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语言文字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加强新时代语言文字工作的决策部署，推进浙江大学国家语言文字推广基地的首个建设项目顺利开展，在浙江省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指导下，浙江大学国家语言文字推广基地于2021年1月9日上午9点通过线上腾讯会议形式举行了“贵州南部布依族居住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及推广对策研究”项目的启动会。暨南大学华文学院院长、暨南大学国家语言文字推广基地执行主任邵宜，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研究员郭龙生，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党委书记蔡荃，以及浙江大学国家语言文字推广基地方一新、庄初升、陈玉洁、罗天华和望谟县教育局语委办负责人韦帮翠等近十位课题组成员参加了此次会议。会议由浙大基地副主任兼办公室主任罗天华主持。蔡荃书记首先向各位与会嘉宾表示欢迎，对本次基地建设项目的启动表示祝贺。蔡书记还充分肯定了基地成立以来所做的工作和取得的成绩，指出基地充分发挥了国家语言文字推广基地的功能和作用，体现了国家语言文字推广基地的担当与使命。蔡书记认为基地拥有一批在语言文字科研和推广方面成绩显著、经验丰富的教师，相信有能力圆满完成此次项目，并对各位专家长期以来给予基地的支持和帮助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也对基地未来的发展提出了新的期望，表示人文学院将继续大力支持基地的建设和发展。基地执行主任、首个基地建设项目负责人庄初升从项目的立项背景、建设内容、预期目标、基础条件、基本思路等方面进行详细的汇报。在评议环节，暨南大学华文学院院长、暨南大学国家语言文字推广基地执行主任邵宜首先对项目启动表示祝贺，指出项目在实施过程中要创新语言调查的方式方法，加强与社会学、经济学等方向的联系，在项目成果上突出实际应用功能。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研究员郭龙生认为项目在调查过程中要加强社会语言学的方法应用，把基地项目做到深入扎实，打造基地建设品牌与特色，更好地发挥示范引领作用。最后，基地主任方一新教授进行了总结发言，他代表基地向与会领导和专家以及项目组成员表达了诚挚的谢意。方一新教授还对与会专家提出的建议表示认同，并强调本项目前期准备充分，方案设计切合实际，课题组有信心有能力高质量地完成任务。

2020年12月24日晚，浙江大学经济与文化研究中心与浙江大学大数据+学术地图创新团队共同举办了第十期学术地图发布平台系列讲座。本次讲座由徐永明教授主持，分为上下两场，上半场为孙小力教授的《元代诗文别集的文献特征与整理对策——以<杨维禎全集>为例》，下半场为查洪德教授主讲的《追寻元代文学史之本真》。孙小力教授是原上海大学文学院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也是元代文学学会（筹)常务理事、明代文学学会（筹）理事。孙教授专治元明诗文，著有《杨维禎年谱》；发表有《明代诗学书目汇考》《元代江浙文人的串联风气和文艺创新》《杨铁崖明清印象考论》《宋濂越歌考论》等数十篇论文；整理有《帝京景物略校注》《杨维禎全集校笺》等。孙教授首先从为杨维禎正名开始讲起，通过比较墨迹、印章等，考定杨维禎写作“杨维禎”而非“杨维桢”。另外，孙教授还纠正了杨维禎的生卒年信息，介绍了他的生平与影响。接着，孙教授开始讲座的第一部分，介绍《杨维桢全集》的底本与校勘情况。孙教授首先介绍了底本的选择问题。元人诗文的元刊本很少，杨维禎的著述中只有三部是在元代成书并刊刻的，且至今仅存一种，因此今天所见的杨维禎作品绝大多数是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人士抄录的汇集，没有全集的编纂。《杨维禎全集校勘》根据各汇集抄录的时间先后，诸本比勘，确定了十九种底本，并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后出本子作为校本。第二个问题是序文问题：首先，杨维禎别集的序文写作与成书刊刻常常不是同一时间；其次，杨维禎为他人作序时，存在大量重复作序的现象。