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3月27日，浙江大学文学院“有闻”系列学术讲座第三十讲在紫金港校区成均苑4幢101会议室顺利举行。国家级人才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东南大学首席教授龙迪勇先生作题为“跨界思维与跨媒介叙事”的讲座，讲座由浙江大学文学院周启超教授主持。龙教授开场先介绍了自己研究跨媒介叙事的缘起：跨媒介叙事涉及到跨界的问题，而跨界一词耳熟能详，涉及到各行各业与各学科间的跨界现象，因为任何一种艺术都需要媒介进行表达。但由于韦勒克将文学与艺术之互联关系归入“外部研究”，因此与“内部研究”相比文艺跨媒介现象其重要性被迫降低。龙教授认为：正是韦勒克对跨媒介叙事现象的误解，在某种意义上延缓了这一重要现象的研究进程，现在必须破除陈见，并从“跨媒介”角度重新思考文学与艺术之间的复杂关系。随后，龙教授从绘画与雕塑之争说起，指出艺术史上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画家正是通过模仿雕塑而发明了透视的规律，从而在二维平面上创造出了具有三维立体效果的错视画。可见，绘画和雕塑本就难舍难分，如果画家具有足够创造性则可以利用平面且二维的画面来达到雕塑般的立体与三维的艺术效果。接着，龙教授重点阐释了作为跨媒介叙事美学基础的“出位之思”概念。“出位之思”源自德国美学术语“Andersstreben”，其本意是“跳出本位”，指艺术媒介欲超越其自身的表现性能或局限而追求另一种艺术媒介所具有的表达长处或美学特色。龙教授在引证莱辛、瓦尔特·佩特及钱钟书等大家的阐释后，赞同佩特在《乔尔乔涅画派》中所言的“部分偏离”，强调诗与画之间的具有交叠重合处，而这重叠处则会为彼此提供新的力量，进而反驳了韦勒克的观点，认为文艺跨媒介实际上还是一种“内部研究”。在第三部分，龙教授为跨媒介叙事做了清晰的概念梳理，着重辨析跨媒介叙事作品本身在文本形态上仍然是单一媒介而非多媒介，只是在创作或欣赏时必须“跨”出其身而追求他种媒介的美学效果或形式特征。最后，龙教授再次强调，当一媒介与他种媒介杂交后会产生巨大的艺术能量，由此文学和其他艺术的比较已不再仅属于“外部研究”，而已成为结构主义或“新批评”意义上的“内部研究”了。可见，跨界思维所带来的创造性成果不一定仅仅停留在“外部”，还可能进入“内部”，这也是当下正热的跨媒介（叙事）研究的价值所在！交流环节中，同学们就跨媒介叙事与感官叙事、图像、电影等不同载体间的多元关系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讲座尾声，周启超教授指出，本次讲座的意义之要是，跨媒介叙事之跨在于跨界思维，在于“出位之思”，这对比较文学研究有方法论意义上的启示。本次讲座在热烈的气氛中圆满结束。撰稿 刘其卓摄影 张梦露

 2025年3月3日上午9:30–11:30，观通学社第124期“衡古量今：先秦出土文献‘数量名’结构的实相与幻象”在成均苑4幢107会议室成功举办。本次讲座由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李昊泽助理教授、浙江大学文学院硕士生刘金翔主讲，浙江大学外国语学院程工教授、山东师范大学李建平教授、浙江大学文学院李旭平教授参与对谈，浙江大学文学院史文磊教授主持。 本讲主要关注先秦出土文献中“数量名”结构和量词的性质，及其与现代汉语“数量名”结构的区别。讲座伊始，李昊泽教授从形式语言学对量词功能和名词性质的讨论引入，介绍了现代汉语和现代英语的类型差异。随后，刘金翔同学梳理了先秦出土文献中“数量名”结构的使用情况，逐一分析具有代表性的语料，辨析其中“数量名”结构的语义。刘金翔同学对先秦出土文献中“名数量”结构的功能也进行了简要介绍。本节提出，楚简中的“数量名”结构的分布极其受限，与上古汉语广泛存在的“数名”结构存在较大差异。 在第二部分，刘金翔同学介绍了不同语料中数量结构的统计结果，概括出先秦汉语计量单位的使用规律，并结合具体语例和统计结果，进一步说明先秦楚简中“数量名”结构和量词承担的具体功能。在第三部分，李昊泽教授利用形式句法学和形式语义学的理论，讨论了上古汉语量词的语义，以及先秦文献中对量词的理解和应用。