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5月15日下午14点，浙江大学文学院观通学社“友院观通”学术对话系列第1期邀请到外国语学院杨静教授主讲，讲题为“从名动差异到二语身体动词具身效应的探究”。讲座由文学院本科生柴昊阳主持。杨静教授首先以一个暖场活动开始，带全场师生认识了心理语言学和神经语言学的基本问题和研究思路。考虑到不同的知识背景，杨老师为我们详细介绍了心理语言学和神经语言学领域的各种技术工具和研究方法，包括眼动仪、ERP、MEG、MRI、fMIRS、TMS、DTI等。本次报告的核心内容聚焦于杨静教授多年来的研究积累。她首先梳理了语言学界关于名词动词关系问题的长期讨论与争议，并介绍了神经语言学界对名动分类的研究进展。既往研究表明，以英语为母语者在加工英语名词和动词时，大脑特定区域呈现出功能分离；然而，汉语母语者在加工汉语名词和动词时，相关脑区的激活则未显示出明显的区分。汉语中名词和动词神经表征的重叠性可能进一步影响双语者对英语名词和动词的加工方式。杨静教授指出，对于汉英双语者，特别是后期习得英语的学习者而言，他们在加工英语名词和动词时倾向于表现出与母语汉语相似的神经模式，即名词和动词之间的神经分化程度较低，这暗示着双语者会将母语的加工机制迁移至第二语言（L2）中。针对这一现象，杨静教授引入具身认知理论，认为其为理解上述差异提供了一个有益的框架。具身认知理论强调感觉运动经验在语言理解中的关键作用，认为语言的意义并非抽象的符号表征，而是与个体的感知和运动经验紧密相连。从具身效应的角度来看，不同类型的名词和动词的具身性存在差异，它们激活感知运动经验的能力也各不相同。研究发现，动作动词在双语者的第一语言和第二语言中均能激活感觉运动系统，但其在第二语言中的具身效应可能相对较弱。这或许是因为第二语言的学习环境往往更为抽象，缺乏与现实世界的直接互动，从而更难直接激活感觉运动系统。基于研究结果，杨静教授强调，二语习得年龄和二语接触程度在调节这种跨语言影响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早期习得且具有高接触程度的学习者，其第二语言的具身效应更强，语言习得效果也更佳。这一发现为优化二语教学提供了诸多有益的启示。讲座结束后，现场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在互动提问环节，在场师生围绕被试的筛选标准、实验方案的设计、具身效应的深层内涵及理论意义、汉语中名词动词边界模糊的具体表现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互动环节持续了四十分钟，气氛活跃，观点迭出。本次讲座作为“友院观通”学术对话系列的首次尝试，成功地为不同院系之间的学术合作和学科交流搭建了重要的沟通桥梁。

 2025年5月9日下午，由浙江大学文学院、径山禅宗文化研究院合作举办的“浙大·径山讲堂”第九讲在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成均苑4幢900室成功举行。本次讲座由北京大学哲学系王颂教授主讲，题为“东晋名士的清谈与参佛”。讲座由浙江大学文学院院长冯国栋教授主持，吸引了校内外许多听众参与。王颂教授从历史背景、思想内涵及社会影响等多个维度，深入探讨了东晋时期清谈文化的特点及其与佛教的互动关系。王颂教授指出，清谈源于东汉末年的清议，最初是士大夫品评人物、选拔人才的政治活动。随着魏晋时期政治环境的变迁，清谈逐渐从具体的人物评议转向抽象的玄理讨论。清谈逐渐成为士族彰显文化优越感和维系身份认同的重要工具。王颂教授以《世说新语》中的记载为例，描述了王导、殷浩等名士通宵达旦的清谈场景，并强调清谈不仅是智力游戏，更是士族阶层文化修养的体现。此外，清谈的排他性也强化了士大夫群体的内部凝聚力。但清谈“祖尚浮虚”的作风也被后人诟病为“清谈误国”的象征。王颂教授认为，这一现象需置于特定历史背景下理解。东晋时代清谈的流行与门阀政治有密切关系。此外，清谈中的“方外主义”倾向，反映了儒教衰微后个体对生死与终极问题的关注。而清谈的抽象性为佛教义理的讨论提供了空间。东晋清谈继承了东汉以来考核名实、辩名析理的传统，自才性同异发展为有无本末、空有，乃至六家七宗之义、三教均善等问题。王颂教授继续指出，东晋时期，佛教与清谈文化深度融合。东晋高僧往往具有清谈家形象，他们或善于辩名析理，或好无之谈，或嘉遁任达，或积极参与玄学问题的探讨。