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3日下午，由浙江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所、浙江省作家协会文学评论委员会主办的“一个普通女性的‘浙江潮’——萧耳《望海潮》研读会”在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成均苑4幢107举行。作家萧耳，浙江省作协创研部副主任叶凯，浙江省作协文学评论委员会副主任郑翔，浙江省作协文学评论委员会委员徐兆正、顾奕俊，浙江文艺出版社总编辑王晓乐，浙江大学文学院副教授陈力君，浙江大学文学院研究生唐秀清、叶芷汀、戴融融共同参与研讨。本次活动由浙江大学文学院教授翟业军主持。   叶凯首先对与会嘉宾表示感谢，希望本次研讨在发掘萧耳老师创作特色的同时，也能够进一步提出有助于作家后续创作发展的意见和建议。    郑翔提出，《望海潮》给人感觉特别现实，小说主人公的故事好像就在我们的身边发生着。第一，小说氛围符合改革开放的时代风气；第二，小说直接使用地名、方言等元素，使其具备了“性格小说”的特征。在对比作家的系列创作后，郑翔认为萧耳的每一部小说都具有独特的风格，并希望在更讲究故事的同时，也能保持《鹊桥仙》的生活韵味，并延续《林中空地》的精神探索。    陈力君给《望海潮》的定位是新时代的风俗小说。小说对主人公何朵朵的人物塑造、商品经济的时代浪潮、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的写作姿态，深入了当下时代脉络和个人生活肌理，现实感、现场感、现身性都非常突出。她同时指出，小说符合传统审美的结局设定似乎缺乏足够的现实性，以及对男性形象的塑造存在一定的类型化特点。  王晓乐指出，《望海潮》的创作源于作家的一次采访，萧耳作为媒体记者的丰富经验使她的创作空间特别开阔，她的作品在出版界也广受关注。《望海潮》是萧耳的一个新起点，从私人记忆迈向了更波澜起伏的时代。她也从小说结构的角度提出建议，认为如果人物可以通过自身内在逻辑而不是作家的怜悯走向某种结局，将会更加令人期待。    顾奕俊认为，《望海潮》是一部典型的“问题小说”，并聚焦于道德伦理维度。他认为，小说中的男主人公代表了改革开放以后的民营企业家形象，其前史可以追溯到西门庆的形象。如何书写这一群体，尤其是如何处理其中的道德、审美等问题，是当代文学写作必须要关注的。    在徐兆正看来，萧耳是一个绝对写实的作家，她的作品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真实存在的群体，她们的生活、欲望和想象是怎么样的，尽管可能因此冒犯了一部分读者，但这恰恰证明了作者为一代女性群体“立此存照”的诚挚与勇敢。他还从中产阶级成长的角度梳理了萧耳小说创作的谱系性。    戴融融提到，读者在进入《望海潮》文本的过程中，会即刻被一种“安全感”侵袭。这种“安全感”既源自于作家讲故事的方式，也源自于故事本身，即作者为现代人情绪的“解剖”和“辩护”。一方面，文本呈现出的确切的现实性会令阅读者感到一种沉浸式的熟悉；另一方面，小说的叙述设计又破除了文本应有的“陌生化”，为读者搭建了“道德高地”，由是不自觉地带着人们进入阅读的舒适区，完成叙事的陪伴。    叶芷汀发现，为了使人物的转变合理、有效，小说采用的一种方法是对重复事物进行不同演绎，在何朵朵的变与不变之间寻找平衡。上卷中何朵朵不断重复依附他人的生存模式，反复强调对城市和物质的渴求；下卷则让主人公在旁观、倾听、回忆中与他人形成独立个体间的相互对照。通过对人的行为选择、情感、命运进行不同的“重复”，小说尝试以种种变与不变、差异与相似，展现对人生、自我等问题从外向内、从个性到共性的探求。    唐秀清发现，小说表现出一个普通女性在生存和道德上的两难困境，以生存的正当性覆盖道德瑕疵，以目的的合理性覆盖手段的偏颇是何朵朵面临道德危机的策略。叙述者用极能带动人的欲扬先抑的修辞术，承认何朵朵野心的同时强调其无奈与可怜，其中虽也体现出作者在叙事层面的道德焦虑，但并未遮蔽女性作家对时代沉浮中女性的欲望进行探寻本身的价值和意义。    