本节提出，先秦汉语中所见的“数量名”结构和现代汉语有本质不同。其时所见的量词其实都是一种用于度量的单位名词，而非真正意义上的量词。先秦的“数量名”结构主要用于表达物体的数量，并不承担一般名词所有的指称功能。在余论部分，李昊泽教授简要探讨了汉语量词可能的演化路径和方式。 参与研讨的嘉宾在上古汉语量词研究、形式语言学量词理论、量词的跨语言研究等方面提供了许多宝贵意见。李建平教授认为，秦国的书同文政策可能对汉语量词的演化产生影响；并介绍了其他简牍材料中量词的使用情况，提出双音化推动汉语量词发展的观点。程工教授讨论了量词和复数形态在语言中的作用，指出量词和复数形态在语言中是互补分布的，它们共同构成了名词可数和不可数的区分，语言中的名词可数和不可数之分是跨语言的共性。李旭平教授从量词的次类出发，针对量词的历时发展情况，提出了个体量词出现和触发机制的其他可能。 本次讲座讨论气氛热烈，取得圆满成功，与会师生都提出了大量重要意见，为语文学和语言学的结合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文字：刘金翔图片：朱羿

 2025年2月26日下午，钟子逸人文讲座第十七讲“敦煌吐鲁番写本所见9-13世纪书籍的东西交流中国”在成均苑900室成功举办。本讲座邀请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荣新江教授主讲，浙江大学古籍所余欣教授主持。学校刘进宝教授、高奕睿教授、许建平教授、傅杰教授、罗帅研究员、陈瑞峰研究员等十余位教师参与本次讲座，现场座无虚席。讲座伊始，荣新江教授带领大家回顾9-13世纪丝绸之路沿线地区的政治格局变化。9世纪中叶，唐、吐蕃、回鹘三大势力退出河西走廊和西域，不同民族地方势力兴起，丝绸之路交通受到一定程度的阻碍。9世纪末10世纪初，形成沙州归义军、甘州回鹘、西州回鹘、于阗王国等地方政权；与此同时，中国北方兴起契丹（辽）、金、西夏等地方势力。在葱岭以西地区，9世纪已降阿拉伯帝国阿巴斯王朝瓦解，其领域内陆续建立了萨曼王朝、哥疾宁王朝、哈喇汗王朝等政权。这些地方势力及国家政权或更迭或并存，为敦煌吐鲁番地区书籍的东西交流创造了复杂多样的环境。一、敦煌文献所见的写本书籍往来接着，荣教授以佛教僧人的著述传布活动为例，向大家介绍敦煌文献所记载的写本书籍往来情况。（1）中原与敦煌佛教书籍的双向交流。如《宋高僧传》卷六《唐京师西明寺承恩传》记载高僧释乘恩在天宝末年避地姑藏，重撰《百法论疏》并《钞》，经文行于西土，其著述后经张议潮表进，获唐朝认可。同样出身长安西明寺的大师昙旷，著有《大乘百法明门论开宗义记》和《大乘百法明门论开宗义决》，两书现存敦煌写本多种。（2）敦煌与周边地区的书籍交流。据S.5981号文书及上博48号《十二时普劝四众依教修行》可知，鄜州（今陕西富县）开元寺观音院主智严曾在沙洲巡礼莫高窟等胜迹，后往印度求法，其写本S.2659一面写有《摩尼教下部赞》与《僧羯磨》卷上，另一面抄有《大唐西域记》卷一、《往生礼赞文》、《十二光礼忏文》。荣教授认为，《大唐西域记》显然是利用作废的摩尼教的《下部赞》来抄写的。又如P.5538背保留的梵文-于阗文双语对照会话练习簿、Ch.00274于阗语《佛本生赞》以及Ch.00207所记曹元忠夫妇送西州回鹘《大佛名经》之事，皆是东西之间文本流传的有力例证。除写本外，敦煌壁画也能发现敦煌与周边地区书籍交流的线索。敦煌藏经洞中有许多行脚僧的画像，其形象与玄奘取经图有所不同，画中的胡僧背着中原经书样式的卷轴。荣教授指出，这反映了梵僧东来现象与中原书籍装帧形式的西传。二、吐鲁番文献所见的写本书籍往来随后，荣教授以语言、宗教与书写介质为切入点，进一步探讨了吐鲁番文献所见的东西写本书籍往来情况。（1）佛教文献交流情况。德国探险队在吐鲁番交河故城曾发现一件回鹘语《法华玄赞》译本（T II Y 21）第一叶，写着一句与本文内容无关的话：bo šačiu bägdä-siol“此是沙州之纸”。不仅体现出不同文明单元之间的书籍流通状况，更展现了东西物质文化的辗转传播。此外，吐鲁番还出土过利用原本是敦煌的官文书《端拱三年（990）沙州户口受田簿》（T II Y 46a）背面来书写的回鹘语佛典。（2）摩尼教文献交流情况。1.