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7日，“新文化”与“新文学”的多元创生：纪念《新青年》创刊11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杭州之江饭店举办。会议系2025年浙江省社会科学界学术年会系列活动之一，由浙江大学文学院、浙江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主办，浙江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所承办。来自北京大学、浙江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日本早稻田大学、浙江师范大学等高校和科研机构的60余位专家学者参会。浙江省社科联党组成员、副主席徐健，浙江大学文学院副院长何诗海教授，中国现代文学馆常务副馆长王军，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北京师范大学刘勇教授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由浙江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浙江师范大学高玉教授主持。开幕式上，徐健副主席向莅临大会的学者表示热烈欢迎。他肯定浙江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成立二十多年来，积极推动学者之间交流互动，有力引领了本省现代文学研究的发展。研究会既格外关注浙江地域文化与新文学的关系，又密切关注全球化、科技发展对新文学的影响，从而将地域性与世界性融为一体，开创出立足浙江、面向全国、对话国际的学术格局，为繁荣发展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做出积极贡献。徐健副主席表示，1915年《新青年》创刊，以“德先生”和“赛先生”为旗，极大推动了思想启蒙运动与文学革命的展开，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因此，纪念其创刊、返顾“新文化”与“新文学”、发掘并还原历史丰富性，不仅有助于继承优秀文化遗产，也有助于推动我们更加科学辩证地认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浙江大学文学院副院长何诗海教授在致辞中指出，浙江在新文化运动的多元展开过程中，始终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浙江不仅是《新青年》早期作者的主要来源地之一，更孕育了鲁迅、茅盾、郁达夫等一批重要文学家与思想家。浙江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所在吕漠野、张仲浦、郑择魁、陈坚、张颂南、吴秀明等几代学人的共同努力下，始终致力于推进学科的历史建构与理论创新，构建起了特色鲜明、内容多元、视野复合的研究体系。中国现代文学馆常务副馆长王军在致辞中认为，新文化与新文学由多元力量碰撞产生，绝非单一叙事能够涵盖，因而具有丰富多元的图景，相关研究应以更开放的视野看待历史、赓续文脉。他还介绍了中国现代文学馆在整理保护新文化运动文献方面的成果。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刘勇教授强调，纪念《新青年》本质上就是在叩问现代文学研究的基础与方向。《新青年》开启了新文学最早的文体实验、形式创新、理论创新，也打开了古今对话、中西互通的桥梁，更建构了文学与社会、历史、哲学、经济、政治之间的互动空间。对于《新青年》，学界不仅需要以其为起点，探寻新文学发生的历史真实，更需要以其为原点，重新校准文学与文化研究的目光。