在第三和第四个问题中，孙教授提出杨维桢的墨迹、碑刻本亦未必可靠，不能盲目崇拜而忽略他本的校勘。最后，孙教授总结，应当网罗众本，择善而从。孙小力教授讲座的第二部分是辑佚和辨伪。对于这个问题，孙教授的经验是（一）必须关注书画著录文献和地方志；（二）要分辨钞本中的真伪参杂；（三）要注意作者复古模仿和照搬产生的“似伪非伪”现象。在讲座的第三部分，孙教授主要介绍了元刊本和明刊本中遇到的俗体字、简化字与音译字及其特点。最后，在余论部分中，孙教授在归纳四点元代诗文校注的薄弱之处外，还总结了杨维桢评说的四个悖论，即遗老与佞臣、文豪与文妖、复古与写情、颓废与忧民，孙教授认为，兼而有之才是真实的杨维禎。查洪德是南开大学杰出教授、文学院博士生导师、全国模范教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兼任中国辽金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元代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会常务理事、内蒙古元代文学与文化研究基地首席专家。查教授的主要著作有《元代文学通论》《元代诗学通论》《理学背景下的元代文论与论文》《姚燧集》(整理）等，其中《元代诗学通论》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文库，获全国高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全球华人国学成果奖。查教授最近出版的《元代文学通论》,也受到学术界与媒体广泛关注。查教授的讲座也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名为“被误解曲解的元代文学”，在这一部分中，查教授以《窦娥冤》为例，说明了元代文学中到处可见的预设观念与误读曲解。在第二部分中，查教授梳理了元代文学文献留存的基本情况与研究现状。查教授首先介绍了现存的元代诗文别集、元代总集、元代笔记的情况，以及元诗水平与研究价值问题。接着，查教授介绍了元代文学中的特色文献情况，如题画诗、赠序文、色目人文献、域外文献。查教授总结道，元代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且具有独特意义。在研究状况方面，查教授从元代文学研究队伍和数字人文两方面，肯定了元代文学研究的前景。查教授认为。元代文学在整理基本文献、提出基本问题上已较有建树，但在深度整理、精细校注文献和深入探讨史与论的问题两方面，还有待青年学者深入与拓展。最后，查教授提出，如果我们要追寻元代文学的本质，则必须“换一副眼光看元代文学”。查教授认为，元代对中国历史意义重大，不了解元代就不可能真正了解中国。首先，要用重建意识替代“斗士精神”；其次，要改变对立对抗思维，肯定元代社会与文坛的包容与和谐；最后，要尊重多元，珍惜元代文学中体现的多种可贵精神。在孙教授与查教授的两场讲座中，我们不仅见识了研究者对文学研究扎实、谦逊的学术态度，也对元代文学的总体情况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与了解。

2020年12月21日，进行了由浙江大学经济与文化研究中心、浙江大学大数据+学术地图创新团队举办的学术地图发布平台系列讲座第九场，邀请了来自华南师范大学的蒋寅教授和苏州大学的特聘教授罗时进教授。蒋教授的讲座内容为《生活在别处：清诗的写作困境与应对策略》，罗教授为《清代诗史与典型事件：以道光以降自然灾难诗歌书写为例》。蒋寅，曾供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历任古代文学研究室主任、《文学评论》 副主编等。曾受聘为北京师范大学“京师学者”特聘教授、日本京都大学等大学客座教授。兼任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副会长、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副会长、国际东方诗话学会副会长。现任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所所长、《中国诗学》《海外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译丛》主编。著有《大历诗风》《大历诗人研究》《王渔洋与康熙诗坛》《清诗话考》《清代诗学史》(第一、 二卷)《镜与灯：古典文学与华夏民族精神》《视角与方法：中国文学史探索》等。