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有光语言文字学研究资料选编》

本书收录的是对周有光语言文字学研究的研究，即作者对周有光先生的语言文字学研究成果的分析和探讨，大部分是发表于期刊的学术论文，也有少量关于周有光先生语言文字学研究的述评或报道。本书选编文章的内容主要是关于周有光先生在语言文字学研究上的理论贡献及其他成果分析和探讨；关于周有光先生与汉语拼音的研究和探讨；对周有光先生文字学研究的探讨；关于周有光先生在语言现代化、语言规划等研究的分析和探讨。从多个方面反映了周有光毕生对语言学、文化事业、文化界诸人诸事的心得、看法。

《西域文献与中古中国知识-信仰世界》

前 言本书的研究旨趣,是以西域出土写本与文物为颜料,“深描”作为写本时代知识-信仰承载体的丝绸之路的“数理”与“物象”,进而探讨文明传统构造视野中的“人物关系”、技艺传习与信仰实践,以范式、个案与细节充盈中古中国知识传统生发的脉络肌理以及方术生成与衍变的世界图景。西域文献,取的是文献的本义,即文明一切过往之记录。不仅包括写本,还包括相关图像资料和信仰实践器物。循此理念展开的整体研究,并非抽象理论或概念推衍,而是以文献集成、实证考辨为基础的分析和阐释,以文本、器物、图像的综合考察, 重绘信仰世界全息图景,从而构建数术传统的知识网络,呈现仪式场域中的器物象数,观照中古宗教文化景观化生诸相,为从文明融摄的角度探究民生宗教的特性开拓新境域。数术是关于字宙图式和人的选择的知识与技艺,是“中国文明基因库”的重要构成部分,对于理解中国学术、思想、礼制、人伦、秩序、制度具有特殊意义。依《汉书·艺文志》,数术包括天文、历谱、五行、著龟、杂占、形法六类,而从中古时代的发展兹繁和出土文献实际来看,可分为阴阳、历算、选择、占候、易占、式占、卜法、堪舆、禄命、相术、梦书、符咒、杂占十三类五十四目。数术是“究天人之际”的“智慧结晶”, 可以看作是一种与字宙论相关的“实用科学”。集儒生、方士于一体的“阴阳家”运用经学“理论”和数术“工具”,掌握了祥瑞灾异的解释权,并以此建立国家政治和日常生活秩序。在传统中国的知识系统架构及其成立过程中,数术之学是最不容忽视的基底性要素,应将其置于长时段视野下探察,尤其要注意其在中古时代的传习、衍变及影响,深入学理与技术脉络,追寻知识传统的生成与传承的历史进路。基本研究取向是将这些关于“数理”的“科学”与关于“选择” 的“技术”视为 “世界图像”的组成部分，而不是某一种孤立的技能或占验的方法,试图从这一角度把握数术,来观照“物的世界”和“人的世界”,重绘其变迁的轨迹,构建起中古时代带有“地方感”的“世界图像”。由文献考证的基础研究,上升为对学术思想史和知识社会史的展开分析,将增进传统社会对天道-自然、人-物的认识史“术”的观念史,知识体系的成立史以及思维方式的发展史的理解,建立起数术研究的解释性框架,并推进对宗教社会史与中外文化交流史的新探索。上编“知识视域下的数术”,以文本的“超细读”与政治文化聚合研究回答“术”如何制作与行用的问题。数术的制造有其特定的历史风土、信仰机制、知识体系和社会运作模式,其发展变化也离不开制度的推动、规范与制衡。缘此,我们主张在知识—信仰—社会网络中观照符应文本与叙事的意涵,阐发其交错的文化史价值。阴阳五行杂糅祯祥灾异,其表现皆在知识,其意义则在社会行动。在知识视域中展开数术统合研究,突破以往单一化的研究视角和推论式论证方式,有助于推进数术作为信仰性知识的内在理路研究的进展。阴阳五行理论是传统中国政治、思想和社会的“学理根柢”。