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3月27日下午2时，观通学社第129期讲座在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成均苑4幢107室举行。本次讲座邀请中山大学中文系（珠海）副研究员叶跃武主讲，主题是“雅俗之辨：白居易与中古诗歌审美趣味的变迁”，主持人为浙江大学文学院百人计划研究员戚悦。讲座以白居易为切入点，探讨汉魏至唐宋的雅俗审美趣味变迁，深入分析这一传统范畴在历史发展中的复杂性与多样性。叶跃武老师从“雅俗之辨”的基本概念谈起，指出在评价文学作品时，应结合受众、社会功能、语言、题材、情感等多个层面，避免将“雅”与“俗”简单化、绝对化地对立。在概念厘清之后，叶老师结合大量诗作与诗论材料，深入分析了白居易“雅俗兼采”的诗学立场，指出他的创作在迎合大众审美趣味的同时，也追求通过“拙淡”等艺术风格寄托个人的精神理想。这种雅俗之间的自我辨析不仅丰富了白居易诗歌的内涵层次，也体现了唐代文人内部对于雅俗问题的深刻对话。叶老师进一步把白居易的这种自我辨析放置到更为宏观的历史语境中加以理解，指出白居易诗歌审美趣味的形成，既继承了汉魏以来强调情采的传统，也呼应了陶渊明、韦应物所代表的平淡审美，呈现出中古雅俗趣味多重路径的交织，并推动中古时期审美趣味的转变。讲座还延伸到宋代，探讨了白居易在宋人眼中的再评价。宋人推崇其平淡的一面，但也对白居易自认为“高雅”的部分提出质疑。这种对同一作品雅俗属性的不同认定，恰恰反映了“雅俗”作为一种历史性、相对性的标准，在不同时代具有不同的含义和判断依据。在这一意义上，白居易的创作与自我辨析，不仅具有个体风格上的多样性，也为理解中古雅俗审美趣味的演变提供了生动的文本依据。在互动环节，叶跃武老师指出，理解雅俗之辨不仅是对诗歌艺术的认知，更是对历史语境、文化心理和价值取向的深入理解。他强调，“雅俗”不是静止的标签，而是一个不断变化、需要具体分析的过程。戚悦老师对叶老师的精彩讲述进行了简要评析。她指出，叶老师不仅带领大家深入理解白居易诗歌的审美层次，也通过这一关键人物，串联起汉魏至唐宋几个世纪的审美风尚与价值观变迁，展现了“雅”与“俗”之间张力与流动的美学意义。本次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

     2025年4月24日下午，浙江大学外国语学院与文学院联合举办的董氏文史哲青年学术沙龙“山外有山：句子的边缘结构”在紫金港校区东5会议室举行。此次讲座由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邓思颖教授主讲，程工教授担任主持人。讲座围绕句子的边缘结构，深入探讨了汉语句末助词、疑问尾句与叹词等“后置成分”的句法特性及其演变路径，呈现了边缘结构背后的复杂语法机制与深层逻辑。讲座伊始，邓思颖教授以“句子的边缘结构”为切入点，基于Rizzi（1997）提出的经典三层句法模型，系统梳理了标句词短语（CP）、屈折词短语（IP）与动词短语（VP）之间的层级关系。他强调，小句（CP）表达句类，不包含句末助词，而根句（FP）以言语行为封顶，包含句末助词。随后，邓教授重点讨论了疑问尾句（tag question）的跨语言表现形式。通过对比英语（如 John can sing, can’t he?）与汉语（如 他来了，是吗？、不是吗？、是不是？）中的尾句结构，指出汉语疑问尾句通常由省略后的完整小句构成，并包含句末助词，因此整体上属于根句成分。在叹词（interjection）部分，邓教授对叹词的语法地位与功能进行了详细阐释。他指出，叹词并非简单的情感表达，而是一种代句现象，承担着替代完整根句的功能。通过区分原生叹词（如“啊”“哎呦”“嗯”）与次生叹词（如“妈啊”“天哪”“好啊”），他强调，次生叹词虽形似短语，实则已语法化为凝固词项，体现出叹词在历史语言演变中的重要性。邓教授进一步结合刘丹青（2011）提出的“叹词是代句词”理论，说明叹词在句法上类似于指示代词，具有指向说话者心理状态和态度的作用。