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5月11日，浙江大学文学院与上海古籍出版社于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开展交流洽谈。上海古籍出版社是浙江大学文学院的重要战略合作伙伴和学生就业实习对象单位，本次座谈会是继2022年浙江大学文学院与上海古籍出版社签订三项合作协议后首次线下交流洽谈，对双方来说意义重大。 上海古籍出版社总编辑奚彤云、古籍出版中心主任杜东嫣、第一党支部书记查明昊等、浙江大学文学院院长冯国栋、副院长真大成、古代文学与文化研究所所长周明初、古籍所副所长王诚、古典文献学专业副主任陈东辉、古代文学与文化研究所教授何诗海、百人计划研究员赵江红、综合办主任王国英参与本次座谈。座谈会由学院副院长真大成主持。交流会伊始，上海古籍出版社参会人员在文学院老师陪同下参观了浙江大学党建馆，共同接受了红船精神教育，回顾了我校历史沿革，增进了对近年来我校党建成果以及在不同历史时期涌现出来的优秀师生榜样的了解和认识，并一起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浙江大学第十五次党代会作出的重要指示，对如何创新党建形式、增强党建效果、打造高质量党建品牌交流了意见。 随即两方移步成均苑四幢107会议室，开始交流洽谈。浙江大学文学院院长冯国栋对上海古籍出版社一行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并对文学院专业构成、师资力量等基本情况进行了介绍，他指出浙江大学文学院与上海古籍出版社有着良好的合作传统，在许多项目上已经合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期待两方能赓续优良传统，彼此加强沟通交流，促进合作广泛化、深度化，在已有的合作基础之上再立新功。 上海古籍出版社总编辑奚彤云对文学院的热情接待表示感谢，并从规模结构、研究类型、出版物数字化进展等多个方面概述了出版社的基本情况，她认为两方的合作是大有可为的，希望能和浙江大学多沟通、与文院老师们多交流，熟悉学院正在进行的项目情况，从实际情况出发开展更为深入的合作，实现双方共赢。上海古籍出版社古籍出版中心主任杜东嫣、第一党支部书记查明昊等相关业务领导介绍了各中心与编辑室的具体负责业务、目前接手项目与未来规划，他们表示上海古籍出版社随时欢迎文学院老师发挥自身优势、结合研究方向一起合作开展项目。 浙江大学文学院参会老师们对上海古籍出版社的邀约做出积极回应，各位老师们详细介绍了个人和研究所的研究领域与方向、正在开展的课题研究项目、遇到的问题等多个方面的具体情况，并对在未来如何与上海古籍出版社开展更深层次合作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与构想。 “以文会友，以友辅仁”座谈会在热烈而友好的氛围中落下帷幕，双方就业务合作、党建共建、学生就业实践等多个方面达成了一定共识，期待双方能携手共开新局，为文化事业做出更大贡献！

 2022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明确“以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建设为抓手”，将“关联形成中华文化数据库”作为重点任务。为响应这一号召，继续推进科技和文化进一步结合，宣传浙江文化，2023年5月11日上午，杭州市科技工作者服务中心主任蒋晓斌、副主任叶雪华、办公室主任过黎敏、学会联络部部长卢丹、专职党务干部杨鹏博和联络部工作人员吴泽楷走访了浙大文学院数字人文研究中心。杭州市科协常委、食品营养学会理事长、浙江大学生工食品学院教授沈立荣陪同来访。来访者与浙大文学院数字人文研究中心主任徐永明教授及其团队成员就数字人文领域的前沿技术和应用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徐永明教授首先介绍了海外数字人文平台建设的理念和实践背景，接着介绍了浙大的“学术地图发布平台”和“智慧古籍平台”。徐教授说，“学术地图发布平台”由哈佛大学和浙江大学共同搭建，经过近五年的建设，已有1900余幅数字地图，其中人物行迹图有700余幅，分布图有1200余幅，共有80多个国家的读者访问了该平台。