其中“瑞应”，或者说“符瑞”“符应”,堪称知识-信仰传统中最为独特的天命思想、政治技术和社会心态的凝聚体。瑞应的应有研究理路,是还原它为方士之学,置于数术、方技之学脉络中观照,唯有如此,方能领会其内容何以如是驳杂,其内质何以充满方士气息,其构造何以会与政治情境密切互动。圣王降诞、天地字宙、政治伦理、八方礼俗、杂占杂术、镇宅相物、奇异动植、鬼物神怪,各种系统的“学”与“术”交结糅合,唯有从方术的通体背景出发,才能把握瑞应的基本性格。瑞应并非祯祥灾异预言书,而是方术与博物之学交织创制的堆叠型文本。故而符应图书的知识谱系研究旨在检讨瑞应的起源、发展以及在政治操作中的作用, 利用史志、图像、铭文、敦煌和日本佚存古写本,从知识内核和文本语境的多维视角重绘瑞应图书在汉唐时期的“行方”,并揭示其形成的历史过程和在制度系统结构中生长的历史情境。“祯祥变怪”,植根于方术,符应可以被视为阴阳灾异学说的应用实践,因此必须重置于中国方术传统的语境下理解。在分析瑞应图书早期流变的基础上,根据现存于东京尊经阁文库的《天地瑞祥志》写本,讨论六朝以降的传承,辨识文本组织的逻辑及其文化认识论。通过对瑞应图书视觉谱系的文本研究,揭示写本文化中图像与文本的关系。追踪古代瑞应图书存在的痕迹,不同的祥瑞形象表现,并与敦煌写本《瑞应图》《自泽精怪图》进行比较研究。最后,探讨符应图书在政治合法性建构中的作用：认定祥瑞的标准如何确立,与唐代律令社会中的制度如何关涉,以及非正式的祥瑞如何获得官方认可并进入新的《瑞应图》系统。一方面,祥瑞知识来源于方术、博物、阴阳五行、祯祥变怪、谶纬灾异, 格式化、经典化和制度化的过程,《瑞应图》的创制,祥瑞发现、判定、上奏、表贺、制可、修史一系列制度运作, 同时与政治舆论的操控、政治行为的实施和合法性的塑造有密切关系；另一方面, 政治行动绝非谶纬理念或某一瑞应条文指引下的操作, 即便发现两者之间似有关联,所谓的因果链往往是后此推定而建立的假想,毕竟瑞应图书并非政治践行的操作手册。对于符瑞,当将其契入传统中国方术体系中加以理解,不能仅从谶纬文献和政治文化建构过程来分析。瑞应也是时代精神状况和集体行动的表征。敦煌归义军时期符瑞造作为我们提供了政治合法性的构筑在地域政治空间如何操作的鲜活图景。对归义军史上的符瑞关联事件的考辨,揭示了敦煌这样一个深受佛教影响的蕃汉杂糅的社会,在利用符瑞塑造权力正统、强化内部政治结构、凝聚族群认同的过程中,原属汉文化政治话语系统的符瑞如何被改造,佛教思想与符瑞观念如何融合,符瑞的制造策略、仪节和传播如何操作,主帅、官僚、文士、教团、民众如何达成共谋与合作,文武、僧俗、胡汉集团如何结成稳定的统治机制,从而拓展地方政权政治格局与权力运作机制研究,增进对于晚唐五代基本性格与历史走向的认识。萧吉所著《五行大义》为中古时期阴阳五行理论的集大成者。编纂体例、文本结构、概念表述以阴阳五行为条贯,并对所有概念和方法做了缜密的阐发,充分体现了萧吉的学术兴趣和时代氛围。阴阳五行学说的源流和嬗变,自春秋战国以来,随着中国思想、学术与制度的演进更趋纷杂繁复, 阴阳五行所包含的内容不断被注入丰富的意蕴, 容纳于其中的方术-博物传统的呈现方式日趋纷繁多姿，至中古时代,各类知识、信仰与技术出现了汇流统合的需求与趋势,这既体现了阴阳五行理论发展的内在理路,同时也体现了士人复杂而多重的知识结构和人生抱负。将萧吉和《五行大义》置于这一坐标系中加以考察,并以萧吉驱除东宫鬼魅一事作为切入点,可探究其学术旨趣之依归。萧吉在占验行事中,将风角、九官、禄命、谢土、物怪诸术镕铸于一炉,充分展示了如何将阴阳五行理论用于信仰生活并在政治活动中的实际运作、操弄。