如支遁、慧远等不仅精通佛理，还擅长玄学辩论，其形象与名士高度相似。僧人通过参与清谈，既提升了自身的社会地位，也推动了佛教的本土化。但与此同时，王颂教授指出，六朝清谈融入毗昙学、般若学等新内容，其目标未必指向解脱觉悟，更多的是士大夫阶层穷理尽性的智识行为、心灵抚慰，甚至是阶层文化优越感的体现。而随着南北朝政治格局的变化，清谈逐渐淡出历史舞台。佛学在隋唐以后逐渐摆脱玄学色彩，走向独立发展。王颂教授的讲座深入剖析了清谈的文化内涵与历史意义，揭示了其作为士族身份象征和思想载体的双重角色。清谈与佛教的互动，不仅丰富了东晋的思想图景，也为理解中国文化中的儒释道融合提供了重要视角。讲座最后，有听众提出南宋士大夫对魏晋风度的效仿问题，王颂教授回应称，这种文化上的共鸣更多是广义的精神延续，而非对东晋清谈的刻意模仿。讲座为听众带来了一场思想盛宴，并在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

    2025年6月1日，中文系01级校友毕业二十周年同学会在紫金港举行，同学会以“为了青春的纪念”为主题，在文学院的大力支持下，54名校友开启了一场难忘的秩年返校之旅，在“雨打芭蕉”的浪漫中，以一场充满诗意的重逢，丈量二十载光阴的重量。    正逢端午假期，雨水浇不灭校友们返校的热忱，清晨的成均苑热闹非凡，欢迎校友返校的大红横幅格外醒目，校友们来到文学院大厅，在签到处按下五彩的指印，在青春的纪念板前三五成群合影留念。时光流转，昔日同窗再次相聚，执手相看，笑谈中仍是少年模样。在校园采风的路上，大家不禁感叹母校的巨大变化， 01级中文系校友曾是紫金港校区最早的拓荒者，大二搬来时图书馆、小剧场都还在施工，校园仍满目泥泞，“一觉醒来，宿舍边上竟然修好了一条柏油路”曾是多少人的难忘记忆。现如今当年新栽下的小树苗早已亭亭如盖，西区造型别致的建筑群古朴典雅。在求是大讲堂、在浙大新校门，校友们留下与母校的合影。在校史陈列馆，在年轻的志愿者讲解员的带领下，大家看着一张张泛黄的老照片，一个个铭刻着历史的老物件，一串串灿若星汉的名字，再次重温了母校辉煌的历史，仿佛重走了一遍西迁路，感受作为浙大人的骄傲与自豪。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行至东区，在当年的宿舍白沙学园，大家兴奋地回忆起读书的时光，那一间间小小的宿舍曾经装下多少同窗间的美好情谊，多少挑灯夜读的身影，多少彻夜长谈的笑声，至今想来仍觉幸福。下午，一场主题班会在文学院107教室举行，校友们与当年的老师齐聚一堂，他们曾是课堂上授业解惑的专业教师，曾是陪伴成长的辅导员和班主任老师，再次聆听老师们语重心长的叮咛，共同回忆青春岁月的点滴，老师们用他们丰富的人生经验为大家带来新的智慧与启迪。校友们也纷纷发言，向老师同学汇报工作生活的收获，分享当年发生的一件件趣事，教室里洋溢着欢声笑语，仿佛青春时光从未走远。华灯初上，一幕幕怀旧的视频，一曲曲熟悉的旋律，一个个配合默契的游戏，笑声与泪水交织，校友们举起酒杯，敬恩师，敬同窗，敬青春不朽！这一刻，他们不再是为生活奔波的中年人，而依然是当年中文系的课堂上，为一句诗歌、一段文字心潮澎湃的少年。归程虽短，情谊长存，浙大文脉薪火相传。这场酝酿了二十年的雨，终将成为滋润下一个二十年的甘霖。

本学期观通学社汉字史读书会“文书简研习营”系列活动一共有4次，由文学院特聘研究员王挺斌老师主持、中国美术学院讲师陈梦佳老师领读，研读对象为五一广场东汉简牍，集中在《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贰）》简401-418。陈梦佳老师对相关简牍形制知识作了介绍。她指出，简401至417为木两行，418为木楬。木两行指上书两行文字的木简，木楬即木制签牌。西北汉简中多见两行，一般将简面修治成屋脊形，每个侧面各写一行，而五一广场简中所见两行均为平面木简。五一广场简所见木楬数量较少，可分为有穿孔和无穿孔两类，上端削制成半圆形、三角形或梯形，418的上端两侧有刻槽，成梯形，无穿孔，长13.6厘米，宽4.3厘米。内容方面，如简401：见高出入邑下。到十月不处日定复僦圣珠宅居。定、汉、世、昌等不见高，不相识知。匡不解止胡㭲宅中，以胡均转相临汉、匡、世、定等，非高入所解民舍。平者以胡均等辞相参验谨牒别。