蒋寅教授提出了清代诗歌写作的困境，即写作的日常化和艺术的平庸化、日常经验的老化，分析其成因并指出清人的应对策略，提出了创新和摆脱日常经验的三个途径。诗歌写作的困境形成的原因：（1）明清两代人口剧增，但科举录取人数未变，清代的科举竞争更加激烈，增加冗余文人。写诗的人更多，作品更丰富，但诗歌的价值却不断下滑。（2）以诗为性命，表层意思是将写诗作为日常生活的主要内容，而深层意思则是视诗歌写作为生命意义的寄托。（3）诗歌界的通货膨胀，数量剧增而质量下降。针对古典诗歌夕阳时代的写作困境，题材枯竭、构思落套、意象陈旧、语言老化的问题，根本原因是感觉经验的老化，基于此，清人探索了创新和摆脱日常经验的三个途径：（1）创新的三个途径：一是更新写作素材，二是改变写作方式，三是提高写作难度。解决问题的实质，在于找到摆脱日常经验的方式。（2）摆脱日常经验也有三个途径：一是离开久居的环境去往异地，这就是旅行、游览，改变了现实中的经验空间；二是脱离现在的时间穿越到过去，这是咏史、怀古，以超现实的方式改变了经验的时间和空间；三是离开现有的角色，这就是拟古、拟代，以虚拟的方式在特殊的时空中重构经验。具体应对策略的操作途径为：（一）空间移换：以旅行排除日常经验的可能。清代诗歌题材的丰富，征行游览、咏史怀古、咏物及主题化的组诗醒目地呈现出规模化的倾向。（二）时间穿越：以怀古咏史远离日常经验的必要。征行和游览同时受到两种新鲜经验的刺激，一是异样的自然风光，一是独特的人文传统。登临怀古自然地成为寄托情怀的最佳方式。（三）制造“事件”：对日常经验的装饰和点缀，将庸常生活的雅化。（四）间接体验：特殊经验的设定和虚拟。（五）咏物与虚拟情景的典型化。最后，蒋教授提出：摆脱日常经验，等于说生活在别处，这意味着对异己经验的探索，扩大了感受与表现的范围，突破了个人抒情传统的局限。特殊经验的虚拟是对普遍人性的深入开掘，同时也提高了艺术感受和表现的难度，使抒情文学走向更广阔的情感表现空间。虚拟经验对角色的设定，强化了拟代体在诗歌传统中的地位，弥补了戏剧诗薄弱的不足。罗时进，苏州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唐宋元明清诗文、地域与家族文学研究的著名专家。现任苏州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所长、《苏州大学学报》常务副主编、兼任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明代文学学会理事、江苏省吴文化研究基地首席专家等职，曾任苏州大学文学院院长，客座任教于日本京都大学、毫湾东吴大学、逢甲大学等高校。著有《唐诗演进论》、《丁卯集笺证》、《地域家族·文学：清代江南诗文研究》、《文学社会学：明清诗文研究的问题与视角》等，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文学遗产》等发表学术论文190余篇。罗时进教授的讲座主题为《清代诗史与典型事件：以道光以降自然灾难诗歌书写为例》。罗教授以近代诗人的灾难书写为考察对象，探讨一个文学社会学问题:面对灾难事件，诗人有何作为，并从三个方面具体展开：一、近代自然灾难中的“诗人在场”与文本形成人是社会的主体，在自然灾害中，是直接或间接的在场者。诗人或亲身经历而身受其害，或处于某种社会地位参与行动，或听闻事件引发情感激荡。其利害关系有直接与间接之分，但都具有鲜明的“在场性”。清代的自然灾害较历代为重，愈到后期，自然灾害发生愈为频繁。清代灾难诗歌创作的数量无疑远远超过以往历代，所表现的灾难题材的全面性、丰富性具有集大成的意义。由于灾难发生频繁，诗人介入度高，出现了各种专题性文本汇集，罗教授指出尤为瞩目的三类专集：一是专门事件诗集。如道光四年（1824）冬淮安高堰口决水，程华《纪灾草》曾作系列诗写高堰决水之难，其友人童北源称为“水灾诗草”。二是赈恤与勘灾唱和集。如《海宁州劝赈唱和诗》、王之佐所辑《绘水集》。三是绘图题诗集。诗人的“在场性”是诗人以伦理之情、正义之感向悲剧场景的切近，以对事件的沉浸感和亲身体验填补起记忆可能留下的缝隙。于荒政史固然有充实与佐证之功而于诗歌史所具有的拓展社会现实表现领域的标志意义，更值得重视。二、近代自然灾难诗歌的叙事特征再现灾难现场是一种特殊的非虚构事件叙事，近代自然灾难诗歌以纪实性、惊怖性、公共性为主要特征。（1）纪实性和惊怖性：从近代诗史中大量反映灾难事件的作品来看，以写实的方法还原事件现场是其主要内容。在某种意义上，可以将这类作品视为灾难事件的诗体报告。如吴嘉纪作《风潮行》（顺治十八年（1661）十六日)、道光年间陈偕灿的《卖儿行》。