以萧吉为线索,“达观”汉唐间阴阳五行之 “学”与“术”的衍化,对阴阳五行的“行容”,尤其是魏晋隋唐之际的“变容”有新的领悟。中国古代数术书写模式的基石：建立于阴阳五行思想之上的数术观念和知识体系,导致东西方数术书写的模式也有很大不同。阴阳五行与祥瑞灾异实为同体异相,而阴阳学说的构建源于阴阳家对天文、律历、占候之术的理论化。将阴阳、占卜、谶纬、祥异,置于知识谱系中谛视,方能窥探其源流同分之族理。数术功用与意义在于“时亦有以效于事也”。由物兆到人事的解释模式得以成立,并在社会实践中发挥功能,正是基于这样一套知识-信仰体系。中古阴阳家及其习用数术的重新发现,在非汉族群和海外的流布及其信仰实态的揭橥,为重绘方术的宗教景观提供了新的“色相”,不仅有助于阐明中国传统数术在多元文化中的影响,也有助于从精神层面理解丝绸之路在人类历史进程中所发挥的作用。解析和把握跨文化的方术施行的历史情态,为重建长时段、多维度的方术世界史,求索方术知识在多语言、多民族、多宗教交汇融合的社会情境中共生、互动与再创新的史迹,重构全球史视野下的丝绸之路文明互鉴交融的历史景观,并从文明在互动中演进的角度探求民生宗教的性格提供了新的取径。数术以一种汇合了政治、礼仪和“选择术”的模式持续地发挥作用。技术性的数术在被创制出来的过程中,已经融入了创制者的视角、经验和观念。历史上的数术知识形态的变化又构成了观念的变化,而当征应解释方式一旦成为一种固定的模式,它的合理性又将以常识支配着人们的习惯。人们会通过数术设定的世界确立自己行事的选择。因此在知识体系演变的过程中, 综合考察数术和文本在政治生活构成中的意义,可进而呈现中古中国的“世界图景”之特征。这一研究模式可以归结为“朝向生活世界的数术诠释”,并从其时间体验与空间想象上,解读其多重面向的“意义边界”。数术不仅是知识和经验的集合,同时也是以数术的视点把握人类周边物类的一种技艺。数术的分类和选择思想,实际上是中国传统知识人所构建的世界像,分类形式正是世界像的表征。这一有关人类活动诸领域的重层构造,既体现了信仰支配下的日常生活与社会构造对于秩序的维持,也包含了施术者和信受者的自我认识。将数术文献重置入历史场域中,可以重绘中古时代数术的知识传统与世界图像如何建构、交织和化生；自我中心主义和边鄙情结如何确立和调适；地方性与民族性色彩如何映射；在数术实践中呈现怎样的本土文化和天下观；数术对于社会文化心理、地域政治实体的立场与行为,乃至“知识人”的出处,有着什么样的影响；相对于正统的、一般性的世界图像书写和解释,西域出土写本中的文本和观念,可以对此提出哪些挑战,并给予给我们什么启示。西域出土文献能够从诸多方面映照中古时期数术及其周边历史与文化,尤其是汉地瑞应文化对敦煌西域的深刻影响。对汉文数术典籍与实用文书在西域的流传,数术知识的跨文化传播、融合和创制等等进行研讨。同时在文献的本体研究的基础上,讨论数术文献所建立的信仰实践的世界图像问题,并侧重于探究各类涉及“瑞应”的闻见、体验和想象的碎片是如何将创作者、使用者的价值、情感和心态投射在文本之上,塑造出不同的世界图像,成为当时的社会知识结构和集体记忆。从敦煌到“东海”的数术文献涉及丝绸之路的诸多方面,具有多元文化的意涵。经由数术知识经络的梳理,为了解中古时期方术文化在世界的传播与熏染, 提供了更加生动而具体的例证。将西域出土数术文献与域外祥瑞灾异古写本进行系联与贯通,有助于为数术的历史学研究拓宽视野,以出土史料的发掘和传世资料的重理为核心,寻绎中古数术的历史发展过程,利用多元的史料还原历史的立体镜像,以新颖的史学观念构筑文明交融的阐释。