徐教授向来访者演示了李白、杜甫、苏轼、竺可桢、钱学森等名人行迹图，又演示了带有航拍视频的985和211大学分布图、带VR的浙江省博物馆、纪念馆定位图及《全宋诗》涉浙江诗歌定位查询图。徐教授说，根据国外学者的研究，人类的活动信息，58%以上的信息与地理位置有关，欧美等国均在建设地理信息平台，中国也应追赶，避免话语权旁落他国。 徐教授又演示了“智慧古籍平台”的功能。徐教授说，平台采用了知识图谱理念和大数据技术，将古籍文献智能化、图谱化和可视化。平台的线上众包作业，改变了传统古籍个体作业的整理范式。目前有六百多名师生线上参与古籍的OCR校对、标点校对、标引校对及审核工作。发布后的古籍，地名可以定位，人物、职官及词语可以关联词典，从而给读者增强了文本阅读的时空感，减少了古籍阅读的障碍。平台还可根据行政区域检索著述、著者及篇目，人物有世系图、社会关系图。相较传统纸质文献，经过智能化处理的线上古籍文字就“活起来”了。平台也有很多一流学者的讲座视频，因此受众很广，共有30多个国家的读者来访问。徐教授说，马云建设了“经济大数据”，但浙江是文化大省，更需要建设文化大数据，“智慧古籍平台”正在为打造文史大数据平台而不懈努力。徐教授希望平台能得到杭州市科协的支持，双方今后可加强交流和合作。 市科技工作者服务中心的蒋晓斌主任介绍了中心的性质、构成和基础功能，并对两个平台都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这对于文化保护和数字化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前景非常广阔。蒋主任还提到5月30日是我国科技工作者日，今年的主题是“人工智能与互联网”，和徐教授的成果密切相关，希望为徐教授团队的平台宣传作出努力。双方都表达了进一步加强合作的意愿，共同推动科技与文化结合，为文化大数据体系建设注入新的动力。

编者按：浙江大学文学院的正式成立，是有百年传承的中文学科发展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时刻。成立以来，学院心怀“国之大者”，聚焦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努力构建有中国气派、浙大风格的一流中文学科。对照“培养堪当民族复兴重任时代新人”的育人目标，对照建设世界一流中文学科的发展目标，为进一步实现学科高质量内涵式发展，学院制定了2023年调研学习工作计划。4月25日上午，浙江大学文学院院长冯国栋、党委书记李铭霞带队访问南京大学文学院，学院综合办、人事科研、教育教学相关科室人员一同参加了此次调研。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董晓、党委书记倪蛟、副院长傅元峰、副院长童岭、人事秘书张晓明、研究生办公室主任马晓娜、学院图书馆馆长黄静等参加了座谈交流。董晓院长对我院一行的来访表示热烈欢迎，并就南京大学文学院的人才培养、师资队伍、教育教学等情况做了介绍。冯国栋院长对南京大学文学院的热情接待和介绍表示感谢，并简要介绍了浙江大学文学院在学生培养、人才引育等方面的情况。与会人员就学科与人才队伍建设、拔尖人才培养等主题进行了深入交流。调研团队还参观了南京大学文学院域外汉籍研究所的资料室。本次调研座谈进一步深化了我院与南京大学文学院的情谊和联络。通过开展调研，学习兄弟高校在学生培养、人才引育、学科科研、社会服务、文化传承等方面的亮点和特色，为学院高质量发展打开新思路、寻求新方法。此次调研学习，也是本学期学院重点工作“教育教学大讨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希望通过学习交流和有益探索，进一步解决在教育教学中遇到的切实问题，推进学院教育教学改革，不断提升办学质量和办学水平，切实担负起“培养堪当民族复兴重任时代新人”的重责大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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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4月18日上午，浙江大学文学院“有闻”系列学术讲座第十一讲在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成均苑4幢107会议室顺利举行。