大会主题报告环节，与会学者从不同视角出发，共同深入剖析了“新文化”与“新文学”的复杂肌理，兼具问题意识、理论视野与史料方法，体现了研究的纵深感与丰富性。首先是一批立足于宏观视野，对“新文学”核心问题进行重新反思的主题报告。刘勇教授从“为什么是五四新文学而不是新文学五四”的问题出发，揭示了现代文学与政治启蒙的深刻关联。对于“新文学”的形成，北京大学王风教授认为它是由文明交流、知识观念、物质载体等多元现代性要素汇流而成的结果。浙江财经大学周保欣教授从理论出发，反思了现代文学的底层逻辑，对其中蕴含的二元对立认识论框架进行了阐释。浙江工业大学张晓玥教授进而指出五四新文化具有双重性，需辩证审视。浙江省社会科学院项义华研究员同样关注到了“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的复杂纠葛，并对此作出辨析，认为二者实际上分属政治运动与文化启蒙的不同脉络。大会主题报告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围绕具体人物个案展开，揭示“新文学”与“新文化”的复调特点。北京大学高远东教授通过对新文化运动多位领袖人物的考察，指出这场运动并不存在统一的主体。王军常务副馆长以新文化运动的“非中心人物”高语罕为中心，进一步论证了历史现场的复杂境况。对于新文化运动不同群体的独特个性，杭州师范大学张直心教授以“火气”“清气”为喻，为理解新文化知识者的精神气质提供了新颖视角。浙江大学陈奇佳教授聚焦于夏衍，阐析了夏衍上世纪30年代“革命话语”与“人道主义”彼此纠缠的普罗文艺观，揭示了“五四”对其精神气质的深刻塑造。杭州师范大学邵宁宁教授则关注郭沫若的创作，认为其继承与革新了中国古典的赋颂传统，其文学意义值得重新审视。湖州师范学院余连祥教授围绕钱玄同的种种文人交往活动，探讨了《新青年》同人结构的历史形成过程。大会主题报告还涉及五四白话文的语言形式、五四文学与当下文学、跨文化视野中的文学互动关系、现代文学思潮等问题。华东师范大学文贵良教授指出，五四白话文并非完全排斥文言，而是可容纳传统、异域等要素，显示出丰富的容纳性特点。日本早稻田大学千野拓政教授通过考察当代东亚青年阅读趣味的嬗变，揭示了文学青年的心理变化，反思文学的当下境况。浙江传媒学院朱文斌教授立足于跨文化语境，剖析了中国现代文学与东南亚华文文学的互动关系。温州大学孙良好教授通过对学衡派文学观念与活动的细致爬梳，提出应当重估学衡派在新文化运动中的价值。当日下午的三个分会场，与会学者们就文人身份与彼此关系、作品重释与新论、文学报刊与出版、鲁迅研究、文体类型、跨文化与跨媒介传播、“五四”的前史与后史等诸多话题展开热烈讨论，呈现出深刻的问题意识与宽阔的人文视野。第一分会场的报告较为集中关注思想史视野中的新文化运动，聚焦新文化运动的发生机制、历史影响及其在教育文化领域的延伸。第二分会场的报告形成丰富的对话性，既从不同维度对鲁迅研究发表了新的见解，也对苏曼殊、茅盾、赵树理等现代作家作品进行了深入的阐释。第三分会场的报告呈现出两个鲜明特点，一是主要集中在外部研究，关注期刊、文学传播与生产、文学社会学等论域；二是具有历史化特点，致力于还原历史语境。浙江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秘书长、浙江大学张广海副教授主持闭幕式，浙江大学百人计划研究员邢程作学术总结。本次会议以丰富的研究范式和宏观的人文视野，力图展开历史褶皱，恢复其纷繁原貌，发掘了“新文化”与“新文学”的多元面向与复杂内涵。在全球化与数字技术深刻改变文化生态的今天，会议议题体现了鲜明的时代性，为当代人文社科研究提供了重要理论参照和方法启示。本次研讨会彰显了浙江省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学术影响力和地域文化特色，也为推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在理论创新、史料挖掘、方法革新等方面深入发展提供了持续动力。