从“文明交流与互鉴”的高度审视和重绘中古时代的数术世界图像,追索其成立与变迁的过程,可以使我们对文化汇聚交融造就的古代的精神世界, 获得灵动的历史体悟。贯穿于本书中的另一条主线是对历史风土中的“人”与“物”的关注。近二十年来,中国史学的问题意识和研究方法都发生了很大的转变,新的学术增长点不断产生,并且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中国古代博物学研究却依然显得非常寂寥,真正从知识史与社会史角度进行考察的整合性的析论仍付诸阙如。究其原因,恐怕是由于博物学往往只被看作是前科学时代的粗糙的知识和迷信的杂烩,而没有从“认知和应对万物的方式”的高度认识它在传统社会中的价值,因而一直未能受到应有的重视。实际上,作为将人类经验型知识存在当成研究对象的学问,在现代科学确立之前,数术与博物在传统社会的知识体系、信仰世界和实践领域始终占据着独特而重要的地位。博物学不是科学的简陋形态,而是自成体系的知识传统,这一传统无法用科学去理解和统摄。博物学给我们提供的“非科学性思考”,恰恰是它的价值之所在。博物学不仅是一个知识体系,而且是理解和体认世界的基本范式。数千年来博物与方术形成复杂的“共生文明”,成为中国学术的基调。中国博物学的关切点并不在“物”,不是一堆关于“万物”与“世界”的知识,而是镕铄天道、人事与物象,面向自身生存世界的理解方式、人生实践和情感体验。中国博物学的本质,不是“物学”,而是“人学”, 是人们关于“人”与“物”关系的全体理解。这才是中国博物学传统的真精神。博物学不是方士的专利,也并非只是文人士大夫的雅趣。博物兼有格物致用和“趋吉避凶”的功能,不论是“决嫌疑、定犹与”,还是对物象人事和世界图式进行解释,普通民众同样有赖于博物学。这些经由实践、“传闻”、习业等途径所获得的“学问”,除了通过专门的著作传播之外,更多是通过实际占验以及人际传播等方式扩散开来,然后逐渐沉淀为“常识”和“异术”。考察物在仪式中显现的位置意义和人物关系,对于探索知识的成立与传播过程和多面的古代思想世界,极具价值。数术、仪式、器物紧密关联,相关研究需要在方法论上有所开拓。关于信仰实践中的器物的历史学研究极度匮乏,且多囿于物质文化史与艺术史研究的范畴。如何将器物的生成、使用、流转还原到真实的历史场景中,从而利用这些信息来认知和把握彼时民众的日常生活、知识谱系、信仰世界？将器物置入礼俗活动中,以揭示物的信仰之用,可以更好地理解物之于古人生命活动、社会秩序的意义。下编“仪式场域中的器物”,从知识—信仰—制度全景观照器物在历史语境中的意义,建立数术器物研究范式的进路。将仪式性器物视为物象原境、文本记录、宗教体验、情感记忆和文化镜像的“统一场”,考察知识建构与物质形态、仪式行为、使用实践之间的关系, 建立器用结构与知识体系、社会生活、时代气质的关联, 进而发掘知识-信仰传统生成与构造的深层内涵。此前有关琉璃的研究,其着眼点主要在于琉璃的名义考证以及东西文化交流史考察,对于琉璃在佛教信仰与仪式实践中的意涵则未能深入开掘。“琉璃考”综合运用佛教典籍、史志诗文、敦煌文献、图像资料、考古遗存中的相关史料,从琉璃在佛教“七宝”观念中的意义和仪礼中的实际应用状况入手,分析琉璃与其他宝物的全局关系,从佛教供养与法器的信仰实践揭示其宗教功能与象征涵义,进而追溯其观念源流以及在文本和图像中的表现。琉璃为佛教供养主要概念“七宝”之一,作为清净莹澈的象征,除了经由佛教经典和仪式实践等途径深入人心外,还通过本草、蒙书、类书、诗赋等扩大了在社会上的传播。