷战文化与华语文学这个研究课题的重要性和前沿性，希望通过这一系列学术演讲推动华语文学的研究，并衷心祝愿本次系列演讲取得成功；同时，王教授也透露明年会在哈佛举行同论题学术会议的计划，邀请大家共聚波士顿。接着，由美国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博士生候选人陈济舟开启本次系列演讲，他是王德威教授的学生，也是本项目的参与者，讲座主题为“隐物与幽命：文学与现实中的人情物意”（“Concealed Things and Latent Life: The Human-Thing Entanglement between Fiction and Reality”）。陈济舟以“隐物”和“幽命”破题，从知识领域、地理位置、时间坐标三个方面解释他如何以西方的理论去打破和建构建筑、园林和文学、历史之间的关系。他从小说家王安忆的长篇小说《考工记》开始，从文学、历史、建筑、法律和田野调查等多个方面，再次带领大家进入上海十八世纪老宅“书隐楼”，讲述“书隐楼”所引申的新闻与故事。近年来，“后人类”研究和“新唯物主义”在全球学界和文坛成为风尚，陈济舟从不同的人间情境和历史的演进轨迹中寻找人、物和生命的内在联系和张力，以另一套情物交织的人生观、世界观和宇宙观去揭示了文学于生活中隐幽的人、物以及生命的真相。他在带领大家进入“书隐楼”故事的同时，也为参会的学者和研究生们打开了新的研究思路的一角。陈济舟演讲之后，是本次系列演讲的第二场，由美国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博士生候选人陈芳代为我们分享了主题为“错位的前卫：二十世纪华语语系及欧美跨文化语境中的文学与政治”（“The Untimely Avant-garde: Literature and Politics in 20th-century Sinophone and Anglo-European Transculturations ”）的演讲。陈芳代以本场演讲的关键词“错位”和“前锋”切入，针对西方学术体系里的前卫/先锋研究究竟是二十世纪初昙花一现的历史现象还是经久不衰反复革新的艺术风格这一辩论，她指出将视野转向可以为前卫/先锋研究带来全新思考却一直不被重视的华语语系世界，从而探究前卫/先锋这一概念在二十世纪的华语语系和欧美文学的跨文化互动中的艺术和政治意义。同时，同样重要的还有华语语系文学与欧美文学在二十世纪中的跨文化运动，带有前卫/先锋性质的这些互动也再一次指向欧-亚在彼此的文化现代性的形成中的相互影响。10月25日上午8:00到下午1：00，美国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博士生候选人海鹏和黄丁如，分别为我们带来了主题为“中国当代边疆民族文学研究的理论框架和假说”（Critical Methods and Hypotheses in Reading Contemporary Ethnic Frontipheriats in China）和“‘人，机器与诗’：试谈文学与媒介研究方法”（Man, Machine, Poem : Approaches to Literature and Media Studies）两场讲座。中国边疆民族文学的书写正在蒸蒸日上的势头。前有阿来成为国际瞩目的藏族作家；后有两栖作家万玛才旦叱咤国际影坛,成为“藏地电影新浪潮”的领军人物；近有宁夏南部山区西吉县出现多位获奖回族作家的集群，及至获得“中国文学之乡”的殊荣。中国边疆民族的文学在表达什么，一时成为海内外文学批评界和社会地理学界不能忽视的重要研究课题。海鹏以近年来英文学界研究边疆民族文学的三个主要理论框架为视角，考察近二十年来边疆民族文学的创作里程。与此同时,海鹏提出关注边疆民族作家在中国职业作家创作体制里具体生存境遇的必要,重新审视边疆民族作家在国家与本民族之间双向媒介的特殊地位,展示他们如何过滤，清晰，和模糊-国家至上-消费主义-和本民族自信-三者之间的复杂关系。最后,海鹏推介了九十年代以来边疆民族作家梯队中多位显赫的“大佬”和几位勤劳与智慧兼备的“新星”以飨各位同仁对本讲的关注。黄丁如由她的博士论文《动物与机器之间：二十世纪中国的战时生态、科技与现代主义》切入，通过厘清三四十年代中国文学与大众媒体中的生态意识与无意识，思考战时生态如何迫使知识分子与艺术家在动物与机器之间，身体的物质性与媒介性之间去重新理解“人”的位置。黄丁如以其博士论文中的三项个案研究为例，涵盖毒气战争与中国科学小说，油印机与前线文学，以及日本生物学家西村真琴跨越国境的机器人涉及、生态研究与文学实践，讨论了文学中与媒介研究的几种可能的办法。10月24日、25日的四场演讲非常精彩，也引发了海内外老师和研究生们的积极发问和热烈讨论，演讲一直持续到下午1:00。因为北京时间和波士顿时间时差12小时，嘉宾们都在波士顿深夜为我们演讲和交流，参与的师生们都为演讲嘉宾的敬业所感动。10月27日上午10:00到下午1:00，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教授容世诚做了一场题为“从‘廉纸小说’到‘冷战文学’：上海-香港-新加坡”（“From Pulp Fiction to Cold War Literature: Shanghai-Hong Kong-Singapore”）的演讲。