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5月9日下午，由浙江大学文学院、径山禅宗文化研究院合作举办的“浙大·径山讲堂”第九讲在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成均苑4幢900室成功举行。本次讲座由北京大学哲学系王颂教授主讲，题为“东晋名士的清谈与参佛”。讲座由浙江大学文学院院长冯国栋教授主持，吸引了校内外许多听众参与。王颂教授从历史背景、思想内涵及社会影响等多个维度，深入探讨了东晋时期清谈文化的特点及其与佛教的互动关系。

王颂教授指出，清谈源于东汉末年的清议，最初是士大夫品评人物、选拔人才的政治活动。随着魏晋时期政治环境的变迁，清谈逐渐从具体的人物评议转向抽象的玄理讨论。清谈逐渐成为士族彰显文化优越感和维系身份认同的重要工具。王颂教授以《世说新语》中的记载为例，描述了王导、殷浩等名士通宵达旦的清谈场景，并强调清谈不仅是智力游戏，更是士族阶层文化修养的体现。此外，清谈的排他性也强化了士大夫群体的内部凝聚力。但清谈“祖尚浮虚”的作风也被后人诟病为“清谈误国”的象征。王颂教授认为，这一现象需置于特定历史背景下理解。东晋时代清谈的流行与门阀政治有密切关系。此外，清谈中的“方外主义”倾向，反映了儒教衰微后个体对生死与终极问题的关注。

而清谈的抽象性为佛教义理的讨论提供了空间。东晋清谈继承了东汉以来考核名实、辩名析理的传统，自才性同异发展为有无本末、空有，乃至六家七宗之义、三教均善等问题。王颂教授继续指出，东晋时期，佛教与清谈文化深度融合。东晋高僧往往具有清谈家形象，他们或善于辩名析理，或好无之谈，或嘉遁任达，或积极参与玄学问题的探讨。如支遁、慧远等不仅精通佛理，还擅长玄学辩论，其形象与名士高度相似。僧人通过参与清谈，既提升了自身的社会地位，也推动了佛教的本土化。但与此同时，王颂教授指出，六朝清谈融入毗昙学、般若学等新内容，其目标未必指向解脱觉悟，更多的是士大夫阶层穷理尽性的智识行为、心灵抚慰，甚至是阶层文化优越感的体现。而随着南北朝政治格局的变化，清谈逐渐淡出历史舞台。佛学在隋唐以后逐渐摆脱玄学色彩，走向独立发展。

王颂教授的讲座深入剖析了清谈的文化内涵与历史意义，揭示了其作为士族身份象征和思想载体的双重角色。清谈与佛教的互动，不仅丰富了东晋的思想图景，也为理解中国文化中的儒释道融合提供了重要视角。讲座最后，有听众提出南宋士大夫对魏晋风度的效仿问题，王颂教授回应称，这种文化上的共鸣更多是广义的精神延续，而非对东晋清谈的刻意模仿。讲座为听众带来了一场思想盛宴，并在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