佛教中琉璃的使用,除了可分为香水瓶、供养器和合利容器三类外,与墓葬和生死信仰有着密切关联的玻璃花树,以及琉璃卷轴在佛教写本文化中的特殊存在,丰富了我们对于琉璃的“宗教物理”功能的理解。“经巾考”以传世释道文献发掘出的“新史料”为依托, 结合敦煌文献、图像资料、考古实物与域外收藏进行通贯稽考, 解明经巾的渊源、材质、形制、功能、使用方式,指出经巾并非为佛教所独有,而为佛道二教宗教实践所共用,依其用途实可分为三种类型：包裹收纳于经箱中的卷哄；铺设于经案之上,用于承托经卷；覆盖于经卷之上,与经案上的经巾共同构成下承上覆的组合。进而超越物质性与文本性分析,着重从仪式施设和艺术表现的角度,研求宗教器物的符号性、仪式性与供养实践的关系,并在方法论上提出拓进器物研究新面相的思考。“冥币考”以新获吐鲁番考古资料：巴达木墓地所出葫芦木刻冥币和木纳尔墓地所出纸钱文书为基础,与20世纪初斯坦因阿斯塔那收集品,新中国成立后在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所作的考古发掘,其他各地域出土的汉唐间冥币材料以及传统文献互相印证,着重于从冥币在墓葬中的实际保存状态、制作和使用方式与墓葬遗存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分析,对其源流、形制、性质和功能进行了新的考索。木质冥币和纸钱在吐鲁番的中间过渡形态的重新发现,使得我们对于冥币在中古时代所发生的关键性演进的历史轨迹,尤其是对其实际制作、使用方式及在信仰世界中所表达的意旨,有了更为真切的了解,并能给予更为清晰的描绘和合理的解释。“幢伞考”从宗教实践中的运用状况入手,揭示其在“空间的生产”中的信仰功能与象征含义,进而追溯其观念源流以及在文本和艺术中的表达。幢伞在佛教仪式中有着广泛的运用,原本所具有的遮蔽与保护的实用功能被不断引申和神化,因而在宗教仪式中被赋予了制造并守护境域的核心法器的角色。随着晚唐五代白伞盖陀罗尼信仰在敦煌的流行,其更是被强化为地域社会重要礼俗。坚立幢伞,即相当于划定一条边界,建立起一道屏障,制造出一个圣域。无论是通过将其安置于城隍四门,借由门户符号象征之途径,还是通过持伞行进,在开放空间进行“线性切割”的方式,本质上都是为了区隔“内”与“外”,并且经此“庄严”仪式,使被纳入“内”之中的空间获得净化与升华,从而将疫疠、刀兵等一切灾厄辟除于“外”。这种将空间圣域化的手段,有其密教经典信仰实践的内在逻辑,同时与中国传统解除方术、道教符咒、祈禳与斋醮科仪,在观念和技术上有相通之处。通过仪式的常规化盛大举行,政治合法性和命运共同体在维护地元福祉的合致行为中得以成功构建。博物学、写本文化与丝绸之路研究的会通,不仅是史学方法论的转换,也意味着史观的更新。在传统的政治、经济、文化史研究范式所建构的“大印象” 之外,“术”与“物”的研究是否可以尝试更真切地触摸、感知时代的气息和脉动？我相信,历史研究更应当具体而微地切近古人的生命体验,从不同层面展示对历史的理解与思考,并从中把握一时代之精神与风貌。历史学有责任对人类的生命体验进行思考——这种思考不完全是理论的、思辨的,它应当是可感觉和可触摸的,并融入今人的生命感悟。或 日,治史犹如“观水有术, 必观其澜”。然水势无常,且无生息。不如以木纹形容,更为恰当。木之形与文,生命之轨迹,古今之印痕,自然、人生、历史、心性之理,尽在其中矣。历史学家的文心与史眼,犹如手执一片不完整的树叶,却试图窥探与重绘整个郁郁葱葱的丛林。或许,历史学家能够以此更为活性化地探求“果壳中的字宙”和“天数世道潜运默移之故”。