2025 年 5 月 9 日下午，由浙江大学文学院、径山禅宗文化研究院合作举办的“浙大·径山讲堂”第八讲在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成均苑 4 幢 900 室顺利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佛教研究中心主任纪华传教授受邀开展了一场以“临济法脉宗风及看话禅”为题的学术讲座。此次讲座由浙江大学文学院院长冯国栋教授主持。讲座围绕禅宗临济宗的法脉传承、宗风特点及看话禅的源流展开深度探讨。纪华传教授从禅宗的起源讲起。传统认知里，达摩被视作禅宗初祖，但随着学术研究的推进，如今更多学者倾向于将四祖道信、五祖弘忍所创立的 “东山法门”，认定为中国禅宗真正确立的标志。到六祖慧能时期，禅风开始逐渐转向行脚参学和机锋棒喝。禅宗分化出南岳怀让和青原行思两大派系，临济宗就源自南岳一脉，历经马祖道一、百丈怀海、黄檗希运，至临济义玄时逐渐发展成熟。他着重强调，临济宗以单刀直入、机锋峻烈的宗风闻名，与曹洞宗绵密回互的风格截然不同，在后世成为影响力极大的禅门流派。他举例说明，临济义玄在黄檗希运门下时，三度问法却三度被打，最后在大愚禅师处获得顿悟，这一过程充分展现了临济宗“棒喝截流”的激烈宗风，也凸显出临济宗“直指人心”教化方式对其发展兴盛的重要作用。纪教授详细梳理了临济宗和曹洞宗从唐末到明清的传承脉络。曹洞一脉分化为了南传、北传两种，南传从丹霞子淳传至日本道元禅师，北传从鹿门自觉传至小山宗书等，可谓不绝如缕。而临济宗从首山省念、汾阳善昭时开始兴起。宋元时期，临济宗分化出杨岐与黄龙派，其中杨岐派后来成为主流。像圆悟克勤、大慧宗杲等代表人物，推动了看话禅的兴起。看话禅是临济宗的核心修行方法，一般认为由黄檗希运开始，后被大慧宗杲所提倡推动。纪教授对此提出了两点关键辨析。在历史溯源方面，传统观点把看话禅的源头追溯到唐代赵州从谂的话头公案，但纪教授通过文献考据发现，在黄檗希运时代，赵州公案还未流行。从思想演变角度来看，看话禅的兴起实际上是对宋代文字禅的一种革新。大慧宗杲烧毁其师圆悟克勤的《碧岩录》，目的就是为了纠正文人过度解读公案的不良风气，让修行回归到“参究话头、明心见性”的实践传统上来。在问答环节，纪教授进一步阐述了禅宗与教理的关系。他指出，虽然禅宗标榜“不立文字”，但无论临济、曹洞宗内不乏对经教有所造诣的法师，而不同法师之间对教理的掌握程度大相径庭，故不可一概而论。而在禅宗为何能在中国成为佛教主流的问题上，纪教授指出，这一方面是因为其圆融思想与儒家伦理相契合，另一方面也得益于其灵活应机的门风。临济宗借助看话禅，把高深的佛理转化为日常修行，有力地推动了禅法的普及与本土化。讲座尾声，冯国栋教授高度赞扬了纪华传教授在禅宗文献与思想史研究方面的深厚造诣，认为其研究为理解中国佛教的宗派互动与思想变迁提供了关键视角。此次讲座让在座师生都深受启发。

 2025年4月26日，浙江大学文学院高水平学术刊物建设座谈会在欧亚美国际大酒店顺利召开。会议旨在推动中文学科刊物可持续发展和高质量建设，助力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应邀参加会议的有国内中文学科领域顶尖刊物专家学者、出版社代表、校社科院领导、院领导和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主办刊物负责人、师生代表等50余位嘉宾。会议开幕式由文学院党委书记李铭霞主持，校社科院副院长龚斌磊教授、文学院院长冯国栋教授先后致辞。龚斌磊教授对与会专家致以热烈的欢迎和诚挚的感谢，并祝会议圆满成功。他简单介绍了浙大文科的发展历程和近年来所取得的成就，指出学校高度重视刊物建设，高水平学术期刊是学校着力打造的科研品牌，期待在与会专家的指导支持下，学院能持续创新办刊机制，建设好学科发展的风向标。