容教授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教授，1992年获得美国普林斯顿东亚系文学博士学位，曾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主任。研究方向有中国戏曲史、香港地区的中国戏曲、中国通俗文学与文化、亚洲地区冷战文化、中国方言电影、新加坡华人的阅读史。已出版学术著作：《戏曲人类学初探：仪式、剧场和社群》（1997）、《粤韵留声：唱片工业与广东曲艺（1903-1953）》（2006）、《寻觅粤剧声影：从红船到水银灯》（2012）、《海内外中国戏剧史家自选集：容世诚卷》（2018）。容教授论述了战后香港“廉纸小说”的生产流播，旁及小说出版和电影工业关系。容教授开宗明义，指出“廉纸小说”一词翻译自英语'pulp fiction'，泛指印刷在纸质粗糙杂志的通俗小说。他这场讲座聚焦于香港“虹霓版社”和“环球出版社”的出版活动。“环球出版社”创立于上海，五、六十年代成为香港通俗文学的生产龙头，出版侦探杂志《蓝皮书》、武侠小说杂志《武侠世界》、以及俗称“三毫子小说”的“环球小说丛”。“虹霓出版社”的《小说报》则是文化冷战产物；是受美国政府资助并标“一份报纸的价钱，一本名作家的小说”，销售于香港、台湾、新加坡、菲律宾等地区。容教授更以香港著名作家刘以鬯作品《新加坡故事》为例，阐述了《小说报》的冷战性质。11月3日上午9:30到下午12:30，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教授樊善标以“报纸副刊研究的原理与实践——以香港文学为例”为主题展开演讲。樊教授在讲座伊始即指出报刊作为史料与其他文献最显然的区别在于报刊具有大量明确的时间标记，因而在重读报刊的过程中，可以通过报刊重构出确凿的过去。樊教授认为，由于资料保存及整理不尽人意，过去的香港文学研究者多取材于单行本，而较少运用作为作品更早期载体的报纸、期刊。他进一步指出近年来香港报刊研究遇到的两个问题：一是材料的份量远较单行本庞大，二是报刊媒体深深嵌入具体的社会时空中，需要研究者掌握大量背景资料才能深入研究，而在目前的香港，这些资料鲜有系统化地保存下来。最后，樊教授以自身的研究为例，探讨了在运用报刊材料研究香港文学时，克服海量文字，搜罗、整合相关的信息，来建构课题。11月3日晚上19:00到10:00，美国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与东亚语言与文明系唐丽园Karen L.Thornber教授压轴开讲。Thornber教授现任美国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与东亚语言与文明系Harry Tuchman Lexin教授，哈佛大学赖肖尔日本研究所代理所长，曾任哈佛大学亚洲中心主任。2006年获得哈佛大学东亚系博士学位。研究领域涵盖世界文学、东亚以及印度洋环带区文学与文化。Thornber教授以研究文学文献为基础，挑战包括生态文学与批评、后殖民主义、创伤、文学与全球健康等不同的前沿课题。已著有专注有《帝国的文本互动》（Empire of Texts in Motion,2009）、《生态含混：环境危机与东亚文学》（Ecoambiguity: Environmental Crises and East Asian Literatures,2012），以及另有译著Toge Sankichi and the Genbaku shishu. Thornber教授的演讲是本次系列演讲中唯一一场全英文演讲，主题是“全球化疗愈：世界中的医学人文和中国文学”（“Global Healing: Medical  Humanities and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World”）。Thornber教授以跨文化与跨学科的研究视野向大家介绍了医学人文学的定义、相关范例及研究前景，洋洋洒洒讲了两个小时，她跟同学们交流的时候，说她为了准备这场演讲，凌晨4点半起床（波士顿时间），就是怕误了演讲，大家都为Thornber教授的认真敬业所感动。她以自己最新出版的《全球化疗愈：文学、宣传、关怀》一书为主，从新冠肺炎全球肆虐的当前语境下出发，首先探讨了因疫情而引起的污名化和创伤问题。唐丽园教授表示，COVID-19与艾滋病、麻风病等疾病的区别不仅在于有着不同的症状、感染率和传播方式，更关键的是前者涵盖的人群范围更为广泛。她进一步指出，尽管这些疾病存在这样那样的不同之处，但围绕着它们展开的污名化和歧视是相似的。而抵制污名化则需要通过全面实施以人为本的护理以使医疗保健更加人性化，否则个体的痛苦将持续存在。其次，她认为公共危机下医疗资源分配不均而导致的“结构性暴力”问题同样值得关注。在美国有数百万人由于种族、性别、移民身份或社会经济地位等而遭受到医疗资源的不平等待遇，这不仅对控制和消除疾病提出了严峻挑战，而且也阻碍了病人的痊愈和幸福感的获得。最后，唐丽园教授对李师江的《医院》、王晋康的《四级恐慌》等作品进行了细致分析，提出文学作品和文学研究不仅强调了幸存者所遭遇的深刻创伤体验，使读者对他人的痛苦怀有同理心，还为灾难中的个体提供了一种对抗困境和表达意义的新途径。