经济文书：如吐鲁番出土德藏Ch/U 3917回鹘语文书记录一位摩尼教法师的代理人从事奴隶贩卖等方面的贸易，这个商人集团以西州为中心，建立了包括天山南道的焉耆（Argi）、龟兹（Küsän）和天山北麓的样磨（Yaghma）、怛逻斯（Talas）在内的贸易网络，时代大概在西州回鹘王国早期或盛期（9－11世纪）。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贸易网络不仅与当时摩尼教团的传教路线高度重合，也印证了宗教团体在丝绸之路贸易中扮演的重要角色。这些经济文书为我们理解摩尼教团的经济基础、物资流通线路及东西写本传播路径提供了宝贵的实证材料。2.书信：旅顺博物馆的LM20-1552-23与德藏吐鲁番出土的So 11500、So 20226粟特语残片原属同一封书信，其内容证实了撒马尔罕与高昌之间的书信往来。1980年吐鲁番柏孜克里克石窟出土的三封粟特文书信，进一步揭示了以高昌为中心的摩尼教团组织结构：中亚撒马尔罕教会隶属该教团，其领袖慕阇驻锡于高昌城中心寺院（编号K），毗邻回鹘可汗宫城（编号E，今称可汗堡）。荣新江教授表示，书信中也提到了数量颇为可观的各种摩尼的著作、赞美诗、教规等等，暗示这些文献在两地之间可能也存在着交流。比如《夏普夫尔冈》就在吐鲁番发现过中古波斯语和粟特语文本。日本学者吉田丰曾对这三封粟特文书信进行过详细研究。3.宗教文书：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藏M 178（MIK III 4990）粟特语摩尼教宇宙论文献与柏林—布莱登堡科学院藏M 1224巴克特里亚语摩尼教文献采用皮革材质书写，展现了独特的书籍制作工艺。同时出土的三件皮革残片（MIK III 6268、6267、7048）经考证为书籍封面残件，也应当来自摩尼教文本。更为引人注目的是M 111号文献所呈现的书籍再利用现象：该文献正面为汉语佛典，后被摩尼教信徒改造为册子本，一页写中古波斯语或帕提亚语和粟特语摩尼教术语对照表，另一页用摩尼文－回鹘文写摩尼教赞美诗，体现了宗教文献的跨文化流转特征。吐峪沟出土的M 7351号文献则提供了不同时间维度上的书籍交流证据：现在编为背面（实为正面）的部分为唐代楷书精写的《妙法莲华经》卷四，后经截断改造，用于书写中古波斯语传教士就职赞美诗，且呈现出多位书写者的笔迹特征。这些写本文献不仅证实了吐鲁番地区作为宗教文化交汇点，所处的重要地位；更为研究9-13世纪东西书籍的制作、流通与再利用情况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3）景教及基督教文献交流情况。吐鲁番出土的景教及基督教文献同样为研究东西写本书籍交流情况提供重要物证。如编号为B-26（MIK III 45）的《礼拜仪轨书》，据亨特（Erica C. D. Hunter）博士推测，应当是一本来自西方的写本书籍；从叙利亚东方教会的传播历史来推测，可能来自于中亚的木鹿（Merv），从公元6世纪开始，这里就是叙利亚东方教会的最东边的教区，也是基督教向东传播的跳板。此外，吐鲁番出土还有不少叙利亚语基督教写本，在装帧形制上延续了西方传统，与中国本土书籍形制迥异，这其中也应当有从西方传入的文本。荣教授认为，至于叙利亚文书写的粟特语、回鹘语基督教文献，则可能是当地信徒所写。这些文献展现了基督教本土化过程中的文化适应现象，反映了外来宗教与当地文化的融合过程，为研究东西方写本文化交流提供了独特的观察视角。在互动交流环节，陈瑞峰研究员针对吐鲁番出土景教壁画的画面意象与场景内涵提出见解，认为其图像叙事可能与基督教传统中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重要事件存在关联性；其后，许建平教授从比较文献学的视角切入，对东西方书写方向的差异性进行思考，分析书写方向的选择可能与书写载体的物理特性、文化传统以及宗教信仰等多种因素有关。随后，高奕睿教授从写本学的理论维度对报告进行评议，认为荣新江教授不仅系统考察了9-13世纪东西方书籍文化的双向互动，更将研究视野拓展至东西书信交往层面，关注到东纸西传的研究价值，慧眼独具。在场师生踊跃提问，荣新江教授一一详尽回应，现场气氛热烈融洽，讲座取得圆满成功。讲座结束后专家合影留念。撰稿丨刘佳宁 朱子眉摄影丨颜庭婷

 

 

 