冯国栋教授介绍了学院队伍建设、教育教学和学术科研等方面的基本情况，指出目前刊物建设相对而言还是短板，亟待发展，衷心感谢各位专家学者能拨冗莅会指导，传授宝贵经验。随后的交流研讨由文学院副院长何诗海教授主持。与会专家听取了文学院真大成副院长关于学院学术刊物建设现状和努力目标的汇报后，结合各自的办刊经验，从不同角度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设意见，为学院刊物高质量发展指引路径。专家们提炼了成功办刊的关键要素。唐贤清教授（《古汉语研究》主编、湖南师范大学副校长）提出了刊物建设的三要：要质量、要团队、要特色；黄仁瑄教授（《语言研究》主编、华中科大人文学院院长）强调刊物要保持学术中立，要包容，要以作者为中心；刘祥柏研究员（《中国语文》副主编、编辑部主任）指出刊物的核心竞争力在于提供平台、提供服务，与学术界深度融合。鉴于目前学院主办的9种刊物均为以书代刊的形式，吕健先生（《中华文史论丛》总编辑、上海古籍出版社社长）和徐正英教授（《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编委）分析了其中利弊，并就如何化劣势为优势、为刊物争取发展空间提供了具体策略；陈洁教授（《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执行副主编）则提出有组织科研与有组织出版结合、集刊与专著联动的建设思路；董希望先生（《浙江社会科学》主编）提出集刊通过评选优秀论文，纳入考核体系，从而提升认可度的建议；成逸洁女士（商务印书馆杭州分馆浙大编辑室编辑）作为学院两种刊物的编辑，指出了学术集刊出版流程中出版社与主编密切配合的必要性。提升数字化、国际化，跻入主流刊物索引，是学院刊物建设的努力目标。对此，专家们深有心得。王嘉军教授（《文艺理论研究》编辑部主任）介绍了《文艺理论研究》在国际化建设和数字化建设方面的各项举措，提供了详尽实用的参考借鉴；刘祥柏研究员提出了探索“立体化”内容形式（如音视频资料库）、推动纸刊向新媒体转型的构思。关于办刊面临的人员经费匮乏、优质稿源稀缺等困难，专家们也提供了对策。朱希伟教授（《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执行主编）认为学院有必要为刊物统一提供后勤保障，推动“学者情怀办刊”向“学科办刊”转变。俞国林先生（《文史》副主编、中华书局副总编辑）提出要善于追踪学术热点，从会议论文集、论坛、讲座物色好文章；张燕婴女士（《文献》常务副主编）和孙齐先生（《文史哲》副主编）分享了刊物成功主办品牌活动的经验，建议学院做一些类似策划以扩大稿源；吕健先生建议严格把控稿件质量，减少人情稿，并通过建构开放性学术平台吸引优质外稿，扩大刊物影响力。本次座谈会上专家们提出的丰富建议涵盖了办刊理念转变、人员经费支持、提升质量、突出特色、加强新媒体融合等方方面面。学院将充分吸收专家的指导意见，不断探索创新，通过稳定经费投入、专业化团队建设、数字化及国际化升级，打造具有学术引领力的高水平刊物方阵。同时，探索与出版社深度合作模式，推动学术成果的多元传播与转化。本次会议，与会嘉宾代表还考察了杭州国家版本馆，部分刊物和嘉宾在紫金港校区开展了深度交流。

2025年3月27日下午2时，观通学社第129期讲座在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成均苑4幢107室举行。本次讲座邀请中山大学中文系（珠海）副研究员叶跃武主讲，主题是“雅俗之辨：白居易与中古诗歌审美趣味的变迁”，主持人为浙江大学文学院百人计划研究员戚悦。讲座以白居易为切入点，探讨汉魏至唐宋的雅俗审美趣味变迁，深入分析这一传统范畴在历史发展中的复杂性与多样性。叶跃武老师从“雅俗之辨”的基本概念谈起，指出在评价文学作品时，应结合受众、社会功能、语言、题材、情感等多个层面，避免将“雅”与“俗”简单化、绝对化地对立。在概念厘清之后，叶老师结合大量诗作与诗论材料，深入分析了白居易“雅俗兼采”的诗学立场，指出他的创作在迎合大众审美趣味的同时，也追求通过“拙淡”等艺术风格寄托个人的精神理想。