陈梦佳老师指出，“高”“聖珠”“定”“漢”“世”“昌”“匡”“胡㭲”“胡均”等都是人名；“处”即审度、辨察，“不处”即不审、不知，五一广场简牍中多见，如简257“不处里”、简396“不处亭部”、简416“不处姓名”等；“解止”即休止，指休息、停留。简文大意是说：“……见到高在城中出入。到十月的某一天，定又租赁了圣珠的宅子来居住。定、汉、世、昌等人没有见过高，彼此不认识。匡没有在胡㭲宅中居住，胡均将这间宅子转给附近的汉、匡、世、定，并非高进入居住的民舍。本案的负责人以胡均等人的供词互相对比验证，（相关说明）另附牒书。”完整一些的文书（经过编连），如简412A+413+399+410+411+412B:永初四年正月丙戌朔十八日癸卯，东部劝农贼捕掾鄷、游僥虋叩头死罪敢言之廷下：诏书曰：比年阴阳鬲并，水旱饥馑，民或流冗。蛮夷猾夏，仍以发兴。奸吏（412A）并侵，人怀怨愁。天垂变，自秋尽冬，讫无㴻泽。忧惶悼栗，未知所宁。方东作，布德行惠，其勑有司，动作顺之，罪非殊死，且勿案验，立秋如故。宽令（413）数下，废不奉行，苛虐之吏，犯令干时，未有所征。勉崇宽和，敬若浩天。他如诏书。书到，言。鄷虋叩头死罪死罪，即日奉得诏书，尽力奉行。（399）鄷、虋惶恐叩头死罪死罪敢言之（410）东部劝农贼捕掾酆言，诏书谨到书        正月廿二日开（411）东部劝农贼捕掾王鄷名印正月  日   邮人以来       史  白开（412B）简408与396、415可以编连，涉及到雷旦案。该案较为复杂，经过李均明、周海峰等先生的编连，相关案件的起因、经过等信息较为明晰：【文书一】永初二年五月丙寅朔十八日癸未，直符右仓曹史豫叩头死罪敢言之：廷书曰：女子雷旦自言夫良前为广亭长，他坐毄狱，书佐张董从良少夏防（341）求钱一万以赇掾董普，防以钱七千二百付董普。亟考实奸诈证槮验正处言。豫叩头死罪死罪，奉得书，辄考问董及普，即讯旦，辞皆曰：县民，乡吏，里、年（338）、姓名如牒。普，都乡三门亭部。董、旦，桑乡广亭部。董与父老、母何、同产兄辅、弟农俱居。旦，父母皆前物故，往不处年嫁为良妻，与良父平、母真俱居，□□庐舍（339）广亭部。董，上丘，旦，桥丘，与男子烝愿、雷勒相比近知习。辅、农以田作，真、旦绩纺为事。普以吏次署狱掾。董，良家子给事县，备狱书佐。不处年中，良给事县，永初元（126）年处月日为广亭长，债醴陵男子夏防为少，月直六百。今年二月处日，左贼史连阳、邓修白：‘属狱毄良，坐桑乡游僥帛豫书言，良送杀人贼黄玉道物，故良（523）当适效亭长逐捕所负，便盗玉刀，结良主守盗。其月处日，良少仲，仲名防，防到狱门外呼董曰：为我报雷督，我欲去。董即到南牢门外呼良曰：防在狱门，欲去，使我来。（489）【文书二】曰：汝何时当复出乎？我欲取央钱。董曰：汝欲取钱者，我旦日暮当出。明日暮时事毕，董从县出，归主人苏到舍。其日暮，良乘马到董所取钱，皆以钱着马（408）上。其月处日，良病物故，旦令男弟烝柊与防俱责董钱，防、柊报旦钱未得，董辞已付良钱，董不为良赇普。防债日备，归醴陵不处亭部，柊，桑乡广（396）亭部皆不问。旦不敢上爰书，董付良钱时无证左，请且适董狱牢监，愿假期逐召柊，考实，正处言不敢出月，唯（415）【文书三】父母皆前物故。往不处年中，姬、旦各嫁，姬为苏憙、旦良妻，自有庐舍，姬，逢门，旦，广亭部，与男子吕窦、烝次、雷䡃等相比近知习。憙，贾贩，旦、姬，绩纺为事。到永初（348）【文书四】缣，爢亭部，以佃作为事。良往不处年中，娉取缣为妻。今年九月处日，良以吏次署杅亭长，将缣之亭。武为小伍长，俗往来亭助走使。十一月廿日，良入丘发蒭给亭（380）文书一主要是介绍雷旦、雷良、夏防、张董、董普等案件相关人员之间的关系和基本信息。文书二是具体说明雷旦与夏防、张董等人的经济纠纷。文书三、四出现旦、良等相关人名，但字迹与其他简不同，且在内容上无法和其他简直接编连，因此分为单独的文书，这两枚简与文书一、二的关系还有待新材料的公布。活动吸引了众多同学的兴趣，期间引发了热烈的讨论。如简412A“廷下”与“诏书”是否连读、简408“央”是否为代词等，不少同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王挺斌老师最后指出，文书简的研究虽然主要集中在社会制度与历史文化方面，但这也是研究汉语历史词汇的重要语料，有些甚至能反映当时的口语、方言情况。

 