翟业军表示，尽管小说在叙事节奏和情节结构上可能存在不足，但作家立足于我们置身的时代，表现当下最鲜活的现实，书写“浙江潮”这一重要的时代浪潮，这样一种记录时代的渴望本身是极为可贵的。而文学批评同样需要关注当下文学创作现场，激发当代文学参与时代的活力。    最后，作家萧耳对与会嘉宾表达了感谢。她追述了《望海潮》上部和下部的创作缘起，并就研讨中谈到的对叙事节奏、情节结构、表达意图等问题进行了回应。她表示，对人物命运的设计一方面源于中年写作带给作家的包容和温暖，也包含了对浙江女性内心逻辑的反思和体察。她希望自己的创作可以反映现实和破除偏见，并在未来的创作中求新求变，不断实现自我突破。

4月8日，我院方一新教授担任首席专家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汉语词汇通史”（14ZDB093）结项鉴定会于在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成均苑4幢900室成功举办。应邀参加鉴定会的专家有郑州大学李运富教授、北京语言大学华学诚教授、北京大学杨荣祥教授（线上）、复旦大学汪少华教授、吉林大学徐正考教授。受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委托，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党组成员、副主席陈先春莅会指导。浙江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副院长龚斌磊教授应邀参加鉴定会。子课题负责人首都师范大学黄树先教授（上古卷）、浙江大学古籍所所长王云路教授（中古卷）、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主任汪维辉教授（近代卷）等参与本次会议。与会人员还有文学院院长冯国栋教授、文学院副院长真大成教授、汉语言研究所史文磊教授与古籍研究所王诚副教授。鉴定会共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由文学院院长冯国栋教授主持。冯国栋教授首先隆重介绍了参加鉴定会的与会领导、专家和课题组成员，并代表文学院表示热烈欢迎与衷心感谢。随后，陈先春副主席发表讲话，对该项目的完成表示祝贺！认为该项目是方一新教授团队十年磨一剑的成果，同时对浙江大学文学院通过研究项目带动平台建设、人才培养的成绩给予肯定。接着，浙江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副院长龚斌磊教授致辞，他介绍了浙大文科发展的丰硕成果，尤其肯定了文学院在浙大文科建设与发展中做出的重大贡献，并对方一新教授团队成果表示肯定，提出期待。随后，陈先春副主席宣布李运富教授担任专家组组长，并对鉴定会的流程及要求进行说明。第二阶段由专家组组长李运富教授主持。项目首席专家方一新教授汇报项目执行情况、主要研究成果以及项目的贡献与不足等。本项目成果包括三大主体成果《上古汉语词汇史》《中古汉语词汇史》《近代汉语词汇史》，同时项目团队发表论文130余篇，其中，在权威刊物《中国语文》上发表5篇，《文史》《语言研究》《古汉语研究》等一级刊物发表42篇。主体成果中，上古卷注重在继承传统训诂学、文献学的基础上，在汉藏比较、词语比较的背景下，引入历史比较语言学和语义类型学的理论方法研究汉语上古词汇，并编纂了《汉语语源词典》；中古卷对东汉至隋的中古汉语词汇面貌和发展演变作了描写研究，勾勒了中古词汇的复音化趋势及虚词特点；并重视语料考辨，尝试从史的角度揭示可疑语料鉴别的必要性。近代卷是第一部近代汉语词汇史，比较全面系统地描述了近代汉语时期汉语词汇的整体面貌和各个侧面，同时揭示了汉语词汇在近代汉语时期的各种变化及其规律。在认真审阅结项最终成果并听取汇报的基础上，专家组从三卷的体例框架、行文规范、出土文献的利用、虚词研究的篇幅等方面进行提问，课题组最后统一做出回应。随后，专家组开展了充分商讨和评议，形成鉴定结论。