这种雅俗之间的自我辨析不仅丰富了白居易诗歌的内涵层次，也体现了唐代文人内部对于雅俗问题的深刻对话。叶老师进一步把白居易的这种自我辨析放置到更为宏观的历史语境中加以理解，指出白居易诗歌审美趣味的形成，既继承了汉魏以来强调情采的传统，也呼应了陶渊明、韦应物所代表的平淡审美，呈现出中古雅俗趣味多重路径的交织，并推动中古时期审美趣味的转变。讲座还延伸到宋代，探讨了白居易在宋人眼中的再评价。宋人推崇其平淡的一面，但也对白居易自认为“高雅”的部分提出质疑。这种对同一作品雅俗属性的不同认定，恰恰反映了“雅俗”作为一种历史性、相对性的标准，在不同时代具有不同的含义和判断依据。在这一意义上，白居易的创作与自我辨析，不仅具有个体风格上的多样性，也为理解中古雅俗审美趣味的演变提供了生动的文本依据。在互动环节，叶跃武老师指出，理解雅俗之辨不仅是对诗歌艺术的认知，更是对历史语境、文化心理和价值取向的深入理解。他强调，“雅俗”不是静止的标签，而是一个不断变化、需要具体分析的过程。戚悦老师对叶老师的精彩讲述进行了简要评析。她指出，叶老师不仅带领大家深入理解白居易诗歌的审美层次，也通过这一关键人物，串联起汉魏至唐宋几个世纪的审美风尚与价值观变迁，展现了“雅”与“俗”之间张力与流动的美学意义。本次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

     2025年4月24日下午，浙江大学外国语学院与文学院联合举办的董氏文史哲青年学术沙龙“山外有山：句子的边缘结构”在紫金港校区东5会议室举行。此次讲座由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邓思颖教授主讲，程工教授担任主持人。讲座围绕句子的边缘结构，深入探讨了汉语句末助词、疑问尾句与叹词等“后置成分”的句法特性及其演变路径，呈现了边缘结构背后的复杂语法机制与深层逻辑。讲座伊始，邓思颖教授以“句子的边缘结构”为切入点，基于Rizzi（1997）提出的经典三层句法模型，系统梳理了标句词短语（CP）、屈折词短语（IP）与动词短语（VP）之间的层级关系。他强调，小句（CP）表达句类，不包含句末助词，而根句（FP）以言语行为封顶，包含句末助词。随后，邓教授重点讨论了疑问尾句（tag question）的跨语言表现形式。通过对比英语（如 John can sing, can’t he?）与汉语（如 他来了，是吗？、不是吗？、是不是？）中的尾句结构，指出汉语疑问尾句通常由省略后的完整小句构成，并包含句末助词，因此整体上属于根句成分。在叹词（interjection）部分，邓教授对叹词的语法地位与功能进行了详细阐释。他指出，叹词并非简单的情感表达，而是一种代句现象，承担着替代完整根句的功能。通过区分原生叹词（如“啊”“哎呦”“嗯”）与次生叹词（如“妈啊”“天哪”“好啊”），他强调，次生叹词虽形似短语，实则已语法化为凝固词项，体现出叹词在历史语言演变中的重要性。邓教授进一步结合刘丹青（2011）提出的“叹词是代句词”理论，说明叹词在句法上类似于指示代词，具有指向说话者心理状态和态度的作用。在探讨叹词与句末助词的关系时，邓思颖教授以东北官话的“哈”和粤语的“嗬”为例，区分了叹词（自由、非轻声、可前置停顿）与句末助词（粘附、轻声、无停顿）之间的界限。他还引入英式英语方言中的 innit、加拿大英语的 eh及美式英语的 huh，展示了跨语言中尾句与叹词之间的演变关联，提出句  尾句  叹词  句末助词的连续性结构演变路径。讲座进一步延伸到“超根句”的概念。邓思颖教授指出，主体句与后续语可以通过一个无声连词构成一个联合结构，并由后续语充当内并连语（internal conjunct）。他发现，后续语越发达，句末助词越多。当后续语不断语法化，句末助词逐渐增多，反映了语言从句法独立到边缘融合、最终形成固定助词的演变过程。他特别提到《论语》中“由也升堂矣，未入于室也”，说明句法结构中“堂室关系”可以理解为主体句与后续语、根句与根句之间的渐进式融合。在提问与讨论环节，邓教授与听众围绕英语缺乏句末助词系统、汉语话题结构中“啊”的功能分析、无声连词在句法结构中的地位等问题展开了深入交流。讲座最后，主持人程工教授对邓思颖教授的精彩分享表示感谢，并鼓励与会者继续发扬“爬山精神”，在语言学研究的道路上不断探索。此次讲座不仅深化了与会者对句子边缘结构的认识，也为未来跨语言句法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理论启发。