《外国文学经典散论》

我院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所吴笛教授专著《外国文学经典散论》于2023年4月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系许钧、聂珍钊主编的《中华译学馆·外国文学论丛》之一。专著以世界文学发展进程中的一些重要作品为审视对象，对自古至今的外国文学经典，尤其是欧美文学经典，进行了不拘一格、深入浅出的探讨和分析。本书力图从文学经典阅读体验中的某一鲜活感受出发，或是从文学跨学科的视野出发，介入文学经典不朽的艺术魅力和永恒的文化价值。共分上、中、下编三个部分，概览式地展现了吴笛教授自身的研究经历与学术风格。上编为“欧美文学经典散论”，主要是有关《神曲》、《红字》、《苔丝》等欧美文学经典作品的文学伦理学批评、生态批评和跨媒介研究的著述，其中也探究了西方文学中生态意识的生成、浙江翻译文学发展史、古代外国文学经典的生成与传播等较为宏观的论题。中编为“俄罗斯小说经典散论”，主要聚焦于俄罗斯小说，这部分时间跨度大，涉及内容广，论及13-15世纪的古罗斯小说，也讨论了18世纪拉吉舍夫的纪实小说和卡拉姆津的感伤主义小说，以及普希金、莱蒙托夫的 19世纪小说，还有布尔加科夫的20世纪小说，乃至21世纪的俄罗斯后现代主义小说。下编为“序跋书评”，主要收集了吴笛教授自20世纪80年代起陆续所写的外国小说译序、后记，以及相关的评论文章。有《苔丝》、《红字》、《白夜——陀思妥耶夫斯基中短篇小说选》等经典译著的序言，也有《外国文学经典生成与传播研究》等学术专著的总序，以及《普希金全集》、《狄更斯全集》、《力冈译文全集》等合集的后记感言，还有对《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等知名论著的评论。

《汉语词汇核心义研究》

第八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著作论文奖二等奖作者：王云路 等著     出版时间：2014年4月     出版单位：北京大学出版社《汉语词汇核心义研究》立足于汉语史，从传统训诂学中汲取养料，同时借鉴现代语言学方法，第一次较为全面地探讨了汉语词语的核心义，丰富了词汇学、语义学理论。核心义研究发掘了词义的深层内涵，揭示了词义的内部结构及其功能，在一定程度上验证和呈现了词义的系统性，有助于理解和把握词义的发展变化，不仅为汉语词汇语义的研究开辟了一条切实可行的道路，而且对普通语义学的研究也有一定的启示意义。长期以来，汉语词义以孤立、单个的研究为主，并且侧重于疑难词语的考释，缺乏对词义系统性的理论探讨和词义系统的实际建构。国外理论又不能完全适合汉语的实际，只能借鉴而不能照搬。《汉语词汇核心义研究》一书旨在探讨汉语词义发展演变的制约机制和词语内部意义之间的深层联系，初步构建以核心义为基础的词义研究模式。对核心义的定义、来源、性质进行了研究和阐述。归纳和演绎相结合，采用系统论方法，探讨了核心义与引申研究、核心义的推求等内容。首先，在发展训诂学理论传统、开掘其潜理论的前提下，使之与汉语词汇语义学接轨；再次，借鉴现代词义学相关原理方法，将前人经验性的训诂实践理论化、系统化，作为一个理论方法；其三，一方面继承和利用了传统引申研究的成果，另一方面又突破了引申研究的范式，将历时视角转换为泛时视角，构建了词义演变研究的新模式；最后，将核心义研究与词汇学的诸多方面有机结合，为同义词、同源词、新兴词语、复音词等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本成果的影响并不局限于古汉语词汇研究，也辐射到古文字研究、现代汉语和方言词汇的研究，乃至延伸至中文信息处理和中医学等领域，入选2013年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被认为是“实现了汉语词义研究的历史性突破，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新出石刻与唐代文学家族研究》

            第八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著作论文奖二等奖      作者：胡可先     出版时间：2017年4月     出版单位：北京大学出版社      《新出石刻与唐代文学家族研究》以大量新出土石刻文献为新材料的基础，与传世文献互证，从士族文学研究的角度，考察南北朝门阀士族到唐代科举家族这一历史转型期中具有代表性的唐代文学家族，主要是透过以墓志为主的石刻文献探讨这些文学家族传承千年的家风、学风与文风，进而揭示唐代文学生态的多面向。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获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   