2025年5月22日下午，浙江大学文学院观通学社第144期暨“学科交叉需要怎样的语言学”系列第1期学术讲座活动在成均苑4幢1111成功举办。本次邀请的讲座嘉宾是上海交通大学郑伟教授，讲座题目为“音高、音律和声律：认知交互与协同演化”。讲座由史文磊教授主持，对谈嘉宾为边田钢研究员和郑伊研究员。郑伟教授的讲座主要从“音乐与语言的演化关系”“音乐与语言在音高处理上的神经重叠”“音高感知在音乐与语言学习中的双向优势”“音高线索的认知实践：中国古代音律与声律”四个方面展开。首先，他结合动物、考古、遗传等多学科领域的研究成果向我们介绍了关于音乐和语言演化关系的两种假说。假说1认为音乐和语言具有共同的起源，人类祖先早期的交流形式可能是一种“音乐性/韵律性原始语言”，即主要依靠韵律（prosody）、节奏（rhythm）和旋律线索（melodic cues）进行交际或歌唱；假说2反对“协同演化”说，认为音乐和语言具有各自不同的来源，语言是人类心智的产物，而不是源于动物性的发声，“音乐性/韵律性原始语言”的阶段是否存在值得怀疑。接着，郑伟教授以音高（pitch）线索为切入点，引入了关于音乐和语言的认知交互研究，并从理论和实际应用两方面重点介绍了音乐和语言在音高处理上的神经重叠以及两者所具有的双向认知优势。研究表明，音乐与语言在左侧额上回、左侧前运动区、左侧额下回三角部及右侧脑岛等区域共享了部分神经资源，但也各自拥有独立的高层级认知网络。这一并行模式强调了从不同加工层级探讨音乐与语言之间的动态交互对于理解人类大脑处理复杂声音信号至关重要，也为音乐与语言是共享认知还是模块化认知的争论提供了新视角。音高感知在音乐与语言学习中所展现的跨领域优势已得到多项实证研究的支持，并且这种跨领域的优势并非单向，而是双向迁移的。例如，非声调语言（如法语）的音乐家对普通话声调的辨别明显优于同语言背景下的非音乐家，而声调语言的母语者在音乐旋律辨别和演唱模仿中往往拥有更好的音高感知能力。最后，郑伟教授以中国古代声律与音律的共通性为个案，讨论了人类理解与认识音高属性的认知基础。通过梳理出土材料和传世文献，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是先秦“五声”，还是作为其后续演化形式的齐梁“四声”，声调的分类和名目与“宫商”等音阶的分类及名目都是直接相关的，这展示了中华传统文化背景下人们对于音乐与语言中音高属性的深刻理解和敏锐觉察。讲座结束后，现场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在互动提问环节，现场师生围绕音乐和语言是否同源、上古汉语的声调格局、上古到中古的声调格局演变、汉语语音史文献中“五音”“五声”等名目的所指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作为“学科交叉需要怎样的语言学”系列的首次讲座，本次活动有效促进了高校间的学术对话与跨学科合作，搭建了深入交流与协同发展的平台，也为推动语言学在多学科背景下的发展开辟了新的思路。

为进一步凝练学科发展方向，推动学科建设高质量发展，2025年5月24日，浙江大学文学院学科发展论坛在紫金港国际饭店顺利举行。本次论坛汇聚校内外知名专家学者40余人，聚焦学科建设的前沿问题，深度探讨学科发展路径。论坛开幕式由浙江大学文学院党委书记李铭霞主持，浙江大学副校长周江洪教授致辞。周江洪副校长指出，浙江大学历史悠久、学脉绵延不绝，学校在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构筑思想文化高地、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等方面做出大量开创性工作。他肯定了文学院在人才培养、科研创新、学科建设和队伍建设等方面的工作。面向未来，他希望文学院中文学科能进一步发挥学科特色和人才优势，抓住新时代文科事业发展的新机遇，打造更多具有广泛影响力和鲜明浙大特色的传世力作，不断开创一流学科建设新局面，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贡献浙大力量。主题研讨分为上下两场，上半场由浙江大学文学院副院长何诗海教授主持，下半场由浙江大学文学院副院长真大成教授主持。与会专家从不同角度阐释中文学科发展机遇、挑战、经验、理念，展开了富有建设性的交流，为推进中文学科在新时代发展提出了诸多宝贵的意见。专家们积极商讨如何培养中文学科拔尖人才。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陈引驰教授强调，培养中文人才要注重个性化，着力锻炼中文人才在人工智能时代的创新性能力。