本次讲座由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特聘教授、南京大学域外汉籍研究所所长张伯伟老师主讲，主题为“东亚书籍史研究方法的再检讨”。讲座由浙江大学文学院院长冯国栋教授主持。张伯伟教授师从程千帆先生，主要从事中国诗学和域外汉籍研究，著有《回向文学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研究》《全唐五代诗格汇考》《域外汉籍研究入门》等，主编《域外汉籍研究集刊》《朝鲜时代书目丛刊》《日本世说新语注释集成》等。在本次讲座中，张老师围绕东亚书籍史研究方法展开，通过梳理东亚文献学和书籍史研究的近代学术史，指出文献学是研究的起点而非终点，东亚书籍史的研究不仅要研究新材料，更要有新问题、新理论和新方法；同时，要关注东亚书籍史中政治因素的决定性作用和阅读史两个方面的研究，以求将书籍史的研究推向更为深入、广阔且有趣的领域。张老师首先回顾了20世纪以来文献学研究方法的“西学东渐”，特别是以19世纪流行的德国兰克（Leopold von Ranke）史学为代表的重视新材料挖掘的实证主义思潮的传入，强调“原创研究”和新材料的挖掘，与清代重视考据的乾嘉朴学互相呼应，对二十世纪初的文史学者（如陈寅恪、傅斯年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关于已有的研究方法，张伯伟教授指出，真正的东亚书籍史研究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发轫，并在本世纪初形成高潮，研究的方法、范围、价值、问题意识都有了一定的开拓。然而，以往对书籍交流的研究方法本质上只是一种文献学方法。文献学（philology）的方法在百年来的文史研究中，帮助中国的人文学者获得非常不错的成绩，是学术研究的起点和必要前提，但文献学的考察只能帮助研究者获得一些较为正确的知识和被掩盖的事实，无法进一步理解这些知识和事实背后的意义。张老师以《世说新语》和隋代杜正藏《文章体式》在朝鲜和日本的传播为例，指出文献学的方法仅能考察两部文献在东亚的流通史，但其背后所涉及到的问题，如为何《世说新语》只在日本形成“《世说》热”，《文章体式》在“书籍环流”中对日本文学批评史有何影响等，是文献学方法无法解决的领域。因此，学者需要将研究目光投向“过滤器和控制器”，即“读者所在的物质及文化环境”。接着，张伯伟老师介绍了近代西方书籍史的研究，以1958年费夫贺和马尔坦合著《印刷书的诞生》为开启标志的书籍社会文化史研究，虽然逐渐有“必须在范围上跨国际，方法上跨学科”的意识，但在方法上仍处于萌芽阶段，有待继续挖掘。欧美书籍史的理论模式和研究方法，强调图书贸易超过书籍本身，对东亚的书籍史研究产生了较大影响，从而遮蔽了东亚书籍史上更重要的方面，即王权等政治因素对东亚世界的书籍交流的影响。因此东亚书籍史研究的工作重心是针对与欧美书籍史拥有较大差异的现象——政治权力的层层渗透，以及欧美书籍史研究中的薄弱环节——阅读史这两个方面，在与西方书籍史研究对话的同时，形成东亚书籍史研究的新视野和新方法，在新的比较浪潮中做出贡献。最后，张老师举例说明“政治过滤网”对东亚书籍交流产生的正面和负面的影响。正面影响如赐书，反映了特定时代的国家意识形态由上而下、由中心而边缘的强推方式，从而影响地方、乡校、书院、个人家藏的书目。负面影响如禁书，政府往往严格阻止最涉及政治内容的书籍的流传，艳情小说因此“有禁不止”，中国、日本、朝鲜皆是如此；但清代严苛过甚则事与愿违，民间广泛知晓的三百余种禁书或成为朝鲜人潜在的购书导向。政治因素还对图书贸易有所影响，如日本江户时代对基督教书籍的检查制度、日本平安时代和明治维新时对《孟子》的排斥，都体现了政治对书籍流传的干预。此外，张伯伟老师提到书籍的内容、署名、字体、装帧、收藏等诸多方面也受到政治的影响，都反映了政治因素与书籍史或远或近的关系，体现了东亚书籍交流不同于欧美书籍史的独特面貌。讲座的最后，主持人冯国栋老师总结发言，认为张伯伟老师的整场讲座体现了张老师对学术史的高度自觉，对研究方法的审视和反思。题目中的“东亚”概念有双重意义，不只是相对于中国的东亚，更是相对欧洲的东亚，张老师提出的政治因素，对东亚和世界的书籍史研究来说都意义重大，值得深思。提问环节中，在场的老师和同学纷纷向张伯伟教授请教。在热烈的鼓掌声中，本次讲座圆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