（2）公共性：一是以自然灾害为公共话题，赋予灾难诗歌写作的传播性。如澎湖布衣蔡廷兰道光十二年二月向勘灾使周凯上《请急赈歌》四首，其意于诗题甚明。二是用通俗易传的形式，增强灾难诗歌的流行性。三、清代灾难事件诗体叙事的拯救情怀清代灾难诗歌题材的诗体与作，以事件为拯救的起点，以深度记忆为途径，诗史式地向省思、批判的目标推进。对自然灾害中种种不幸的悲悯，高度集中在民生之苦难和生命之逝去，这是清代灾难诗歌的重要主题。这类诗歌体现了灾难诗歌记忆的内涵是拯救，包括对灾黎的人道救助和自我精神洗礼。清代诗人的灾难诗歌书写，作为一种文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的实践，无疑具有重要的价值。主持人：浙江大学人文学院  徐永明教授

 2020年12月16日星期四，刘石教授（清华大学）和汪春泓教授（香港岭南大学）受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学术地图发布平台负责人徐永明教授的邀请，举行了线上学术会议。刘石教授的讲座题目是《“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辨意》，汪春泓教授的讲座题目是《“论功若准平吴例”释》，徐永明教授主持此次的线上会议。以下内容根据讲座整理。刘石教授认为中唐诗人刘禹锡《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是唐诗中的名篇，而“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又是其中的名句，对于这两句存在不同的理解，所以他对这两句的含义做了系统全面的考察，对诸家之说进行了辨析。首先对全诗做了介绍，同时也联系了和此诗关系密切的“永贞革新”政治事件。他提出对这两句所体现出来的情绪乃至对全诗的基调和主题，一直以来有不同的见解，比如清人沈德潜《唐诗别裁集》认为:二语见人事不齐，造化无如之何。得悟此旨，终身无不平之心矣。还有近人俞陛云，今人林东海都表达了相似的观点，基本上是认命说，安命说，有其合理之处，但也存在一些不全面之处，他认为从刘禹锡作诗的背景看，23年的贬谪生活刚刚结束，半生蹉跎，前景难料，难免心生惆怅乃至愤懑不平，从凄凉、弃置、沉舟、病树等词，的确不难感觉出一股悲观气息，更应该看到的是刘禹锡一生行事的刚毅坚强，不屈不挠，用明人瞿佑的话：“英迈之气，老而不衰”。刘石教授认为要理解一首诗，单就作品论作品往往是不可靠的，联系尽可能多的史实，做到古人所说的知人论世才有希望深入准确的把握，需要对文本和整个背景进行细读。最后，他认为沉舟一联是乐观旷达的句子，是积极进取的句子，同时也是全诗的诗眼，是提高诠释境界显示作者诗豪风格的句子，它是唐诗中脍炙人口的佳篇，从而也使全诗成为唐诗中传播久远的名篇。另外汪春泓教授认为关于古代文史的了解，今人的研究如高空俯瞰，有时印象模糊，甚至还会以讹传讹，所以人文学者要向科学家学习，要像卫星定位一样，就时空人物事件之间的相互关系，努力还原历史，以求实证为止归。第一，唐代评述陈子昂的不同意见。初唐诗文革新，陈子昂具有何种地位？其功绩如何评估？如卢藏用《陈伯玉文集序》云:“至于徐、庾，天之将丧斯文也。后进之士，若上官仪者，继踵而生，于是风雅之道，扫地尽矣。”再如元好问《论诗绝句三十首》：沈宋横驰翰墨场，风流初不废齐梁，论功若准平吴例，合著黄金铸子昂。总体而言，陈子昂备受唐代文坛主流之推崇，其功不可没。经过杜甫、韩愈、白居易的盛赞，因而造成了陈子昂与革新文风的正面叙述。第二，从平吴论功思考文学发展合力作用。上述元好问《论诗绝句三十首》指出陈子昂具备黄金铸身的文学地位，但是作为比喻及内含颇具有弹性。平吴作为古烁今的系统工程，元好问一句论功若准其背后的刀光箭影，隐藏着一大段惊心动魄的历史故事，而文章千古事却是一阵又一阵的头脑风暴，相互激荡。文治武功固有其对应性和可比性及发展进程的多层次、多视角。第三，从文义到经史演变过程中的历史功绩。首先，平吴源于秦之后华夏大一统的内在惯性。其次，唐初文学革新受隋大儒王通影响，齐梁从而沦为一个特殊的符号及政治和文学两大元素之大成者，此种观点来源于王通的《中说》。另外，文中子所哺育的唐初政治家、文学家是唐朝文风改革实践者和引导者。再者，陈子昂在唐初文风革新背书典范作家标志文章革故鼎新之奏凯。最后，陈子昂秉承蜀学传统，在唐初对南朝文风上改革之历史选择中隐约可见。更为重要的是时势造英雄，陈子昂成为历史的最好人选。汪教授认为解释作为文学史的陈子昂现象，不能局限于诗歌，要回到上述所论及的文体间的溢出和互渗。然而文学史为何选择陈子昂，令他居于平吴之崇高地位。其原因在于陈子昂不仅局限于文士之身份，还有其策问、奏义，皆能上达天听，受到武后的礼遇，因此陈子昂被抬举到很高的地位。实际上唐初四杰、杜审言、沈佺期、宋之问、许敬宗及张说等于和陈子昂一起，从不同角度汇合成初唐文风的浩荡洪流，也为迎接盛唐文学的到来举行了奠基礼。讲座结束之后，有几位同学提出了疑问，两位老师给予了回答和交流。