第三阶段由陈先春副主席主持。李运富教授代表专家组作总结并宣布鉴定意见。专家组认为，该项目研究成果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课题研究体大思精，内容丰赡，语料详实，考辨精审，对相关研究具有示范性和引领性，同时在研究中形成了老中青结合的稳定研究梯队，培养了一批优秀人才。专家组对课题组的研究工作给予高度评价，一致同意通过结项鉴定，建议等级为优秀。方一新教授向各位专家的宝贵意见和建议致谢，表示将继续完善研究成果，强化通史意识，并深入挖掘出土文献的词汇史价值结项鉴定会圆满落下帷幕。文：朱羿图：严晓芳

  2025年4月7日，我院王云路教授担任首席专家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基于历代训释资源的汉语词汇语义研究”开题论证会于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成均苑4幢900室成功举办。  应邀参加开题论证会的专家组专家有北京语言大学华学诚教授、郑州大学李运富教授、北京大学杨荣祥教授（线上）、复旦大学汪少华教授、吉林大学徐正考教授。  子课题负责人北京大学俞敬松教授、浙江大学王云路教授、浙江大学方一新教授、浙江大学王诚副教授、浙江大学卢鹭副研究员、浙江大学郑伊老师等参与本次会议。论证会共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由项目首席专家王云路教授致辞。王云路教授介绍了评审组专家和课题组成员，说明了论证会流程，并向各位专家、课题组成员的到来表示欢迎和感谢。第二阶段由专家组组长华学诚教授主持。项目首席专家王云路教授就项目研究目标、研究内容和研究思路、预期成果、进度安排等作总体汇报。子课题负责人北京大学俞敬松教授、浙江大学郑伊研究员就“历代训释资源的汇集整理及其数据库建设”进行汇报，介绍了训释资源数据库的建设目标、工作计划以及现有成果。浙江大学王诚副教授就“基于古代训诂的上古汉语同义词、反义词研究”进行汇报，通过举例分析介绍了课题在利用出土材料、词义研究和语法研究结合、从历时角度进行演变考察等方面的创新。浙江大学卢鹭副研究员就“基于注疏语料、佛经音义的中古汉语复音词研究”进行汇报，介绍了中古汉语复音词研究的课题目标、主要材料、研究方法和视角、预期安排等。浙江大学方一新教授就“近代汉语方言词、俗语词”作简要介绍，对于如何在前人既有丰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推进研究提出新的思考。在充分听取项目组汇报后，专家组就如何协调子课题之间的整体性、框定同义词的共时性、训释材料的性质的处理和判定、围绕典型材料进行数据库建设以及建构理论框架等问题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意见，并建议适当对项目进行精简和瘦身，课题组成员进行回应并对专家们表示感谢。第三阶段由专家组组长华学诚教授代表专家组进行总结发言。华学诚教授对课题组的研究方案表示充分肯定，认为该项目以历代资料系统收集与整理为基础，结合现代手段建设数据库，具有可靠的资料保证；该项目总体规划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能够预期完成研究任务，取得高水平的标志性成果；该项目把建构汉语词汇语义学作为目标，把汉语词汇研究带入科学化与现代化，能够在吸收西方现代语言学理论的基础上建构出对世界语言学具有创造性意义的理论贡献。文：陆海燕图：何佳娴