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党怀兴教授强调要守正创新，一方面巩固中文人才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的基础，另一方面用智能AI为中文人才成长赋能。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文学院院长、文学研究所所长丁国旗教授结合社科大文学院的建设情况，申明了社科大的办学原则是科研和教学融合，强调推进“生命化”的教育。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院长罗鹭教授认为，中文学科拔尖人才应当在校际交流中共同培养，并分享了开办和发展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经验。在人工智能高速发展的时代，专家们就中文学科的机遇和挑战作出富有卓见的讨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党委书记傅其林教授认为，我们应当坚持中文研究的自信，面向国家发展需要，扎实读书研究，扩大国际影响。中国社科院大学文学院张伯江教授提出，要将汉语研究中成型的理论和新的成果运用到生成式人工智能中，让中国的人工智能体现和发扬现代汉语的风格和精神。吉林大学文学院暨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张丛皞教授分析了AI技术为中文研究提供的便利，包括网络文学研究、版权研究、远读、数字地理学等等研究领域和技术手段。中文与其他学科的交叉互融也是专家们关注的重点。清华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刘石教授交流了用数字手段研究人文问题的成果和前景，并介绍了清华大学数字人文的人才培养情况。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李小龙教授分享了北京师范大学在交叉学科方面的新做法。浙江师范大学张弘教授梳理了从古至今的汉语言文学体系自主形成和外来接受的情况，强调要发挥跨学科发展的增长点，打破体系固化的限制，推动中文学科多样化的发展。从整体到局部，专家们深度探讨二级学科如何高质量发展。郑州大学特聘首席教授李运富教授强调，要以中国特色的理论思维认识汉字的属性，申明了形体学、结构学和职用学相结合的三维汉字学，重构西学主导下的知识体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陈剑澜教授提出，用汉语研究“西学”本质上也是中国研究，强调发展文艺学应当在当下的批评实践中淬炼理论，走出更加自主的学科发展道路。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董晓教授强调二级学科发展应当居安思危，优化人才层次和学制建设，为二级学科的可持续发展注入活力。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钟进文教授强调了民间文学作为新兴二级学科的内涵和价值，针对当前学界存在忽视民间文学的现状，表明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下一体化地研究民间文学的必要性。会上，专家们为中文学科自主知识体系建设贡献智慧。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系主任侯体健教授认为，中文学科发展应当处理好四大关系：当下与传统的关系、本土和西学的关系、现阶段文学研究与“五四”以来文化的关系、中文学科和其他学科的关系。北京语言大学文学院曹志耘教授以语言学为例，提出中文研究应当面向时代发展的要求，顺应党和政府对语言学科的要求，在变革中求发展。北京语言大学文献语言学研究所所长华学诚教授认为，中文学科发展应当响应国家教育部的需求，结合学校的实际，秉持中国语言文学体现民族根基的专业自信，固本培元，改革创新。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于亭教授则以回顾历史和展望未来的眼光，深入辟里地分析了当下学科发展焦虑的成因，并提出坚守本体和变革创新并举来破除焦虑。