《宋代登科总录》

      第八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著作论文奖二等奖      作者：龚延明、祖慧 出版时间： 2014年 出版单位：广西师大出版社《宋代登科总录》——是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规划重点项目、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批准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滚动资助重大项目”（批准号：03BZS008）《中国历代登科总录》五个子课题之一。《宋代登科总录》，也是经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的“国家出版基金重大项目”(出版基金资助230万元)。该书2014年由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1000万字、14册，由龚延明、祖慧合撰。全书包括“总序”、“叙例”、“正文（两宋十五朝118榜登科录）、“索引”、“宋代科举总论”等内容。此书工程浩大。因宋代原始登科录仅留下《绍兴十八年同年小录》（内有进士朱熹）与《宝祐四年登科录》（内有状元文天祥），其余116榜皆因战火灰飞烟灭，需白手起家，从宋代及宋以下与宋代登科人物有关的文献资料中搜检，一榜一榜搜集宋历科进士及其小传，包括进士姓名、字号、籍贯、亲属、登科年、初授官、历官、谥号等。每一名进士条目下，都列有第一手文献书证，保证依据的史料翔实可靠。由于工作量大，历经十二年才完成《中国历代登科总录》第一项硕果——《宋代登科总录》，基本上恢复了两宋118榜登科名录，总共搜集了41040登科人，重构了宋代四万多进士的档案，这是迄今为止，关于宋代登科人物最大渊薮。这是一项前人未做过的、具有填补宋代缺登科录的空白的创新基础工程。其学术价值，在于摸清了宋代科举家底，提供了两宋三百年古代文化精英的传记资料库，有助于开扩宋代文、史、哲研究的视野，推进宋代专门史研究的深入。《宋代登科总录》所收录的四万多登科人，每一个都是经历拼搏登上龙门的社会精英。在中国政治、思想、军事、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扮演了重要角色。要了解和研究中国政治史、思想史、军事史、教育史、文学史、社会史，他们都是绕不过去的人物。《宋代登科总录》问世后，受到海内外科举界、宋史界强烈反响，得到学术界好评。先后荣获浙江省政府第十八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教育部第八届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 

《中国当代文学史料问题研究》

       第八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著作论文奖三等奖       作者：吴秀明     出版时间：2016年11月     出版单位：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当代文学史料问题研究》是国内一部专门研究当代文学史料的论著。全书分上下两编。上编“当代文学史料的存在与叙述”，主要探讨公共性、私人性、民间与地下、期刊社团与流派、通俗文学、台港澳文学、书话与口述文学、版本与选本等有关文学史料，呈现当代文学史料存在的丰富性与层次性；下编“当代文学史料相关专题探讨”，着重从史料与历史、政治、科技、文化、文学史的关系，以及文代会报告、潜在写作和现代文学馆馆藏史料等比较特殊的角度，对之作专题分析。它们各自独立而又相辅相成，在全面还原和系统梳理当代文学史料的基础上，以鲜明的问题意识对之展开进一步的学理阐析，显示出*者关于构建“中国当代文学史料学”的学术构想。

《古代文化词义集类辨考》（第一版）

              第八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著作论文奖三等奖       作者：黄金贵     出版时间：2016年3月     出版单位：商务出版社      《古代文化词义集类辨考》（新一版），是一部对古代文化类词汇作同义系统训释的专著，也是一部训释古代文化词语的专科辞书。共分264组（篇），分系国家、经济、人体、服饰、饮食、建筑、交通、什物等八大物类。辨释1300余词，考正词义400余条。训释中，先简证其同，再运用文化语言学和系统辨考的方法，从书证、实证两方面着力训释诸词的“同中之异”。第一版曾荣获杭州大学董建华文史哲基金、浙江省教委、省语言学会、省政府社科优秀成果及一等奖。

Interrogative Strategies: An Areal Typology of the Languages of China（《疑问方式：中国境内语言的区域类型学研究》）

第八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青年成果奖作者：罗天华      出版时间：2016年9月      出版单位：荷兰John Benjamins出版社该书讨论的核心问题是中国语言如何表达疑问，特别是极性问（是非问）。主要篇幅用于探讨句法、形态和词汇手段，如疑问小词、选择结构和正反结构等，语调手段也有所涉及。该研究的主要语言材料为中国境内140种语言，包括10种汉语支语言（汉语十大方言）、130种民族语言和混合语，来自汉藏、阿尔泰、南岛、南亚等语系。在语料上追求广度与深度兼顾：在140种语言之外，引证外语30余种；在汉语内部，引证方言100余种。该书的基本框架是区域类型学，拟定20项与疑问相关的结构特征，将中国语言与世界其他语言比较（外部比较），特别是Dryer（2013）、Greenberg（1966）、Ultan（1978）等几项研究，并对中国语言作区域/谱系比较（内部比较）；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国语言疑问结构的22项区域特征。“一般的、跨语言的疑问研究极为少见”（Dixon 2012）。该书从整体上对140种中国语言的疑问方式作了一个鸟瞰，并详列这些语言的音系、形态、句法等20项结构特征，对疑问类型研究以及中国和其他东亚语言的相关研究都有参考价值。该书底稿为作者2013年在德国康斯坦茨大学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出版时有大幅增删修改。全书共8章、265页。