2025年3月27日，浙江大学文学院“有闻”系列学术讲座第三十讲在紫金港校区成均苑4幢101会议室顺利举行。国家级人才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东南大学首席教授龙迪勇先生作题为“跨界思维与跨媒介叙事”的讲座，讲座由浙江大学文学院周启超教授主持。龙教授开场先介绍了自己研究跨媒介叙事的缘起：跨媒介叙事涉及到跨界的问题，而跨界一词耳熟能详，涉及到各行各业与各学科间的跨界现象，因为任何一种艺术都需要媒介进行表达。但由于韦勒克将文学与艺术之互联关系归入“外部研究”，因此与“内部研究”相比文艺跨媒介现象其重要性被迫降低。龙教授认为：正是韦勒克对跨媒介叙事现象的误解，在某种意义上延缓了这一重要现象的研究进程，现在必须破除陈见，并从“跨媒介”角度重新思考文学与艺术之间的复杂关系。随后，龙教授从绘画与雕塑之争说起，指出艺术史上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画家正是通过模仿雕塑而发明了透视的规律，从而在二维平面上创造出了具有三维立体效果的错视画。可见，绘画和雕塑本就难舍难分，如果画家具有足够创造性则可以利用平面且二维的画面来达到雕塑般的立体与三维的艺术效果。接着，龙教授重点阐释了作为跨媒介叙事美学基础的“出位之思”概念。“出位之思”源自德国美学术语“Andersstreben”，其本意是“跳出本位”，指艺术媒介欲超越其自身的表现性能或局限而追求另一种艺术媒介所具有的表达长处或美学特色。龙教授在引证莱辛、瓦尔特·佩特及钱钟书等大家的阐释后，赞同佩特在《乔尔乔涅画派》中所言的“部分偏离”，强调诗与画之间的具有交叠重合处，而这重叠处则会为彼此提供新的力量，进而反驳了韦勒克的观点，认为文艺跨媒介实际上还是一种“内部研究”。在第三部分，龙教授为跨媒介叙事做了清晰的概念梳理，着重辨析跨媒介叙事作品本身在文本形态上仍然是单一媒介而非多媒介，只是在创作或欣赏时必须“跨”出其身而追求他种媒介的美学效果或形式特征。最后，龙教授再次强调，当一媒介与他种媒介杂交后会产生巨大的艺术能量，由此文学和其他艺术的比较已不再仅属于“外部研究”，而已成为结构主义或“新批评”意义上的“内部研究”了。可见，跨界思维所带来的创造性成果不一定仅仅停留在“外部”，还可能进入“内部”，这也是当下正热的跨媒介（叙事）研究的价值所在！交流环节中，同学们就跨媒介叙事与感官叙事、图像、电影等不同载体间的多元关系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讲座尾声，周启超教授指出，本次讲座的意义之要是，跨媒介叙事之跨在于跨界思维，在于“出位之思”，这对比较文学研究有方法论意义上的启示。本次讲座在热烈的气氛中圆满结束。撰稿 刘其卓摄影 张梦露

 2025年3月3日上午9:30–11:30，观通学社第124期“衡古量今：先秦出土文献‘数量名’结构的实相与幻象”在成均苑4幢107会议室成功举办。本次讲座由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李昊泽助理教授、浙江大学文学院硕士生刘金翔主讲，浙江大学外国语学院程工教授、山东师范大学李建平教授、浙江大学文学院李旭平教授参与对谈，浙江大学文学院史文磊教授主持。 本讲主要关注先秦出土文献中“数量名”结构和量词的性质，及其与现代汉语“数量名”结构的区别。讲座伊始，李昊泽教授从形式语言学对量词功能和名词性质的讨论引入，介绍了现代汉语和现代英语的类型差异。随后，刘金翔同学梳理了先秦出土文献中“数量名”结构的使用情况，逐一分析具有代表性的语料，辨析其中“数量名”结构的语义。刘金翔同学对先秦出土文献中“名数量”结构的功能也进行了简要介绍。本节提出，楚简中的“数量名”结构的分布极其受限，与上古汉语广泛存在的“数名”结构存在较大差异。 在第二部分，刘金翔同学介绍了不同语料中数量结构的统计结果，概括出先秦汉语计量单位的使用规律，并结合具体语例和统计结果，进一步说明先秦楚简中“数量名”结构和量词承担的具体功能。在第三部分，李昊泽教授利用形式句法学和形式语义学的理论，讨论了上古汉语量词的语义，以及先秦文献中对量词的理解和应用。本节提出，先秦汉语中所见的“数量名”结构和现代汉语有本质不同。其时所见的量词其实都是一种用于度量的单位名词，而非真正意义上的量词。先秦的“数量名”结构主要用于表达物体的数量，并不承担一般名词所有的指称功能。在余论部分，李昊泽教授简要探讨了汉语量词可能的演化路径和方式。 参与研讨的嘉宾在上古汉语量词研究、形式语言学量词理论、量词的跨语言研究等方面提供了许多宝贵意见。