论坛最后，浙江大学文学院院长冯国栋教授致谢。学科发展论坛是学院自发组织、形成系列性的会议，一直以来得到学界专家鼎力支持。他代表浙江大学文学院真挚感谢专家学者们为中文学科发展提供的真知灼见，同时也感谢他们长久以来对学院发展的关心与帮助！下午，为二级学科发展论坛。专家分组在各研究所召开学科分论坛，与会专家围绕二级学科建设、教学创新、跨学科融合、数字人文、文化传承等议题继续开展系统研讨。本次会议召开正值“十四五”收关和“十五五”开局之际，与会专家高屋建瓴的建议与意见，对于文学院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为学院未来的进一步发展指明了方向。

 5月17日，“新文化”与“新文学”的多元创生：纪念《新青年》创刊11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杭州之江饭店举办。会议系2025年浙江省社会科学界学术年会系列活动之一，由浙江大学文学院、浙江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主办，浙江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所承办。来自北京大学、浙江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日本早稻田大学、浙江师范大学等高校和科研机构的60余位专家学者参会。浙江省社科联党组成员、副主席徐健，浙江大学文学院副院长何诗海教授，中国现代文学馆常务副馆长王军，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北京师范大学刘勇教授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由浙江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浙江师范大学高玉教授主持。开幕式上，徐健副主席向莅临大会的学者表示热烈欢迎。他肯定浙江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成立二十多年来，积极推动学者之间交流互动，有力引领了本省现代文学研究的发展。研究会既格外关注浙江地域文化与新文学的关系，又密切关注全球化、科技发展对新文学的影响，从而将地域性与世界性融为一体，开创出立足浙江、面向全国、对话国际的学术格局，为繁荣发展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做出积极贡献。徐健副主席表示，1915年《新青年》创刊，以“德先生”和“赛先生”为旗，极大推动了思想启蒙运动与文学革命的展开，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因此，纪念其创刊、返顾“新文化”与“新文学”、发掘并还原历史丰富性，不仅有助于继承优秀文化遗产，也有助于推动我们更加科学辩证地认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浙江大学文学院副院长何诗海教授在致辞中指出，浙江在新文化运动的多元展开过程中，始终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浙江不仅是《新青年》早期作者的主要来源地之一，更孕育了鲁迅、茅盾、郁达夫等一批重要文学家与思想家。浙江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所在吕漠野、张仲浦、郑择魁、陈坚、张颂南、吴秀明等几代学人的共同努力下，始终致力于推进学科的历史建构与理论创新，构建起了特色鲜明、内容多元、视野复合的研究体系。中国现代文学馆常务副馆长王军在致辞中认为，新文化与新文学由多元力量碰撞产生，绝非单一叙事能够涵盖，因而具有丰富多元的图景，相关研究应以更开放的视野看待历史、赓续文脉。他还介绍了中国现代文学馆在整理保护新文化运动文献方面的成果。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刘勇教授强调，纪念《新青年》本质上就是在叩问现代文学研究的基础与方向。