在探讨叹词与句末助词的关系时，邓思颖教授以东北官话的“哈”和粤语的“嗬”为例，区分了叹词（自由、非轻声、可前置停顿）与句末助词（粘附、轻声、无停顿）之间的界限。他还引入英式英语方言中的 innit、加拿大英语的 eh及美式英语的 huh，展示了跨语言中尾句与叹词之间的演变关联，提出句  尾句  叹词  句末助词的连续性结构演变路径。讲座进一步延伸到“超根句”的概念。邓思颖教授指出，主体句与后续语可以通过一个无声连词构成一个联合结构，并由后续语充当内并连语（internal conjunct）。他发现，后续语越发达，句末助词越多。当后续语不断语法化，句末助词逐渐增多，反映了语言从句法独立到边缘融合、最终形成固定助词的演变过程。他特别提到《论语》中“由也升堂矣，未入于室也”，说明句法结构中“堂室关系”可以理解为主体句与后续语、根句与根句之间的渐进式融合。在提问与讨论环节，邓教授与听众围绕英语缺乏句末助词系统、汉语话题结构中“啊”的功能分析、无声连词在句法结构中的地位等问题展开了深入交流。讲座最后，主持人程工教授对邓思颖教授的精彩分享表示感谢，并鼓励与会者继续发扬“爬山精神”，在语言学研究的道路上不断探索。此次讲座不仅深化了与会者对句子边缘结构的认识，也为未来跨语言句法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理论启发。

 2025年4月25日上午9:00–11:00，浙江大学文学院观通学社第134期暨浙江大学董氏文史哲青年学术沙龙在成均苑4幢1111室顺利举行。本次沙龙由浙江大学文学院和外语学院联合主办，邀请到香港中文大学大学邓思颖教授主讲“偏正式否定义‘什么’的语法特点”。浙江大学文学院史文磊教授主持，现场讨论气氛热烈。邓思颖教授首先回顾了现有方案的解释。传统理论（如蔡维天、郭锐、潘俊楠、汪昌松、杨中玉等）主张通过句法移位解释结构生成，例如将“埋怨什么”视为动词“埋怨”从底层移位至“什么”前的产物。杨中玉（2024）构建了“反驳义短语”（RefutP）等高阶功能投射统一分析“X什么”和“什么X”两类结构，并认为另有“态度短语”（AttP）位居其上，并可以表现为句末语气词。随后，邓教授指出上述移位分析的问题：一是不自由语素不能移位，如“电视”中的“视”单独移位，形成“视什么视”，这违反了句法操作的规定。二是句法层级矛盾，若AttP高于RefutP，句末助词如“啊”应占据更高位置，难以通过移位操作得出正确的顺序。三是根句要求不同，“什么X”可嵌入小句，而“X什么”却无法嵌套。结合上述语言事实，邓思颖教授指出，“X什么”结构具有两种语义功能，是通过l-syntax和s-syntax共同实现的，需区分对待：1. 动作否定，如“哭什么”表示“不准哭”，否定动作本身。2. 引语否定，如“高什么”表示“你说‘高’是不对的”，针对对方使用的词语进行反驳，句法结构中的空谓词类似英语的引语标记“be like”（无声的“说”）。  基于l-syntax的处理方案允许X实现为多种词类（如叹词、称呼语），解决句末助词等与RefutP层级冲突的问题。对于“什么X”，邓教授指出它与“X什么”的重要区别在于其元语言否定功能，即否定某一陈述的表达方式、预设、隐含意义或语言形式等，而非对命题进行否定，如“什么帅而已”并非否定“帅”的属性，而是质疑对方使用“帅”这一表述程度尚不够。  最后，邓教授提出区分词法与句法操作，将两类结构归为不同生成机制：“X什么”为词法后缀结构，“什么”作为否定后缀，与动词在词法层面结合，形成复合词。X多为单/双音节（如“哭”“埋怨”），而复杂短语（如“喝水”）接受度低，有音韵限制。此外，“X什么”不可超越小句边界。而“什么X”由句法附接形成，具有短语性质，可充当嵌套成分。在否定义的来源问题上，邓教授认为，位置层次很高的FP赋予了“什么”否定义，而F可显示为句末助词“啊”。粤语中存在丰富的句末助词，但在该环境中却只有“啊”可以出现，这一点为此解释提供了证据。

