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2月3日，复旦大学黄霖和陈维昭两位教授受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徐永明教授的邀请，在腾讯会议为相关师生做了线上学术报告，黄霖教授的演讲题目是《古代通俗小说文献校读的10个观点——以金瓶梅为中心》，陈维昭教授的演讲题目是《“新红学”的本质究竟是什么？》，会议由徐永明教授主持。

以下内容根据讲座整理。

黄霖教授主要运用文献的版本、校刊等方法应用到小说研究。主要是围绕校读问题，问题虽小却蕴了细致的文献功力，内校的方法包括异字、异形、俗体、多寡、有无、避讳、扉页、图像、板刻、板损等十个方面，另外是通过文意的外校方法。

接着是具体的方法和例证，异字的方法，例子是崇祯北京国子监：毕竟月娘没心，崇祯內府刻本：毕竟月娘深心。异形的方法，说的两种写法。俗体的方法，张评吉林大学本和张评大连本的区别。

有无，卷7题新刻金瓶梅词话卷之七，卷9题新刻绣像批点精词话策划卷之九。避讳，词话本第17回，在兹堂本和姑苏原本的对校。

图像，根据图像可以看出精粗和多寡，目前所见原王孝慈藏本最精，被认为初刊的首图本，内阁本既粗又简。板刻，后者多为商人牟利，偷工减料，插图和俗字。关于以上诸种校读方法，黄霖教授做了详细的对比和分析。

接着陈维昭教授关于新红学的思考，他首先提出的问题是“新红学”的本质究竟是什么？根据新红学100年是如何被解读的做一个历史的梳理。

新红学和作者考证和版本考证区别在哪里？鲁迅，冯其庸，蔡义江等先生也是新红学的派别吗？他们与胡适、周汝昌新红学相比，少了一些什么？

胡适的考证虽然合理但毕竟是考证，和文学批评不能相提并论，他的问题是红学家圈子中的问题，不是文学批评家圈子中的问题。新红学之所以新，不是因为他第1个把考证的方法运用到小说研究上，即把乾嘉的学术范式用到了小说研究上，最早把乾嘉学术的方法运用到通俗文学研究上的是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在古典小说研究领域，胡适也用同样的方法，胡适、王国维他们共同影响了其后的学术史和文化史，这是新红学的文化生态。

其实在民国时期，胡适新红学基本上在两类学者中产生影响。一类是从事红楼梦的作者与版本研究的学者，一类是从事小说学、文艺学的评论家。

最后是作为政治意识形态的新红学。建国初期，胡适作为小资产阶级出身，地主资产阶级教育下成长的文艺工作者。因思想改造，掀起了大规模的批判胡适的运动，学术界、高校界纷纷响应，李希凡、蓝翎在1954年9月《文史哲》发表著名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批评胡适与俞平伯的唯心论。而到了1973年，余英时在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做了一个题为《红楼梦的两个世界》的学术讲座。用新典范的概念研究红楼梦，首次从学术范式的意义上讨论新红学。

胡适以来，新红学派大约有这些人组成，胡适、俞平伯、顾颉刚、周汝昌等。当对“新红学”溯源之后，整个新红学的历史的研究脉络就出来了。

以上内容是两位教授以《金瓶梅》和《红楼梦》为例子，在通俗小说研究种的思考和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