李建平教授认为，秦国的书同文政策可能对汉语量词的演化产生影响；并介绍了其他简牍材料中量词的使用情况，提出双音化推动汉语量词发展的观点。程工教授讨论了量词和复数形态在语言中的作用，指出量词和复数形态在语言中是互补分布的，它们共同构成了名词可数和不可数的区分，语言中的名词可数和不可数之分是跨语言的共性。李旭平教授从量词的次类出发，针对量词的历时发展情况，提出了个体量词出现和触发机制的其他可能。 本次讲座讨论气氛热烈，取得圆满成功，与会师生都提出了大量重要意见，为语文学和语言学的结合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文字：刘金翔图片：朱羿

 2025年2月26日下午，钟子逸人文讲座第十七讲“敦煌吐鲁番写本所见9-13世纪书籍的东西交流中国”在成均苑900室成功举办。本讲座邀请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荣新江教授主讲，浙江大学古籍所余欣教授主持。学校刘进宝教授、高奕睿教授、许建平教授、傅杰教授、罗帅研究员、陈瑞峰研究员等十余位教师参与本次讲座，现场座无虚席。讲座伊始，荣新江教授带领大家回顾9-13世纪丝绸之路沿线地区的政治格局变化。9世纪中叶，唐、吐蕃、回鹘三大势力退出河西走廊和西域，不同民族地方势力兴起，丝绸之路交通受到一定程度的阻碍。9世纪末10世纪初，形成沙州归义军、甘州回鹘、西州回鹘、于阗王国等地方政权；与此同时，中国北方兴起契丹（辽）、金、西夏等地方势力。在葱岭以西地区，9世纪已降阿拉伯帝国阿巴斯王朝瓦解，其领域内陆续建立了萨曼王朝、哥疾宁王朝、哈喇汗王朝等政权。这些地方势力及国家政权或更迭或并存，为敦煌吐鲁番地区书籍的东西交流创造了复杂多样的环境。一、敦煌文献所见的写本书籍往来接着，荣教授以佛教僧人的著述传布活动为例，向大家介绍敦煌文献所记载的写本书籍往来情况。（1）中原与敦煌佛教书籍的双向交流。如《宋高僧传》卷六《唐京师西明寺承恩传》记载高僧释乘恩在天宝末年避地姑藏，重撰《百法论疏》并《钞》，经文行于西土，其著述后经张议潮表进，获唐朝认可。同样出身长安西明寺的大师昙旷，著有《大乘百法明门论开宗义记》和《大乘百法明门论开宗义决》，两书现存敦煌写本多种。（2）敦煌与周边地区的书籍交流。据S.5981号文书及上博48号《十二时普劝四众依教修行》可知，鄜州（今陕西富县）开元寺观音院主智严曾在沙洲巡礼莫高窟等胜迹，后往印度求法，其写本S.2659一面写有《摩尼教下部赞》与《僧羯磨》卷上，另一面抄有《大唐西域记》卷一、《往生礼赞文》、《十二光礼忏文》。荣教授认为，《大唐西域记》显然是利用作废的摩尼教的《下部赞》来抄写的。又如P.5538背保留的梵文-于阗文双语对照会话练习簿、Ch.00274于阗语《佛本生赞》以及Ch.00207所记曹元忠夫妇送西州回鹘《大佛名经》之事，皆是东西之间文本流传的有力例证。除写本外，敦煌壁画也能发现敦煌与周边地区书籍交流的线索。敦煌藏经洞中有许多行脚僧的画像，其形象与玄奘取经图有所不同，画中的胡僧背着中原经书样式的卷轴。荣教授指出，这反映了梵僧东来现象与中原书籍装帧形式的西传。二、吐鲁番文献所见的写本书籍往来随后，荣教授以语言、宗教与书写介质为切入点，进一步探讨了吐鲁番文献所见的东西写本书籍往来情况。（1）佛教文献交流情况。德国探险队在吐鲁番交河故城曾发现一件回鹘语《法华玄赞》译本（T II Y 21）第一叶，写着一句与本文内容无关的话：bo šačiu bägdä-siol“此是沙州之纸”。不仅体现出不同文明单元之间的书籍流通状况，更展现了东西物质文化的辗转传播。此外，吐鲁番还出土过利用原本是敦煌的官文书《端拱三年（990）沙州户口受田簿》（T II Y 46a）背面来书写的回鹘语佛典。（2）摩尼教文献交流情况。1.经济文书：如吐鲁番出土德藏Ch/U 3917回鹘语文书记录一位摩尼教法师的代理人从事奴隶贩卖等方面的贸易，这个商人集团以西州为中心，建立了包括天山南道的焉耆（Argi）、龟兹（Küsän）和天山北麓的样磨（Yaghma）、怛逻斯（Talas）在内的贸易网络，时代大概在西州回鹘王国早期或盛期（9－11世纪）。