2025年4月25日下午，浙江大学文学院“有闻”系列学术讲座第三十四讲在紫金港校区成均苑4幢101会议室顺利举行。国家图书馆原常务副馆长张志清先生作了题为“谈谈高校古籍保护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的讲座，讲座由浙江大学文学院院长冯国栋教授主持，国家图书馆《文献》常务副主编张燕婴先生、浙江大学文学院贾海生教授等专家学者参加了本次讲座。讲座伊始，张志清先生以2007年启动的“中华古籍保护计划”为脉络，系统阐释了我国古籍保护工作的发展历程。张先生强调，推进该计划的实施进程需以全国性普查登记工作为先导，全面掌握古籍存藏与保护现状。在“摸清家底”，对全国古籍资源普查建档后，应着力采取措施进行古籍保护，张先生提出，古籍保护是全国古籍工作的基础环节，古籍保护即以古籍为对象，研究造成其损坏的理化、生物、材料机理，或造成其损毁的自然和社会因素，采取科学合理的措施，延长其寿命，再造其生命，活化其内容，传承其思想。古籍保护按保护类型，主要分为原生性保护和再生性保护两部分。前者是针对古籍原状原貌施行的保护，后者则是用数字化、拍照、缩微胶片或者影印书籍的方式进行的保护。近年来，传承性保护的概念逐渐兴起，强调对古籍本体、信息及文化的全方位保护与传承。从事古籍保护事业，张先生指出，这需要文学、历史、哲学、语言、文献、地理等人文学科，图书、档案、信息、收藏等管理学科，物理、化学、生物、材料、计算机等理工学科，修复、传拓、装裱、造纸、制墨、治印、美术等非遗技艺和艺术学科等多学科的协同努力。古籍保护离不开人才，张先生指出，全国古籍保护人才主要来源于古籍工作、非遗传承、古籍收藏、传媒推广、科学技术等五个领域。人才的培养又与高校古籍保护学科建设紧密相连。在高校古籍保护中，张先生向我们介绍了教育部的最新指示：在原有古籍整理、研究的基础上，增加古委会古籍保护、修复与利用的职能。全国高校积极参加古籍普查工作，在改善存藏条件、古籍修复、古籍保护实验研究、古籍保护教材编制、古籍保护人才培养等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成为了全国古籍保护的中坚力量之一。在谈到高校古籍保护学科建设时，他提出，古籍保护学是研究古籍保护规律的学科，是典型的交叉学科和综合学科，人文学科、管理学科、理工学科、非遗技艺和艺术学科都能在古籍保护学科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目前古籍保护学科建设呈现出将古籍保护与信息管理、图书情报学、古典文献学、艺术学、非遗技艺、理工科、博物馆学等多学科相结合，将古籍保护嵌入高校课程，开展古籍保护进校园活动等特点。他进一步向我们展示了当前开设古籍修复相关专业的中职、高职院校以及设立古籍修复相关专业专硕和博士学位点的高校。其中，中山大学自主审核新增“文献与文化遗产保护”硕士专业学位授权于2022年正式获批，该新增学位点重点依托中山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国家文化发展与文献遗产保护”学科团队建设，实行双导师制，一位导师来自培养单位，另一位导师来自文献与文化遗产保护相关机构。旨在用管理推动传承，用技术赋能人文。当今进行高校古籍保护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张先生提出重拾“典藏学”， “典藏学”是基础，与版本、目录、校勘之学是不可分割的，其不仅是传统文献建设、保存、保护、利用的学说，更是文献学与古籍保护学的桥梁和纽带。张先生强调现在的典藏学实践是非常关键的，图书馆的古籍保护、整理、数字化、活化、新典藏建设都需要这门学问。最后，张先生向我们介绍了古籍保护进校园的几项规划，主要包括以古籍保护为题，做一场或系列讲座；以“古籍保护学”或“典藏学”为名，在高校开办选修课或必修课；将古籍保护与信息管理学、文献学、博物馆学、文物学、艺术学、非遗技艺、物理学、化学、生物学、材料学、计算机学等学科结合，嵌入到各专业人员培养中；以研究生培养为主，开办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培养实践能力较强的专业硕士，开展古籍保护实验室建设，通过专业方向设置、传习所、培训班等多种形式，培养复合型人才；开办“古籍保护专业”，打造实践基地，逐步实现高职-本科-硕士-博士的培养路径，培养品学兼优、理论实践能力强的高素质人才。本次讲座内容详实、视野宏大，通过鲜活生动的事例以及深入浅出的讲解让听众对古籍保护有了更深的理解和认同，同时也生动展现了图书馆在守护文化根脉、推动传统焕新中发挥的关键作用。在互动环节中，与会学生踊跃提问，围绕古典文献学本科背景向古籍保护领域跨学科发展的学术路径等问题，与张先生展开了系统深入的探讨。此次讲座在热烈的氛围中圆满结束。

