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1月17日晚上，北京大学廖可斌教授，首都师范大学赵敏俐教授受浙江大学徐永明教授邀请，在腾讯会议的的线上平台为相关师生做了学术交流。赵敏俐教授讲座主题为《漫谈出土文献对先秦两汉文学研究的影响》，廖可斌教授讲座主题为《关于数字人文研究的效能及其限度的思考》，徐永明教授主持线上会议。

赵敏俐教授以1925年王国维受清华学生会邀请公开的演讲为引言，提出了出土文献在中国古文学研究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展开自己的思考。

一个多世纪以来出土的大量古文献，如郭店楚锦、上博简、清华简、北大简等，对先秦两汉文学研究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其次，相关文献的出土为我们的文学研究提供了更多的直接或间接的证据，如甲骨文，秦代乐府钟，曾侯乙墓编钟，汉代的大量画像石，从历史、文化、艺术、民俗等多个方面深化并影响着我们的文学研究。出土文献被纳入新的文学史叙述当中，对文学史的认识有了很大的改变。

出土文献对先秦两汉文学研究在方法论的影响则更大，1、改变了以往简单的思维方式。2、先秦两汉文学的演变和文本的生成远比想象的复杂得多。3、所见的古代材料太少，不要以现存文献的缺失而轻易否定古人的记载，不要以后代的知识规范前代，慎重对待前人的解说。并引起了三点思考，1、出土文献让我们惊叹中国古代文学内容之丰富，未知的东西还很多。2、出土文献让我们反省，要尊重历史，尊重古人。3、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是互补关系，而不是互相否定关系，他们共同构建了中华文明。将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结合在一起，重新构成是历史赋予我们的良好机遇，是我们应该承担的历史责任。

接着是廖可斌教授的讲座，主题是《关于数字人文研究的效能及其限度的思考》（数字人文热中的冷思考）

首先廖可斌教授肯定数字人文兴起的必然性、合理性。1、信息时代新技术的发展和运用。2、人们的研究条件，研究环境，阅读方式和手段，研究方法的变化。3、数字时代，人们对人的生活，社会历史的新认识。4、所谓‘新文科’主要特点就是文理交叉为数字人物研究推波助澜。另外，关于数字人文研究有什么功能的问题也做了相应的思考？如大规模数据收集、储存、维护国家信息安全、文献和文物保存、电子化、紧迫性等。

随后，廖可斌教授也提出了自己的疑问，数字人文研究效能的限度的问题。所谓'数字人文'的概念，本身还需要推敲，是人文的数字化研究吗？是数字还是数据？'数字人文研究'能不能提出问题，还是对已经提出的问题进行更精准的论证？如果没有新问题，就不知道如何利用数据库，甚至不知道如何做数据库。最后，他认为以阅读、观察、感悟、思考大量文献，关注社会，感受历史系统，掌握人文学研究的中外理论和方法，在此基础上，以数字化为为辅助手段，则更好。

当然，更大的学术空间还是要寄希望于既有思想、有情怀，又能熟练用新技术的新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