 2025年4月25日上午9:00–11:00，浙江大学文学院观通学社第134期暨浙江大学董氏文史哲青年学术沙龙在成均苑4幢1111室顺利举行。本次沙龙由浙江大学文学院和外语学院联合主办，邀请到香港中文大学大学邓思颖教授主讲“偏正式否定义‘什么’的语法特点”。浙江大学文学院史文磊教授主持，现场讨论气氛热烈。邓思颖教授首先回顾了现有方案的解释。传统理论（如蔡维天、郭锐、潘俊楠、汪昌松、杨中玉等）主张通过句法移位解释结构生成，例如将“埋怨什么”视为动词“埋怨”从底层移位至“什么”前的产物。杨中玉（2024）构建了“反驳义短语”（RefutP）等高阶功能投射统一分析“X什么”和“什么X”两类结构，并认为另有“态度短语”（AttP）位居其上，并可以表现为句末语气词。随后，邓教授指出上述移位分析的问题：一是不自由语素不能移位，如“电视”中的“视”单独移位，形成“视什么视”，这违反了句法操作的规定。二是句法层级矛盾，若AttP高于RefutP，句末助词如“啊”应占据更高位置，难以通过移位操作得出正确的顺序。三是根句要求不同，“什么X”可嵌入小句，而“X什么”却无法嵌套。结合上述语言事实，邓思颖教授指出，“X什么”结构具有两种语义功能，是通过l-syntax和s-syntax共同实现的，需区分对待：1. 动作否定，如“哭什么”表示“不准哭”，否定动作本身。2. 引语否定，如“高什么”表示“你说‘高’是不对的”，针对对方使用的词语进行反驳，句法结构中的空谓词类似英语的引语标记“be like”（无声的“说”）。  基于l-syntax的处理方案允许X实现为多种词类（如叹词、称呼语），解决句末助词等与RefutP层级冲突的问题。对于“什么X”，邓教授指出它与“X什么”的重要区别在于其元语言否定功能，即否定某一陈述的表达方式、预设、隐含意义或语言形式等，而非对命题进行否定，如“什么帅而已”并非否定“帅”的属性，而是质疑对方使用“帅”这一表述程度尚不够。  最后，邓教授提出区分词法与句法操作，将两类结构归为不同生成机制：“X什么”为词法后缀结构，“什么”作为否定后缀，与动词在词法层面结合，形成复合词。X多为单/双音节（如“哭”“埋怨”），而复杂短语（如“喝水”）接受度低，有音韵限制。此外，“X什么”不可超越小句边界。而“什么X”由句法附接形成，具有短语性质，可充当嵌套成分。在否定义的来源问题上，邓教授认为，位置层次很高的FP赋予了“什么”否定义，而F可显示为句末助词“啊”。粤语中存在丰富的句末助词，但在该环境中却只有“啊”可以出现，这一点为此解释提供了证据。

2025年4月25日下午，浙江大学文学院“有闻”系列学术讲座第三十四讲在紫金港校区成均苑4幢101会议室顺利举行。国家图书馆原常务副馆长张志清先生作了题为“谈谈高校古籍保护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的讲座，讲座由浙江大学文学院院长冯国栋教授主持，国家图书馆《文献》常务副主编张燕婴先生、浙江大学文学院贾海生教授等专家学者参加了本次讲座。讲座伊始，张志清先生以2007年启动的“中华古籍保护计划”为脉络，系统阐释了我国古籍保护工作的发展历程。张先生强调，推进该计划的实施进程需以全国性普查登记工作为先导，全面掌握古籍存藏与保护现状。在“摸清家底”，对全国古籍资源普查建档后，应着力采取措施进行古籍保护，张先生提出，古籍保护是全国古籍工作的基础环节，古籍保护即以古籍为对象，研究造成其损坏的理化、生物、材料机理，或造成其损毁的自然和社会因素，采取科学合理的措施，延长其寿命，再造其生命，活化其内容，传承其思想。