    4月24日和25日晚，香港岭南大学教授、香港大学中文学院荣誉教授、著名学者许子东在紫金港校区成均苑4幢100报告厅进行了两场专题讲座，吸引了众多师生和市民朋友参与。      4月24日的讲座主题为《鲁迅面临的三个矛盾》，浙江大学文学院党委书记李铭霞致欢迎辞，浙江大学文学院教授翟业军主持。    许子东围绕即将出版的新作《重读鲁迅》，从具体作品入手，对鲁迅在思想、生活中面临的三重矛盾做了归纳和剖析。他指出，鲁迅面对的第一个矛盾是“身在传统中反传统”，从《狂人日记》到《我之节烈观》，鲁迅一方面不断坚持对封建礼教的批判，另一方面自身也承受着包办婚姻等传统礼教的巨大压力，这种悖论使鲁迅成为五四知识分子精神困境的一个缩影。    鲁迅面对的第二个矛盾来自于“文学信念和启蒙使命”。许子东注意到，鲁迅在他的早期论文《摩罗诗力说》中明确宣扬浪漫主义文学的力量，甚至提出文学的本质在于提供美的享受，不应成为一种武器这样的“纯文学”理念。《中国小说史略》中对“娱心”的推崇、对《金瓶梅》的高度评价同样反映了鲁迅对文学审美的强调，但鲁迅自身的创作却始终担负着某种启蒙使命，如《呐喊》时期的“听将令”，使他不得已为《药》的结局添上一点光明。鲁迅的这种困境令许子东联想到自己拍摄电影《第一炉香》时的经历，当导演按照他的建议修改了压抑的结尾后，却丧失了原著的味道。鲁迅的第三个矛盾深刻反映在小说《阿Q正传》中，即“进化论者面对世事循环”时的无可奈何。他认为，“阿Q摸小尼姑的脸”这个情节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高峰，是对中国民众描写的一个大突破。这种“被人欺了就要去欺负更弱者”的心态，是真正的奴才心理，在今天仍有很多。作为坚定的进化论者，鲁迅一直相信世界会不断变好，也至死搜在追问：不断看到这般世事循环、旧事重演，如何打破？    许子东老师归纳出鲁迅的三重矛盾，本质上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镜像：在传统与现代、审美与功利、进步与循环的张力中始终保持一份清醒。这种清醒，正是我们重读鲁迅的意义所在。    4月25日的讲座主题为《20世纪中国小说的四个阶段》，浙江大学文学院教授陈奇佳主持。    通过重读20世纪中国小说，许子东对其创作阶段和人物形象进行了提炼归纳。他提出，20世纪中国小说写得最好的形象是农民和知识分子，此外官员也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传统儒家理念中，三者的理想状态是“士助官爱民”，而晚清四大谴责小说最重要的主题是“士见官欺民”。在他看来，《官场现形记》《老残游记》《孽海花》等作品虽然在艺术技巧上显得较粗糙，但是对晚清官员形象、官场生态的刻画入木三分，他希望通过引入晚清视角，重新审视五四新文学。    许子东发现，五四小说中知识分子的形象变得复杂化了，他总结了五种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发病的狂人、病愈的狂人、《祝福》里的“我”、孔乙己、《阿Q正传》里的长衫人物。同时，官员在五四小说中几乎缺席，地主从人民当中分离出来。进入延安时期，官员重回文学作品之中，且往往以传统民间戏剧的忠、奸之分出现，知识分子的形象淡化，或是和干部形象结合在一起，领导广大农民反抗地主、开展革命。新时期文学打破了固有模式，将种种以上形象都进一步复杂化，诸如莫言的《红高粱》、陈忠实的《白鹿原》都是对乡绅/地主形象的颠覆，王小波、张贤亮等对知识分子形象的塑造，余华、贾平凹等对农民形象的刻画等，不断丰富着20世纪中国文学的创作版图。    许子东老师对20世纪中国小说三种形象和四个阶段的把握，为我们标记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至关重要的文化节点，也让我们得以通过文学作品更加体贴地理解中国社会的历史变迁。