 2020年12月3日，复旦大学黄霖和陈维昭两位教授受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徐永明教授的邀请，在腾讯会议为相关师生做了线上学术报告，黄霖教授的演讲题目是《古代通俗小说文献校读的10个观点——以金瓶梅为中心》，陈维昭教授的演讲题目是《“新红学”的本质究竟是什么？》，会议由徐永明教授主持。以下内容根据讲座整理。黄霖教授主要运用文献的版本、校刊等方法应用到小说研究。主要是围绕校读问题，问题虽小却蕴了细致的文献功力，内校的方法包括异字、异形、俗体、多寡、有无、避讳、扉页、图像、板刻、板损等十个方面，另外是通过文意的外校方法。接着是具体的方法和例证，异字的方法，例子是崇祯北京国子监：毕竟月娘没心，崇祯內府刻本：毕竟月娘深心。异形的方法，说的两种写法。俗体的方法，张评吉林大学本和张评大连本的区别。有无，卷7题新刻金瓶梅词话卷之七，卷9题新刻绣像批点精词话策划卷之九。避讳，词话本第17回，在兹堂本和姑苏原本的对校。图像，根据图像可以看出精粗和多寡，目前所见原王孝慈藏本最精，被认为初刊的首图本，内阁本既粗又简。板刻，后者多为商人牟利，偷工减料，插图和俗字。关于以上诸种校读方法，黄霖教授做了详细的对比和分析。接着陈维昭教授关于新红学的思考，他首先提出的问题是“新红学”的本质究竟是什么？根据新红学100年是如何被解读的做一个历史的梳理。新红学和作者考证和版本考证区别在哪里？鲁迅，冯其庸，蔡义江等先生也是新红学的派别吗？他们与胡适、周汝昌新红学相比，少了一些什么？胡适的考证虽然合理但毕竟是考证，和文学批评不能相提并论，他的问题是红学家圈子中的问题，不是文学批评家圈子中的问题。新红学之所以新，不是因为他第1个把考证的方法运用到小说研究上，即把乾嘉的学术范式用到了小说研究上，最早把乾嘉学术的方法运用到通俗文学研究上的是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在古典小说研究领域，胡适也用同样的方法，胡适、王国维他们共同影响了其后的学术史和文化史，这是新红学的文化生态。其实在民国时期，胡适新红学基本上在两类学者中产生影响。一类是从事红楼梦的作者与版本研究的学者，一类是从事小说学、文艺学的评论家。最后是作为政治意识形态的新红学。建国初期，胡适作为小资产阶级出身，地主资产阶级教育下成长的文艺工作者。因思想改造，掀起了大规模的批判胡适的运动，学术界、高校界纷纷响应，李希凡、蓝翎在1954年9月《文史哲》发表著名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批评胡适与俞平伯的唯心论。而到了1973年，余英时在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做了一个题为《红楼梦的两个世界》的学术讲座。用新典范的概念研究红楼梦，首次从学术范式的意义上讨论新红学。胡适以来，新红学派大约有这些人组成，胡适、俞平伯、顾颉刚、周汝昌等。当对“新红学”溯源之后，整个新红学的历史的研究脉络就出来了。以上内容是两位教授以《金瓶梅》和《红楼梦》为例子，在通俗小说研究种的思考和方法。

 2020年12月2日晚上，陈文新教授（武汉大学）和吴承学教授（中山大学）受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徐永明教授之邀，一起举办了线上学术会议。陈文新教授演讲题目是《明代文学主导文体的重新确认》，吴承学教授的演讲题目是《谈谈文体学研究的语境》，讲座由徐永明教授主持。以下内容根据会议整理。首先是陈文新教授讲述明代主导文体的相关思考。明代文学的主导文体究竟是诗文还是白话小说，学术界存在很大的分歧。第一种观点是明代文学的主导文体是小说，坚持者有胡适，游国恩，吉川幸次郎等。第二种观点认为明代的主导文体是诗文，强有力的支持者有钱基博和他的《中国文学史》，《剑桥中国文学史》，认为因为《三国演义》，《水浒传》在明代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大。基于以上两种对立的观点，陈文新教授给出的答案是什么呢？两句话。第一句是明前中期文学，以诗文为主导。