《新青年》开启了新文学最早的文体实验、形式创新、理论创新，也打开了古今对话、中西互通的桥梁，更建构了文学与社会、历史、哲学、经济、政治之间的互动空间。对于《新青年》，学界不仅需要以其为起点，探寻新文学发生的历史真实，更需要以其为原点，重新校准文学与文化研究的目光。大会主题报告环节，与会学者从不同视角出发，共同深入剖析了“新文化”与“新文学”的复杂肌理，兼具问题意识、理论视野与史料方法，体现了研究的纵深感与丰富性。首先是一批立足于宏观视野，对“新文学”核心问题进行重新反思的主题报告。刘勇教授从“为什么是五四新文学而不是新文学五四”的问题出发，揭示了现代文学与政治启蒙的深刻关联。对于“新文学”的形成，北京大学王风教授认为它是由文明交流、知识观念、物质载体等多元现代性要素汇流而成的结果。浙江财经大学周保欣教授从理论出发，反思了现代文学的底层逻辑，对其中蕴含的二元对立认识论框架进行了阐释。浙江工业大学张晓玥教授进而指出五四新文化具有双重性，需辩证审视。浙江省社会科学院项义华研究员同样关注到了“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的复杂纠葛，并对此作出辨析，认为二者实际上分属政治运动与文化启蒙的不同脉络。大会主题报告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围绕具体人物个案展开，揭示“新文学”与“新文化”的复调特点。北京大学高远东教授通过对新文化运动多位领袖人物的考察，指出这场运动并不存在统一的主体。王军常务副馆长以新文化运动的“非中心人物”高语罕为中心，进一步论证了历史现场的复杂境况。对于新文化运动不同群体的独特个性，杭州师范大学张直心教授以“火气”“清气”为喻，为理解新文化知识者的精神气质提供了新颖视角。浙江大学陈奇佳教授聚焦于夏衍，阐析了夏衍上世纪30年代“革命话语”与“人道主义”彼此纠缠的普罗文艺观，揭示了“五四”对其精神气质的深刻塑造。杭州师范大学邵宁宁教授则关注郭沫若的创作，认为其继承与革新了中国古典的赋颂传统，其文学意义值得重新审视。湖州师范学院余连祥教授围绕钱玄同的种种文人交往活动，探讨了《新青年》同人结构的历史形成过程。大会主题报告还涉及五四白话文的语言形式、五四文学与当下文学、跨文化视野中的文学互动关系、现代文学思潮等问题。华东师范大学文贵良教授指出，五四白话文并非完全排斥文言，而是可容纳传统、异域等要素，显示出丰富的容纳性特点。日本早稻田大学千野拓政教授通过考察当代东亚青年阅读趣味的嬗变，揭示了文学青年的心理变化，反思文学的当下境况。浙江传媒学院朱文斌教授立足于跨文化语境，剖析了中国现代文学与东南亚华文文学的互动关系。温州大学孙良好教授通过对学衡派文学观念与活动的细致爬梳，提出应当重估学衡派在新文化运动中的价值。当日下午的三个分会场，与会学者们就文人身份与彼此关系、作品重释与新论、文学报刊与出版、鲁迅研究、文体类型、跨文化与跨媒介传播、“五四”的前史与后史等诸多话题展开热烈讨论，呈现出深刻的问题意识与宽阔的人文视野。第一分会场的报告较为集中关注思想史视野中的新文化运动，聚焦新文化运动的发生机制、历史影响及其在教育文化领域的延伸。第二分会场的报告形成丰富的对话性，既从不同维度对鲁迅研究发表了新的见解，也对苏曼殊、茅盾、赵树理等现代作家作品进行了深入的阐释。第三分会场的报告呈现出两个鲜明特点，一是主要集中在外部研究，关注期刊、文学传播与生产、文学社会学等论域；二是具有历史化特点，致力于还原历史语境。浙江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秘书长、浙江大学张广海副教授主持闭幕式，浙江大学百人计划研究员邢程作学术总结。本次会议以丰富的研究范式和宏观的人文视野，力图展开历史褶皱，恢复其纷繁原貌，发掘了“新文化”与“新文学”的多元面向与复杂内涵。在全球化与数字技术深刻改变文化生态的今天，会议议题体现了鲜明的时代性，为当代人文社科研究提供了重要理论参照和方法启示。本次研讨会彰显了浙江省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学术影响力和地域文化特色，也为推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在理论创新、史料挖掘、方法革新等方面深入发展提供了持续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