    4月13日下午，由浙江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所、浙江省作家协会文学评论委员会主办的“一个普通女性的‘浙江潮’——萧耳《望海潮》研读会”在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成均苑4幢107举行。作家萧耳，浙江省作协创研部副主任叶凯，浙江省作协文学评论委员会副主任郑翔，浙江省作协文学评论委员会委员徐兆正、顾奕俊，浙江文艺出版社总编辑王晓乐，浙江大学文学院副教授陈力君，浙江大学文学院研究生唐秀清、叶芷汀、戴融融共同参与研讨。本次活动由浙江大学文学院教授翟业军主持。   叶凯首先对与会嘉宾表示感谢，希望本次研讨在发掘萧耳老师创作特色的同时，也能够进一步提出有助于作家后续创作发展的意见和建议。    郑翔提出，《望海潮》给人感觉特别现实，小说主人公的故事好像就在我们的身边发生着。第一，小说氛围符合改革开放的时代风气；第二，小说直接使用地名、方言等元素，使其具备了“性格小说”的特征。在对比作家的系列创作后，郑翔认为萧耳的每一部小说都具有独特的风格，并希望在更讲究故事的同时，也能保持《鹊桥仙》的生活韵味，并延续《林中空地》的精神探索。    陈力君给《望海潮》的定位是新时代的风俗小说。小说对主人公何朵朵的人物塑造、商品经济的时代浪潮、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的写作姿态，深入了当下时代脉络和个人生活肌理，现实感、现场感、现身性都非常突出。她同时指出，小说符合传统审美的结局设定似乎缺乏足够的现实性，以及对男性形象的塑造存在一定的类型化特点。  王晓乐指出，《望海潮》的创作源于作家的一次采访，萧耳作为媒体记者的丰富经验使她的创作空间特别开阔，她的作品在出版界也广受关注。《望海潮》是萧耳的一个新起点，从私人记忆迈向了更波澜起伏的时代。她也从小说结构的角度提出建议，认为如果人物可以通过自身内在逻辑而不是作家的怜悯走向某种结局，将会更加令人期待。    顾奕俊认为，《望海潮》是一部典型的“问题小说”，并聚焦于道德伦理维度。他认为，小说中的男主人公代表了改革开放以后的民营企业家形象，其前史可以追溯到西门庆的形象。如何书写这一群体，尤其是如何处理其中的道德、审美等问题，是当代文学写作必须要关注的。    在徐兆正看来，萧耳是一个绝对写实的作家，她的作品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真实存在的群体，她们的生活、欲望和想象是怎么样的，尽管可能因此冒犯了一部分读者，但这恰恰证明了作者为一代女性群体“立此存照”的诚挚与勇敢。他还从中产阶级成长的角度梳理了萧耳小说创作的谱系性。    戴融融提到，读者在进入《望海潮》文本的过程中，会即刻被一种“安全感”侵袭。这种“安全感”既源自于作家讲故事的方式，也源自于故事本身，即作者为现代人情绪的“解剖”和“辩护”。一方面，文本呈现出的确切的现实性会令阅读者感到一种沉浸式的熟悉；另一方面，小说的叙述设计又破除了文本应有的“陌生化”，为读者搭建了“道德高地”，由是不自觉地带着人们进入阅读的舒适区，完成叙事的陪伴。    叶芷汀发现，为了使人物的转变合理、有效，小说采用的一种方法是对重复事物进行不同演绎，在何朵朵的变与不变之间寻找平衡。上卷中何朵朵不断重复依附他人的生存模式，反复强调对城市和物质的渴求；下卷则让主人公在旁观、倾听、回忆中与他人形成独立个体间的相互对照。通过对人的行为选择、情感、命运进行不同的“重复”，小说尝试以种种变与不变、差异与相似，展现对人生、自我等问题从外向内、从个性到共性的探求。    