从明朝开国一直到明代的正德嘉靖前期，以诗文为主导，此时白话小说基本上没成气候，原因有二：第1点是明代白话小说主要成就是四大奇书，其中一个重要的事实是《三国演义》和《水浒传》这两部书直到嘉靖初年才正式进入阅读视野。第2点是明代精英文人大量的介入白话小说的生产和消费是在万历以后，明显的时间节点是1572年以后。第二句是明后期文学以白话文学为主导。明后期文学以白话文学为主导同样基于两个事实。第1个事实，那就是晚民的精英文人有了明确的白话小说经典意识，《四大奇书》这样的术语是精英意识的具体体现，如袁宏道阅读《金瓶梅》，李贽评点《水浒传》。另外，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是，明代最好的白话小说，实际上到了晚明的时候才有了定本，在这之前所有的白话小说无论是三国、水浒还是西游，这些作品都称之为流动的文本，这种形式是典型的民间文学形态，它们处于不断的变化中。第2个事实是诗文的小说化。诗文小说化是晚明文坛的突出现象，高一档次的文体向低一档次的文体模仿，如以文为诗、以诗为词、以词为曲，很少有以诗为文的情况，因为这样的情况不符合惯例，公安派提倡的独抒性灵和晚明的写小品文鄂张岱都是诗文小说化的典型。所以陈文新教授认为明前中期文学以诗文为主导，明后期文学以白话文学为主导，是对历来众说纷纭的明代主导文体的精准化界定。吴教授认为文体学和怎么看待文献密不可分。他提出一个基础的问题，文体学的文献指的是什么？主要是两种文献，一是考古发现的文献；一是文献的发现，在寻常的文献中读出不寻常的意义，在学术研究上文献的发现是很重要的。另外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文体语境离不开文本细读。文体语境最讲究得体两个字，得体是文体做出的一种准确表达。如三国时陈琳为袁绍声讨曹操檄文《为袁绍檄豫州文》，骆宾王为徐敬业声讨武则天的檄文《为徐敬业讨武曌》，都是特定的语境和特定文体的得体运用。欧阳修《梅圣俞诗集序》诗穷而后工说：“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韩愈《荆潭唱和诗序》说：“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韩愈这篇文章是为高官们所写的，都有特定的文体语境。另外古代的文体学还要考察修辞语境。古代的文章比较短，很节制。例如曹丕《典论·论文》说：“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八种文体皆用一个字概括，并不那么准确，这也不是曹丕所要表达的重点，整篇文章谈的问题是，‘文人相轻，自古而然’，这是重要的背景。在解读文本的时候，一定要在中国文体学的语境下进行文本的细读，如能做到这样的话，也就可以实现在文献方面有所发明。最后两位讲授对学生的问题进行了回答，问题主要有：比如明代秦汉文的编纂，八股文创作的需求推动，八股文的写作要求形式翻新，文人对小说创作的主动介入和定本的建构，文体和语境的关系等等。

 2020年11月18日晚上，中山大学黄仕忠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朱万曙教授受浙江大学徐永明教授邀请，在腾讯会议为相关师生做了学术交流。黄仕忠教授的讲座主题《全明戏曲编校》，朱万曙教授的讲座主题为《全清戏曲编校》，会议由徐永明教授主持。首先是黄仕忠教授和各位师生交流关于编断代的戏曲总集的问题，他对比了戏曲总集编纂的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1985-1999,王季思先生带领编纂的《全元戏曲》。第二个阶段，2004-2020,黄天骥先生带领编纂的《全明戏曲》，《全明戏曲》的编纂是继承《全元戏曲》的编纂思路 、编纂体例、编纂结构的基础上，开始的研究。如何让更多作品进入当代学术的视野？总集的编纂就意义非凡，他提到：“海外的学者会经常问一个问题，图书馆有多少收藏、流通、出借、看到的书，这一部分有多少册典籍？”没有总集的编纂很多文献会非常分散，且看不到。总集的编纂应当跟随当前学术前沿的脚步，让更多的作品进入学术史研究的视野。接着，黄仕忠教授围绕编纂一代戏曲总集之意义与价值，影印与整理本的不同功效，《全明杂剧》以及编纂工作的进度问题，详细做了介绍。另外编纂工作中当然也面对一些问题（1）断代的问题。（2）版本的情况：（3）钞本、刻本、自刻本/选集本，不同处理方式等，结合具体实例做了更为详细的讲述。朱万曙教授的主题是《<全清戏曲>的编纂与古籍整理》，接续《全明戏曲》。首先是清代戏曲剧本文献的总量和断代问题。