古籍保护按保护类型，主要分为原生性保护和再生性保护两部分。前者是针对古籍原状原貌施行的保护，后者则是用数字化、拍照、缩微胶片或者影印书籍的方式进行的保护。近年来，传承性保护的概念逐渐兴起，强调对古籍本体、信息及文化的全方位保护与传承。从事古籍保护事业，张先生指出，这需要文学、历史、哲学、语言、文献、地理等人文学科，图书、档案、信息、收藏等管理学科，物理、化学、生物、材料、计算机等理工学科，修复、传拓、装裱、造纸、制墨、治印、美术等非遗技艺和艺术学科等多学科的协同努力。古籍保护离不开人才，张先生指出，全国古籍保护人才主要来源于古籍工作、非遗传承、古籍收藏、传媒推广、科学技术等五个领域。人才的培养又与高校古籍保护学科建设紧密相连。在高校古籍保护中，张先生向我们介绍了教育部的最新指示：在原有古籍整理、研究的基础上，增加古委会古籍保护、修复与利用的职能。全国高校积极参加古籍普查工作，在改善存藏条件、古籍修复、古籍保护实验研究、古籍保护教材编制、古籍保护人才培养等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成为了全国古籍保护的中坚力量之一。在谈到高校古籍保护学科建设时，他提出，古籍保护学是研究古籍保护规律的学科，是典型的交叉学科和综合学科，人文学科、管理学科、理工学科、非遗技艺和艺术学科都能在古籍保护学科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目前古籍保护学科建设呈现出将古籍保护与信息管理、图书情报学、古典文献学、艺术学、非遗技艺、理工科、博物馆学等多学科相结合，将古籍保护嵌入高校课程，开展古籍保护进校园活动等特点。他进一步向我们展示了当前开设古籍修复相关专业的中职、高职院校以及设立古籍修复相关专业专硕和博士学位点的高校。其中，中山大学自主审核新增“文献与文化遗产保护”硕士专业学位授权于2022年正式获批，该新增学位点重点依托中山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国家文化发展与文献遗产保护”学科团队建设，实行双导师制，一位导师来自培养单位，另一位导师来自文献与文化遗产保护相关机构。旨在用管理推动传承，用技术赋能人文。当今进行高校古籍保护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张先生提出重拾“典藏学”， “典藏学”是基础，与版本、目录、校勘之学是不可分割的，其不仅是传统文献建设、保存、保护、利用的学说，更是文献学与古籍保护学的桥梁和纽带。张先生强调现在的典藏学实践是非常关键的，图书馆的古籍保护、整理、数字化、活化、新典藏建设都需要这门学问。最后，张先生向我们介绍了古籍保护进校园的几项规划，主要包括以古籍保护为题，做一场或系列讲座；以“古籍保护学”或“典藏学”为名，在高校开办选修课或必修课；将古籍保护与信息管理学、文献学、博物馆学、文物学、艺术学、非遗技艺、物理学、化学、生物学、材料学、计算机学等学科结合，嵌入到各专业人员培养中；以研究生培养为主，开办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培养实践能力较强的专业硕士，开展古籍保护实验室建设，通过专业方向设置、传习所、培训班等多种形式，培养复合型人才；开办“古籍保护专业”，打造实践基地，逐步实现高职-本科-硕士-博士的培养路径，培养品学兼优、理论实践能力强的高素质人才。本次讲座内容详实、视野宏大，通过鲜活生动的事例以及深入浅出的讲解让听众对古籍保护有了更深的理解和认同，同时也生动展现了图书馆在守护文化根脉、推动传统焕新中发挥的关键作用。在互动环节中，与会学生踊跃提问，围绕古典文献学本科背景向古籍保护领域跨学科发展的学术路径等问题，与张先生展开了系统深入的探讨。此次讲座在热烈的氛围中圆满结束。