2024年12月20日下午，由浙江大学文学院、径山禅宗文化研究院合作举办的“浙大·径山讲堂系列讲座”第四讲在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成均苑4幢900教室顺利举办。本次讲座由新加坡佛学院副教授、教务主任、图书馆馆长纪赟教授主讲，主题为“南朝初期的南方佛教特质”。讲座由浙江大学文学院院长冯国栋教授主持，径山禅宗文化研究院执行院长张涛、秘书长陈之侃、副秘书长萧苏晏参与讲座。讲座伊始，纪赟教授首先介绍了佛教研究对于数字技术与资料库的广泛采用，也简单介绍了的最新研究方法和研究工具，如CBETA、SAT等藏经佛典资料检索系统、“人名规范资料库”、“地名规范资料库”等数据库的功能和使用方法。纪赟教授以“宋高僧传之校勘与数位版本化”系统和“TACL语料库语言学文本分析系统”为例，指出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的应用，对佛教研究资料的搜集、整理和分析有重要的价值。纪赟老师向在场听众介绍了他在佛教研究过程中的心得研究经验，以其所编纂中的南朝佛教史资料长编为例，详述了通过摘抄、汇编和注释文献材料，建立起个人研究的专题检索资料库的研究方法。纪教授总结文献材料的整理的方式，一以事件为线索的类编；二以时间为序，更能发现史事前后的内在逻辑，并可以通过GIS等技术转化为可视化的佛教史编年地图。关于南朝佛教史的研究，纪赟教授先综述了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指出南北朝佛教史的研究之所以较为兴盛，除了“追本溯源”的佛教史研究思维影响之外，还与史料的体量和南北朝史料保存了为数不少的印度和中亚元素有关。纪赟教授认为，南北朝佛教史的研究中国和日本学者多偏重于晚期南朝研究，并且往往将南朝末年的佛教与隋唐佛教的兴起与发展关联起来。纪赟教授引述了张雪松教授总结的中国佛教研究三种研究视角，提出中国佛教史的研究需要对旧史料进行更为精深的再发掘，以经济史、制度史、全球史等多重视角来观照焦点问题。在提出新方法论的基础上，纪赟教授举出南朝佛教研究的几个关键词——南与北、精英与世俗、全球化与本土化、媒体和内容。纪赟教授解释之所以要聚焦于刘宋时代，是因为刘宋时期的佛教有以下几个特征。一是东晋末年至刘宋时期佛教译经活动空前兴盛，译经数量众多，种类复杂，并且对后世佛教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二是在刘宋皇室和朝廷的支持下，僧人数量和寺院规模迅速扩大，皇族与特定寺院的紧密联系为隋唐以降成熟的并建立具有政教交互意义的官寺制度奠定了基础。纪赟教授总结道，刘宋时代是一个巨变的时代，在重要经典的传译、大乘佛教思想的传播、南方佛教特质的形成等方面，塑造了此后两百多年中古佛教的基本格局。对于南朝佛教研究的基本史料，纪赟老师列举了佛教内典、史部典籍、方志、碑刻等材料，并通过对比各类材料可以发现不同类型的史料有不同的叙事取向。由此，纪赟教授指出刘宋佛教研究问题点，包括佛教僧团和文化重心的南移、南朝山林佛教的兴起、南方移民和佛教传播的交通线路、荆襄、寿春和建康三个佛教中心的形成等。纪赟教授特以山林佛教的代表浙江天台山为例，阐述了佛教“圣山”观念的迁移如何影响山林佛教的传播，圣地模式的差异和菩萨信仰式圣山系统的兴起相互抗衡，对具体地域的佛教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同时，浙东佛教传播的路线也形塑着南方山林佛教的生态，在佛道杂处的冲突与融合中，塑造了有别于活跃于都市之中的义学僧传统的浙东佛教山林禅修传统。此外，纪赟教授还强调要在宏观的南北论问题视野下，对中国佛教的本土化过程中南北佛教的交流与冲突进行研究。最后，纪赟教授总结了四世纪末至五世纪的早期南朝佛教的特点，体现在一方面重视义理探讨，与北方偏重禅修的风气形成对比，这可能与汉族知识精英的南迁而胡族多留中原有关；另一方面，它与士人文化紧密结合，南朝贵族普遍将佛教视为高雅的爱好。此外，南方佛教还呈现出山林佛教的特色，与东南亚及周边地区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在大乘佛教方面，南方表现尤为显著，相比之下北朝则不那么明显。同时，南方的寺院与僧伽也展现出若干特色，如雏形官寺的存在以及佛教与政治的紧密结合。