唐秀清发现，小说表现出一个普通女性在生存和道德上的两难困境，以生存的正当性覆盖道德瑕疵，以目的的合理性覆盖手段的偏颇是何朵朵面临道德危机的策略。叙述者用极能带动人的欲扬先抑的修辞术，承认何朵朵野心的同时强调其无奈与可怜，其中虽也体现出作者在叙事层面的道德焦虑，但并未遮蔽女性作家对时代沉浮中女性的欲望进行探寻本身的价值和意义。    翟业军表示，尽管小说在叙事节奏和情节结构上可能存在不足，但作家立足于我们置身的时代，表现当下最鲜活的现实，书写“浙江潮”这一重要的时代浪潮，这样一种记录时代的渴望本身是极为可贵的。而文学批评同样需要关注当下文学创作现场，激发当代文学参与时代的活力。    最后，作家萧耳对与会嘉宾表达了感谢。她追述了《望海潮》上部和下部的创作缘起，并就研讨中谈到的对叙事节奏、情节结构、表达意图等问题进行了回应。她表示，对人物命运的设计一方面源于中年写作带给作家的包容和温暖，也包含了对浙江女性内心逻辑的反思和体察。她希望自己的创作可以反映现实和破除偏见，并在未来的创作中求新求变，不断实现自我突破。

4月8日，我院方一新教授担任首席专家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汉语词汇通史”（14ZDB093）结项鉴定会于在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成均苑4幢900室成功举办。应邀参加鉴定会的专家有郑州大学李运富教授、北京语言大学华学诚教授、北京大学杨荣祥教授（线上）、复旦大学汪少华教授、吉林大学徐正考教授。受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委托，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党组成员、副主席陈先春莅会指导。浙江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副院长龚斌磊教授应邀参加鉴定会。子课题负责人首都师范大学黄树先教授（上古卷）、浙江大学古籍所所长王云路教授（中古卷）、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主任汪维辉教授（近代卷）等参与本次会议。与会人员还有文学院院长冯国栋教授、文学院副院长真大成教授、汉语言研究所史文磊教授与古籍研究所王诚副教授。鉴定会共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由文学院院长冯国栋教授主持。冯国栋教授首先隆重介绍了参加鉴定会的与会领导、专家和课题组成员，并代表文学院表示热烈欢迎与衷心感谢。随后，陈先春副主席发表讲话，对该项目的完成表示祝贺！认为该项目是方一新教授团队十年磨一剑的成果，同时对浙江大学文学院通过研究项目带动平台建设、人才培养的成绩给予肯定。接着，浙江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副院长龚斌磊教授致辞，他介绍了浙大文科发展的丰硕成果，尤其肯定了文学院在浙大文科建设与发展中做出的重大贡献，并对方一新教授团队成果表示肯定，提出期待。随后，陈先春副主席宣布李运富教授担任专家组组长，并对鉴定会的流程及要求进行说明。第二阶段由专家组组长李运富教授主持。项目首席专家方一新教授汇报项目执行情况、主要研究成果以及项目的贡献与不足等。本项目成果包括三大主体成果《上古汉语词汇史》《中古汉语词汇史》《近代汉语词汇史》，同时项目团队发表论文130余篇，其中，在权威刊物《中国语文》上发表5篇，《文史》《语言研究》《古汉语研究》等一级刊物发表42篇。主体成果中，上古卷注重在继承传统训诂学、文献学的基础上，在汉藏比较、词语比较的背景下，引入历史比较语言学和语义类型学的理论方法研究汉语上古词汇，并编纂了《汉语语源词典》；中古卷对东汉至隋的中古汉语词汇面貌和发展演变作了描写研究，勾勒了中古词汇的复音化趋势及虚词特点；并重视语料考辨，尝试从史的角度揭示可疑语料鉴别的必要性。