在最后的交流环节中，同学们热情不减，中文系博士生李一扬、张之羽、朱钰婷、陈璧君、倪子惠、赵倪聪、周诗寒，硕士生梁钺皓、石静媛、章懿颖、舒芯、张怡等人都提前阅读过Thornber教授的新书《全球化疗愈：文学、宣传、关怀》，也曾与金进老师讨论过，大家都有备而来，他们虚心向Thornber教授请教。如周诗寒提问：“伤寒玛丽”事件当年在美国影响很大，之后其逐渐污名化成为了某种文化隐喻，并开始进入日常生活语言之中。我想知道今天的美国如何看待它，我们又将如何对其去污名化？再如朱钰婷问：我注意到有很多小说或是散文都是从正面去塑造战胜病魔的精神。这些带有光明面的英雄志性质书写，不仅呈现出过度单一的观点，还掩盖了医病关系的某些阴暗面。事实上，医学对于人的身体有着非凡的优势和控制力。一些科幻作家在创作的时候也会把医院作为一个权力空间去描写，并且关注病人在这个空间中是怎样被纳入到一个被支配的秩序之中。请问这样的小说会对读者产生一种疗愈功能吗？再如张之羽问：当处于一个平常的状态时，社会上只有一小部分人生病，因此资源不会紧张，那么这个时候方方面面的关怀都是可行的。但是当疫情爆发时，每个人都立即和疾病联系起来，资源也突然紧张，甚至我们有时候为了大局不得不牺牲一些个人利益。比如这次新冠封城，人们都需要得到治疗，但是资源紧张时医生应该给谁用呼吸机呢？显然，很多矛盾一下就集中爆发出来了。请问这种情况下文学应该如何去发挥治疗作用？后疫情时代对文学在发挥治疗作用上提出了什么新的要求？这些问题Prof. Thronber都一一耐心回答，展示其跨学科视野的强大知识背景和理论素养。回顾整个系列演讲，王德威教授的开场振奋人心，激发线上线下学者、研究生们的研究热情，也为华语文学研究界指出前进和探索的可能方向。Thornber教授、容世诚教授和樊善标教授则各自聚焦当前学术界不同学科的前沿问题，从不同角度发表真知灼见，引人入胜，令人深思，引发了线上线下学者和学生们的热烈响应，也展示出“冷战文化与华语文学的关系研究”这一研究项目的学术魅力和发展路径。四位哈佛大学博士生候选人，都是王德威、Thornber和李洁教授所指导的博士生，也是哈佛大学东亚系、比较文学系的研究助理和课程助教。他们也从自己的研究领域出发，诚挚地与同学们分享自己的研究心得和研究方法，使得讲座成为了一场学术同行们交流的盛宴。整个系列演讲精彩纷呈，线上线下各位知名学者的诘问和切磋，这种唯学术的交流过程，为线上线下的学生们开拓了研究视野，也领略到学术面前实事求是的钻研精神。最后，本次讲座的筹办者金进研究员感谢线上线下海内外各位师长朋友和同学们对2020年“浙大-哈佛世界顶尖大学合作计划”的鼎力支持。感谢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比较文学系的诚意合作，感谢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和东亚语言与文明系Thornber教授和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容世诚教授以及香港中文大学樊善标教授的精彩演讲，感谢浙江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领导和同事们的大力支持，感谢浙江大学中文系和其他海内外高校研究生们的热情参与，也感谢会务团队的辛勤劳动。同时，他也勉励同学们开阔自己的研究视野，踏实做学问。在线上线下同学热烈的鼓掌声中，本次系列学术讲座圆满结束。 “冷战文化与华语文学的关系研究”受浙江大学国合处资助，是2020年浙江大学世界顶尖大学合作计划的立项项目，项目合作方是哈佛大学，项目负责人是浙江大学海外华人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金进研究员。本项目旨在助推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落实全球开放发展战略，进一步推动浙江大学人文学院与哈佛大学东亚文明与语言系、比较文学系、亚洲中心、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的合作，加强东西方大学学术之间跨学科、跨文化、跨语际的学术交流。2020年浙大-哈佛世界顶尖大学合作计划之“冷战文化与华语文学的关系研究”已取得圆满成功。系列演讲将结集出版，同时合作双方有了进一步的接触，浙大师生所展现出来的务实的合作态度、扎实的学术基础、自信的学术姿态和流利的双语水平，都让哈佛教授们赞叹不已，这也为进一步深化未来合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2021年，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和中文系将邀请更多的哈佛和世界顶尖学府学者在人文学院开讲华语文学与文化的前沿课题，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品牌学术合作活动，促进双方人文学术交流，同时，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将落实与哈佛相关机构的文科领域的合作项目，持续推进与世界一流院校、科研机构的实质性合作，为助推浙江大学成为世界一流大学而不懈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