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贸易网络不仅与当时摩尼教团的传教路线高度重合，也印证了宗教团体在丝绸之路贸易中扮演的重要角色。这些经济文书为我们理解摩尼教团的经济基础、物资流通线路及东西写本传播路径提供了宝贵的实证材料。2.书信：旅顺博物馆的LM20-1552-23与德藏吐鲁番出土的So 11500、So 20226粟特语残片原属同一封书信，其内容证实了撒马尔罕与高昌之间的书信往来。1980年吐鲁番柏孜克里克石窟出土的三封粟特文书信，进一步揭示了以高昌为中心的摩尼教团组织结构：中亚撒马尔罕教会隶属该教团，其领袖慕阇驻锡于高昌城中心寺院（编号K），毗邻回鹘可汗宫城（编号E，今称可汗堡）。荣新江教授表示，书信中也提到了数量颇为可观的各种摩尼的著作、赞美诗、教规等等，暗示这些文献在两地之间可能也存在着交流。比如《夏普夫尔冈》就在吐鲁番发现过中古波斯语和粟特语文本。日本学者吉田丰曾对这三封粟特文书信进行过详细研究。3.宗教文书：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藏M 178（MIK III 4990）粟特语摩尼教宇宙论文献与柏林—布莱登堡科学院藏M 1224巴克特里亚语摩尼教文献采用皮革材质书写，展现了独特的书籍制作工艺。同时出土的三件皮革残片（MIK III 6268、6267、7048）经考证为书籍封面残件，也应当来自摩尼教文本。更为引人注目的是M 111号文献所呈现的书籍再利用现象：该文献正面为汉语佛典，后被摩尼教信徒改造为册子本，一页写中古波斯语或帕提亚语和粟特语摩尼教术语对照表，另一页用摩尼文－回鹘文写摩尼教赞美诗，体现了宗教文献的跨文化流转特征。吐峪沟出土的M 7351号文献则提供了不同时间维度上的书籍交流证据：现在编为背面（实为正面）的部分为唐代楷书精写的《妙法莲华经》卷四，后经截断改造，用于书写中古波斯语传教士就职赞美诗，且呈现出多位书写者的笔迹特征。这些写本文献不仅证实了吐鲁番地区作为宗教文化交汇点，所处的重要地位；更为研究9-13世纪东西书籍的制作、流通与再利用情况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3）景教及基督教文献交流情况。吐鲁番出土的景教及基督教文献同样为研究东西写本书籍交流情况提供重要物证。如编号为B-26（MIK III 45）的《礼拜仪轨书》，据亨特（Erica C. D. Hunter）博士推测，应当是一本来自西方的写本书籍；从叙利亚东方教会的传播历史来推测，可能来自于中亚的木鹿（Merv），从公元6世纪开始，这里就是叙利亚东方教会的最东边的教区，也是基督教向东传播的跳板。此外，吐鲁番出土还有不少叙利亚语基督教写本，在装帧形制上延续了西方传统，与中国本土书籍形制迥异，这其中也应当有从西方传入的文本。荣教授认为，至于叙利亚文书写的粟特语、回鹘语基督教文献，则可能是当地信徒所写。这些文献展现了基督教本土化过程中的文化适应现象，反映了外来宗教与当地文化的融合过程，为研究东西方写本文化交流提供了独特的观察视角。在互动交流环节，陈瑞峰研究员针对吐鲁番出土景教壁画的画面意象与场景内涵提出见解，认为其图像叙事可能与基督教传统中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重要事件存在关联性；其后，许建平教授从比较文献学的视角切入，对东西方书写方向的差异性进行思考，分析书写方向的选择可能与书写载体的物理特性、文化传统以及宗教信仰等多种因素有关。随后，高奕睿教授从写本学的理论维度对报告进行评议，认为荣新江教授不仅系统考察了9-13世纪东西方书籍文化的双向互动，更将研究视野拓展至东西书信交往层面，关注到东纸西传的研究价值，慧眼独具。在场师生踊跃提问，荣新江教授一一详尽回应，现场气氛热烈融洽，讲座取得圆满成功。讲座结束后专家合影留念。撰稿丨刘佳宁 朱子眉摄影丨颜庭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