近代卷是第一部近代汉语词汇史，比较全面系统地描述了近代汉语时期汉语词汇的整体面貌和各个侧面，同时揭示了汉语词汇在近代汉语时期的各种变化及其规律。在认真审阅结项最终成果并听取汇报的基础上，专家组从三卷的体例框架、行文规范、出土文献的利用、虚词研究的篇幅等方面进行提问，课题组最后统一做出回应。随后，专家组开展了充分商讨和评议，形成鉴定结论。第三阶段由陈先春副主席主持。李运富教授代表专家组作总结并宣布鉴定意见。专家组认为，该项目研究成果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课题研究体大思精，内容丰赡，语料详实，考辨精审，对相关研究具有示范性和引领性，同时在研究中形成了老中青结合的稳定研究梯队，培养了一批优秀人才。专家组对课题组的研究工作给予高度评价，一致同意通过结项鉴定，建议等级为优秀。方一新教授向各位专家的宝贵意见和建议致谢，表示将继续完善研究成果，强化通史意识，并深入挖掘出土文献的词汇史价值结项鉴定会圆满落下帷幕。文：朱羿图：严晓芳

  2025年4月7日，我院王云路教授担任首席专家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基于历代训释资源的汉语词汇语义研究”开题论证会于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成均苑4幢900室成功举办。  应邀参加开题论证会的专家组专家有北京语言大学华学诚教授、郑州大学李运富教授、北京大学杨荣祥教授（线上）、复旦大学汪少华教授、吉林大学徐正考教授。  子课题负责人北京大学俞敬松教授、浙江大学王云路教授、浙江大学方一新教授、浙江大学王诚副教授、浙江大学卢鹭副研究员、浙江大学郑伊老师等参与本次会议。论证会共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由项目首席专家王云路教授致辞。王云路教授介绍了评审组专家和课题组成员，说明了论证会流程，并向各位专家、课题组成员的到来表示欢迎和感谢。第二阶段由专家组组长华学诚教授主持。项目首席专家王云路教授就项目研究目标、研究内容和研究思路、预期成果、进度安排等作总体汇报。子课题负责人北京大学俞敬松教授、浙江大学郑伊研究员就“历代训释资源的汇集整理及其数据库建设”进行汇报，介绍了训释资源数据库的建设目标、工作计划以及现有成果。浙江大学王诚副教授就“基于古代训诂的上古汉语同义词、反义词研究”进行汇报，通过举例分析介绍了课题在利用出土材料、词义研究和语法研究结合、从历时角度进行演变考察等方面的创新。浙江大学卢鹭副研究员就“基于注疏语料、佛经音义的中古汉语复音词研究”进行汇报，介绍了中古汉语复音词研究的课题目标、主要材料、研究方法和视角、预期安排等。浙江大学方一新教授就“近代汉语方言词、俗语词”作简要介绍，对于如何在前人既有丰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推进研究提出新的思考。在充分听取项目组汇报后，专家组就如何协调子课题之间的整体性、框定同义词的共时性、训释材料的性质的处理和判定、围绕典型材料进行数据库建设以及建构理论框架等问题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意见，并建议适当对项目进行精简和瘦身，课题组成员进行回应并对专家们表示感谢。第三阶段由专家组组长华学诚教授代表专家组进行总结发言。华学诚教授对课题组的研究方案表示充分肯定，认为该项目以历代资料系统收集与整理为基础，结合现代手段建设数据库，具有可靠的资料保证；该项目总体规划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能够预期完成研究任务，取得高水平的标志性成果；该项目把建构汉语词汇语义学作为目标，把汉语词汇研究带入科学化与现代化，能够在吸收西方现代语言学理论的基础上建构出对世界语言学具有创造性意义的理论贡献。文：陆海燕图：何佳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