纪赟教授强调，尽管南朝佛教有自身的独特性，但仍不可忽视其与北方佛教之间不弱的联系。在对谈环节，杭州师范大学刘正平教授认为纪赟教授提到的数字人文和人工智能在研究中的应用，对人文研究提出了新的挑战。而纪赟教授对刘宋佛教史料来源、山林经济与佛教、刘宋佛教对中国佛教的奠基性意义等重要问题都具有启发性。刘教授以其所关注的宝卷研究为例，指出南齐时代的道教灵宝经信仰对中国佛教的科仪制度的奠定具有重要意义。纪赟教授提到的南朝佛教佛道竞争和融合的问题，延续到齐梁时代亦一直存在，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视域。中国美术学院的兰宇冬教授指出纪赟教授的研究，涉及到研究方法、研究技术、资料选择等诸多问题。关于南朝山林佛教的问题，兰教授分享了山水艺术的诞生与佛教的传播之间有对应关系。在庐山、建康等地区，佛教引起的剧烈思想变动，最终也会反应馈到了艺术领域，中国艺术史关于山水的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文学视野中，还需要在思想史和佛教史的领域里发现问题。此外，径山寺的法幢法师、中国社科院的陈志远老师等老师和同学皆与纪赟教授作了深入的交流。现场气氛热烈，讲座取得圆满成功。

   2025年12月25日，一场以“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和文学期刊”为主题的对谈会在成均苑4幢100举行。《青年文学》主编张菁老师、《江南》副主编哲贵老师、文学院教授翟业军老师受邀担任对谈会嘉宾。本次对谈会由文学院副教授陈力君老师主持。《青年文学》：与青年作家同行   张菁主编首先从《青年杂志》的发展谈起，深入探讨了其与青年人精神世界的深刻联系。“青年”不仅是一个年龄阶段，更是一种始终对世界保持好奇与探索的姿态。基于这一理念，《青年杂志》将“青年、城市、现代化”作为关键词，以此捕捉当下青年的精神面貌。在回顾铁凝、史铁生、刘震云、余华、苏童等作家早期在《青年文学》的发表经历时，她强调，《青年文学》期待与年轻作家的相遇，正是希望可以在陪伴作家成长的过程中，观察青年人看待世界、认识自己方式的变化。此外，张主编特意指出，《青年杂志》每年第五期专门推出高校专号，发表高校在读学生的作品。通过这一形式，《青年杂志》鼓励青年人在面对生活的喧嚣与精神困惑时，勇敢发出自己的声音，用文学开辟一条抚慰心灵、直面现实的道路。《江南》：倾听时代的声音   哲贵主编指出，目前国内文学期刊主要分为作协或文联主办、出版社主办两种类型，而《江南》由省作协主办的，从一开始就深深扎根于杭州，至今已历经八位主编。他谈道，《江南》从创刊初期的季刊发展为如今的月刊，并衍生出了独立的《江南诗》，在出版内容与形式上不断创新。同时，杂志设立了两个重要文学奖项——郁达夫小说奖与江南诗歌奖，其中郁达夫小说奖始于2011年，专注于世界华语中短篇小说领域，每两年一届，刚刚完成了第八届颁奖仪式。在论及《江南》的发展问题时，哲贵老师指出，杂志目前正在进行定位的调整，以更好地回应“文学如何与时代相处”“当代人需要什么样的文学”等一系列问题。由此，哲贵主编介绍了杂志在选稿上的新标准：现实性、艺术性与未来性。文学刊物的当代使命   翟业军教授在发言中深刻剖析了当代文学的现状：文学刊物遭受冷遇，纸媒迎来寒冬。然而即使在这样一个文学逐渐式微的时代，我们仍然应当强调文学的重要性。文学刊物作为维系文学生产流通的必要途径，既是文学直面当下、记录时代的窗口，也是文学本身被发现的机制。他提到，《青年杂志》的主办单位——中国青年出版社所出版的书籍，曾深深形塑了一代中国人的精神结构。而在今天，文学刊物仍应该有肩负这一使命的担当：通过制定作品遴选标准，参与当代社会情感结构的塑造。此外，翟业军教授还着重强调了文学刊物和文学奖项在助力年轻作家脱颖而出方面的独特作用。在三位老师精彩发言后，与会师生积极踊跃参与互动交流。围绕小说的超越性与未来性、叙事手法，以及历史文本的非虚构写作等主题，三位嘉宾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解答。本次对谈会在热烈而融洽的氛围中圆满落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