分为三个时期，清前期，顺治、康熙；清中期，雍正、乾隆、嘉庆；清后期，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以时间先后编排的编撰次序，按照帝王年号划分，这样的时段划分也能是只能是粗线条的，因为作为一个戏曲假期生活和戏剧的创作，往往会跨越不同的朝代。如此庞大的文献如何整理？以下是朱万曙教授的编纂架构和思考。总集的形态多为古典文本。《全清戏曲》的编纂起源上承王季思先生主编的《全元戏曲》和中山大学正在编纂的《全明戏曲》。戏曲中的杂剧和传奇有时又难以区分，清代创作杂剧又创作传奇的戏曲大家大有人在，如吴伟业创作有杂剧《通天台》《临春阁》，又创造了传奇《秣陵春》。杂剧、传奇两种文体在清代已发生了变化，有作品名为杂剧篇幅其实很长，有的作品名为传奇篇幅却很短，如黄燮清的《绛绡记》《鸳鸯镜》传奇，分别为八出和十出。以上是清代戏曲总集编纂遇到的文体划分问题。关于保存的问题，以尽量保存原本信息为原则的整理目标。具体方法是：1，在各句前面以作者介绍个整理说明的方式，介绍作者生平和版本面貌。2，保留序跋。3，保留评点。整理的追求以精良为标准：（1）、剧本搜集追求全，（2）、慎选底本，（3）、仔细校勘。这样才能够呈现价值较大的总集。最后，两位老师根据相关问题进行了互动和讨论，而且还各自唱了一段戏曲，为此次的线上讲座增添了些许趣味。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文学遗产》主编刘跃进老师，受浙江大学徐永明教授邀请，在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做了关于主题为《中国文学文献学》的讲座。讲座的主题围绕怎么做资料编纂？怎么面对经典？怎么熟读经典？怎么能够在前人基础上走出自己的一条学术之路？怎么选题？等角度展开，刘跃进老师以《文选》和《玉台新咏》这两本书为例，给在座的师生做分享和交流。（本文根本讲座内容整理）1文学研究要有文学梦想为什么要有文学的梦想？做文学研究的人，有文学的梦想和没有文学的梦想，对史料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否则的话，史料就是史料，一点人文情怀都没有。如果有了对文学的梦想，做文学研究，才可以在冰冷的史料之后，做出有温度的文学研究。2学术研究的两个纬度做学术研究有两个重要的维度，第1个纬度，要了解当前研究的现状。第2个纬度，了解相关历史的材料。整理资料是进入学术研究的第1步，恰恰这1步多数人都不会。严耕望的《治史三书》中谈怎么做学问？核心一点即是系统的做资料汇总。例如，《唐代交通图考》，严耕望整整做了40年，他把跟唐代有关的交通全部整理，然后按照交通路线把原始资料汇总，这是在编相关资料。另外，如《魏晋南北朝佛教地理稿》，和传统的模式不同，传统的模式，把魏晋佛教地理有关的佛教著作拿来读一读，《高僧传》《续高僧传》，《大藏经》找到一些基本的材料，分成若干的问题概念。继承的，影响的，这是传统的学术概论。这种做法没用，严耕望的做法是，把南朝四百八十寺都弄到一起，把所有的庙宇按照空间的分布，然后再考证每一个庙里头有多少和尚在这里住，有多少经书在这里翻译，有的和尚从哪到哪？哪个月从哪里到哪去挂单？到哪去翻译佛经？这个佛经最初在哪翻译的？后来在哪刻的？勾勒出来一个动态的体系，这样做出来以后，整个魏晋南北朝被他复活了，就成一个立体的空间。最后，《两汉太守刺史表》这部著作也做了详细分享，也是通过编资料的方式，把整部著作立了起来。做学术研究的年轻学人第一步也要学习编资料，不会怎么办？不可能一上来就按照自己的意愿想当然的做学问，99%的人都要学习别人怎么成功的，先从前人做学问的方法做起，看一看成功者是怎么做学问的。刘跃进老师的《秦汉文学编年史》也是编资料的方法，按照秦汉400年的历史编出来，一共600多位文人学者的历史，逐年排下来，横向的就是文人分布，按照105个郡国，600多位学者文人，安插在100个郡国里面，纵向的、横向的都有坐标，某一年某一人在哪做了什么事，这样时间、空间就呈现出来了，这都是编资料的方法。虽然研究的年代不一样，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唐代、元明清会不一样，编资料的方法也是千变万化，但万变不离其宗，就是必须有一个系统的编辑资料的方法，这种是研究的第1步。3《文选》和《玉台新咏》   1.《文选》的近百年发展和编者问题《文选》作为总集之所以能保存和它的地位分不开。