    4月24日和25日晚，香港岭南大学教授、香港大学中文学院荣誉教授、著名学者许子东在紫金港校区成均苑4幢100报告厅进行了两场专题讲座，吸引了众多师生和市民朋友参与。      4月24日的讲座主题为《鲁迅面临的三个矛盾》，浙江大学文学院党委书记李铭霞致欢迎辞，浙江大学文学院教授翟业军主持。    许子东围绕即将出版的新作《重读鲁迅》，从具体作品入手，对鲁迅在思想、生活中面临的三重矛盾做了归纳和剖析。他指出，鲁迅面对的第一个矛盾是“身在传统中反传统”，从《狂人日记》到《我之节烈观》，鲁迅一方面不断坚持对封建礼教的批判，另一方面自身也承受着包办婚姻等传统礼教的巨大压力，这种悖论使鲁迅成为五四知识分子精神困境的一个缩影。    鲁迅面对的第二个矛盾来自于“文学信念和启蒙使命”。许子东注意到，鲁迅在他的早期论文《摩罗诗力说》中明确宣扬浪漫主义文学的力量，甚至提出文学的本质在于提供美的享受，不应成为一种武器这样的“纯文学”理念。《中国小说史略》中对“娱心”的推崇、对《金瓶梅》的高度评价同样反映了鲁迅对文学审美的强调，但鲁迅自身的创作却始终担负着某种启蒙使命，如《呐喊》时期的“听将令”，使他不得已为《药》的结局添上一点光明。鲁迅的这种困境令许子东联想到自己拍摄电影《第一炉香》时的经历，当导演按照他的建议修改了压抑的结尾后，却丧失了原著的味道。鲁迅的第三个矛盾深刻反映在小说《阿Q正传》中，即“进化论者面对世事循环”时的无可奈何。他认为，“阿Q摸小尼姑的脸”这个情节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高峰，是对中国民众描写的一个大突破。这种“被人欺了就要去欺负更弱者”的心态，是真正的奴才心理，在今天仍有很多。作为坚定的进化论者，鲁迅一直相信世界会不断变好，也至死搜在追问：不断看到这般世事循环、旧事重演，如何打破？    许子东老师归纳出鲁迅的三重矛盾，本质上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镜像：在传统与现代、审美与功利、进步与循环的张力中始终保持一份清醒。这种清醒，正是我们重读鲁迅的意义所在。    4月25日的讲座主题为《20世纪中国小说的四个阶段》，浙江大学文学院教授陈奇佳主持。    通过重读20世纪中国小说，许子东对其创作阶段和人物形象进行了提炼归纳。他提出，20世纪中国小说写得最好的形象是农民和知识分子，此外官员也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传统儒家理念中，三者的理想状态是“士助官爱民”，而晚清四大谴责小说最重要的主题是“士见官欺民”。在他看来，《官场现形记》《老残游记》《孽海花》等作品虽然在艺术技巧上显得较粗糙，但是对晚清官员形象、官场生态的刻画入木三分，他希望通过引入晚清视角，重新审视五四新文学。    许子东发现，五四小说中知识分子的形象变得复杂化了，他总结了五种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发病的狂人、病愈的狂人、《祝福》里的“我”、孔乙己、《阿Q正传》里的长衫人物。同时，官员在五四小说中几乎缺席，地主从人民当中分离出来。进入延安时期，官员重回文学作品之中，且往往以传统民间戏剧的忠、奸之分出现，知识分子的形象淡化，或是和干部形象结合在一起，领导广大农民反抗地主、开展革命。新时期文学打破了固有模式，将种种以上形象都进一步复杂化，诸如莫言的《红高粱》、陈忠实的《白鹿原》都是对乡绅/地主形象的颠覆，王小波、张贤亮等对知识分子形象的塑造，余华、贾平凹等对农民形象的刻画等，不断丰富着20世纪中国文学的创作版图。    许子东老师对20世纪中国小说三种形象和四个阶段的把握，为我们标记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至关重要的文化节点，也让我们得以通过文学作品更加体贴地理解中国社会的历史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