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4日和25日晚，香港岭南大学教授、香港大学中文学院荣誉教授、著名学者许子东在紫金港校区成均苑4幢100报告厅进行了两场专题讲座，吸引了众多师生和市民朋友参与。

    4月24日的讲座主题为《鲁迅面临的三个矛盾》，浙江大学文学院党委书记李铭霞致欢迎辞，浙江大学文学院教授翟业军主持。

    许子东围绕即将出版的新作《重读鲁迅》，从具体作品入手，对鲁迅在思想、生活中面临的三重矛盾做了归纳和剖析。他指出，鲁迅面对的第一个矛盾是“身在传统中反传统”，从《狂人日记》到《我之节烈观》，鲁迅一方面不断坚持对封建礼教的批判，另一方面自身也承受着包办婚姻等传统礼教的巨大压力，这种悖论使鲁迅成为五四知识分子精神困境的一个缩影。

    鲁迅面对的第二个矛盾来自于“文学信念和启蒙使命”。许子东注意到，鲁迅在他的早期论文《摩罗诗力说》中明确宣扬浪漫主义文学的力量，甚至提出文学的本质在于提供美的享受，不应成为一种武器这样的“纯文学”理念。《中国小说史略》中对“娱心”的推崇、对《金瓶梅》的高度评价同样反映了鲁迅对文学审美的强调，但鲁迅自身的创作却始终担负着某种启蒙使命，如《呐喊》时期的“听将令”，使他不得已为《药》的结局添上一点光明。鲁迅的这种困境令许子东联想到自己拍摄电影《第一炉香》时的经历，当导演按照他的建议修改了压抑的结尾后，却丧失了原著的味道。

鲁迅的第三个矛盾深刻反映在小说《阿Q正传》中，即“进化论者面对世事循环”时的无可奈何。他认为，“阿Q摸小尼姑的脸”这个情节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高峰，是对中国民众描写的一个大突破。这种“被人欺了就要去欺负更弱者”的心态，是真正的奴才心理，在今天仍有很多。作为坚定的进化论者，鲁迅一直相信世界会不断变好，也至死搜在追问：不断看到这般世事循环、旧事重演，如何打破？

    许子东老师归纳出鲁迅的三重矛盾，本质上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镜像：在传统与现代、审美与功利、进步与循环的张力中始终保持一份清醒。这种清醒，正是我们重读鲁迅的意义所在。

    4月25日的讲座主题为《20世纪中国小说的四个阶段》，浙江大学文学院教授陈奇佳主持。

    通过重读20世纪中国小说，许子东对其创作阶段和人物形象进行了提炼归纳。他提出，20世纪中国小说写得最好的形象是农民和知识分子，此外官员也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传统儒家理念中，三者的理想状态是“士助官爱民”，而晚清四大谴责小说最重要的主题是“士见官欺民”。在他看来，《官场现形记》《老残游记》《孽海花》等作品虽然在艺术技巧上显得较粗糙，但是对晚清官员形象、官场生态的刻画入木三分，他希望通过引入晚清视角，重新审视五四新文学。

    许子东发现，五四小说中知识分子的形象变得复杂化了，他总结了五种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发病的狂人、病愈的狂人、《祝福》里的“我”、孔乙己、《阿Q正传》里的长衫人物。同时，官员在五四小说中几乎缺席，地主从人民当中分离出来。进入延安时期，官员重回文学作品之中，且往往以传统民间戏剧的忠、奸之分出现，知识分子的形象淡化，或是和干部形象结合在一起，领导广大农民反抗地主、开展革命。新时期文学打破了固有模式，将种种以上形象都进一步复杂化，诸如莫言的《红高粱》、陈忠实的《白鹿原》都是对乡绅/地主形象的颠覆，王小波、张贤亮等对知识分子形象的塑造，余华、贾平凹等对农民形象的刻画等，不断丰富着20世纪中国文学的创作版图。

    许子东老师对20世纪中国小说三种形象和四个阶段的把握，为我们标记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至关重要的文化节点，也让我们得以通过文学作品更加体贴地理解中国社会的历史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