钱玄同在《青年杂志》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口号叫‘选学妖孽，桐城谬种’，桐城派有两三百年的影响力，而《文选》有着1500年的影响力，同时被作为打击的对象。但抨击《文选》很多人是矛盾的，比如鲁迅，章太炎，虽然抨击桐城派，却受益于《文选》，这些人对《文选》有所保留。近100年来，真正打倒的是桐城派，而《文选》则没有，但带来一个灾难性的后果，我们中国人不会写文章了。文学史包含诗歌、戏曲、小说、文章四部分，从存量上来说，文学史的主体95%以上是文章，而不是戏曲和小说。鲁迅有无数篇文章讽刺小品文，认为这些是小摆弄，其实在中国文学史上，在真正的文章是章表奏记和辞赋，这些在五四运动这场革命当中，是给彻底的给打倒了，令人遗憾。《文选》编者无可争议是昭明太子。但在萧统的身边，还有好多文人。古代的文集编纂，帝王大臣手下会有很多文人协助，如《吕氏春秋》，吕不韦署名，实际上至少有6个主将协助。日本的学者认为《文选》包括刘孝绰、王筠这两个人，可能是最重要的编者。这是关于编者的问题。   2.《文选》的成书年代和文体《文选》分37类文体，主要的是诗和赋。我们中国的文体分类，章表奏记都属于应用文体，其中有什么区别？比如给皇帝写是一种文体，给大臣写是一种文体，给平辈人写也是不同的文体，在不同的场合，用不同的文体。每一种文体的开头结尾和引用的典章制度也会不一样。鲁迅有好几篇杂文，谈如何揣摩名人的文章，增进自己的文章水平。刘师培也谈到过这个问题，对文章揣摩的特别清楚，杜甫也说，‘下笔如有神’，‘语不惊人死不休’之类的话，这不是空话，他们在文章的整个构思和下每一个字的时候，真的是用心极致，以至于叫呕心沥血，古人对文章的研究细致入微。这种对文章的详细分析尚不充分，其实也给将来的学术史研究提供更多可能的空间。《文选》的编撰标准，“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文选》收了130多个作者，700多篇作品，陆机、谢灵运，曹植，江淹的作品最多。这两句话意思是有文采，除了有文采之外，《文选》也收了一些经学著作，收了左传序，这些不属于文采范围。实际上，除了文章之外，还有一个出发点，这个文章一定符合当时的政治需要。梁武帝时，设立了五经博士，需要一经一经的考试，都要学习经书，要学习文章，因此《文选》的编纂，实际上是执行贯彻了当时的政治需要。刘跃进老师认为，《切韵》这本书是以南渡洛阳音为语音标准，南方人接受，北方人也能接受，以文选为文字范本。萧该编的《文选音义》，系统的探讨了《文选》的语音标准，南北统一之后怎么写诗？用什么韵？是用江南韵还是用北方韵，唐朝统一之后怎么办？陆法言等人编了一部著名的《切韵》，这是中国中国语言学史上划时代的一部著作，作为后来唐朝进士考试的最重要参考书。   3.文选的版本、翻译《文选》的版本很复杂，有李善注，五臣注，六家注，六臣注。《文选》白文30卷，入唐以后，很多人都不懂，李善给做注，白文30卷增加到60卷，所以就衍生了不同版本的问题。李善注引用2000多种典籍，多数都已失传，多数是引述历史事实，后来又出现了五臣注，五臣有一个好处就是串讲，但是五臣没有李善有学问，所以经常出错。另外六臣注有两个系统，一个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李善本在前，五臣注在后，叫六臣本，这个是比较晚的，当时叫6家本，不同的版本差别很大。《文选》研究的李善注，五臣本，六家本，六臣本，这四个系列不一样，差别极大。到今天为止，很难做出一部真正的汇校集注原因，难就在难就在这里，宋刻就四五种，这是中国很少见的。海外的《文选》学的研究和白话翻译也有所发展，日本九州大学的斯波六郎，美国的康达维是重要的学者。以上是《文选》的主要内容。最后是《玉台新咏》，编者、名称、成书年代问题。刘跃进老师认为《玉台新咏》是一部歌词，《文选》是读的，《玉台新咏》则是唱的，《玉台新咏》收集了《孔雀东南飞》，这首诗像歌剧，对研究中国的早期说唱文学，有很重要的价值。   4.如何面对经典及当下学术研究之优势当代研究学问的两条路。一条是：研究二流三流的对象，今天基本上做二流三流，不敢碰经典了；另一条路：研究经典。研究经典很难，现在做古代文学、古典文献学、词学、诗学等研究，已经由一流二流三流到不入流。当下做学术研究的优势有三个，1、电子资源，2、出土文献，3、域外文献。有这些充足的文献资源存在，即使被大家研究烂了的题目，当下的学术研究依然有前人所不具备的种种优势，没有必要妄自菲薄，也没有必要孤芳自赏。今天的学术研究可以重新在前人的基础上起步，研究新的问题，运用新的方法，开拓新的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