《汉语运动事件词化类型的历时考察》

                  第八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青年成果奖      作者：史文磊     出版时间：2014年12月     出版单位：商务印书馆出版      本书从跨语言的视角对汉语运动事件编码结构的历时演变进行了详细考察，揭示出了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之间的类型学差异，以及古今汉语使用者之间相应的思维结构的差异。同时，该书试图证明在语言演变的历史进程中，语言的形态结构影响和限制语言的语篇使用倾向。全书共分7章。第1章和第2章介绍理论框架，并对近年来的研究进展做出评估。第3章对各类运动事件语义要素的编码和历时演变进行详细的梳理。5从语言使用的角度对运动事件编码类型的历时演化进行量化分析对全书做简短的总结，并指出尚存的不足。      近年来学界对运动事件的语言编码的研究取得了显著的进展，其中不少成果发表在相关领域的国际高级别刊物上，如Science、Cognition、Lingua、Linguistics、Cognitive Linguistics等。遗憾的是，这些研究主要侧重于现代语言的共时平面，而我们对一种语言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情况，却知之甚少。正是基于这一考虑，本书以汉语作为个案，综合了语言结构和语言使用，对运动事件语言编码类型的历时演化做出了比较详细的调查研究，从历时演变的角度加深了学界对运动事件语言编码类型的认知。      本书的初稿是作者的博士论文（南京大学，2010年6月），2010年岁末入选商务印书馆“中国语言学文库”（为该年度唯一入选者），此后又作为作者承担的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编号：12YJC740087）的核心内容，几经扩修打磨，最终出版。著名语言学家北京大学蒋绍愚先生为本书作序并评价说：“总之，扎实、深入、细致、创新，这是这本书的优点，也是作者治学态度的长处。”     本书部分内容曾以单篇论文的形式发表在国内外高级别刊物上，如《中国语文》(2011)、《当代语言学》(2012)、《语言学论丛》(2011)、Linguistics (2014与吴义诚合作)等，前两篇曾获得中国社科院吕叔湘语言学奖二等奖（2012）、浙江省社科联第七届青年优秀成果奖二等奖（2012）、浙江大学第十九届“董氏文史哲研究奖励基金”（2012）等奖励。

《数字时代的大众文学出版与传播研究》

浙江省第二十一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应用对策研究与科普优秀成果奖二等奖作者：陈洁     出版时间：2020.10    出版单位：浙江大学出版社本书为作者所著数字出版研究系列专著的第三部，在前两部关注教育出版和专业出版的基础上，更是着眼于与文学相结合的大众出版领域探索。深度分析数字时代的大众文学出版与传播，从阅读、创作，再到传播、产业，通过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相结合，探寻大众文学出版的品质坚守与数字出版发展新路，探讨我国数字出版发展对策。本成果具有重要的学术创新和学术价值，在资料选取上，广泛调研和借鉴国内外出版发展最新动态；研究视角上，多维度地对大众文学出版的关键问题做了比较系统地梳理与深入的阐释；体系架构上，从数字化视角入手，落实到大众文学出版这一新近重点领域探索数字出版发展新问题，构建了相对完整和深入的研究体系。

《中古文献异文的语言学考察——以文字、词语为中心》

浙江省第二十一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基础理论研究优秀成果奖二等奖作者：真大成     出版时间：2020.08     出版单位：上海教育出版社本书以中古文献异文为基本材料，以文字、词语为主要研究对象，探究异文的成因、来源、类型和性质，挖掘分析异文所蕴含的语言文字信息，从汉语史的角度研究异文所体现的汉字史、词汇史现象。全书分为上、下两编，凡十二章。上编主要探讨中古文献异文的含义、成因、类型和性质等本体问题，下编主要依据中古文献异文进行汉字史、词汇史研究并探讨利用异文时应注意的若干问题。本书不仅首次将中古文献异文作为整体性语料进行专题性语言学研究，而且在利用异文从事本体研究时，努力构建中古文献异文语言学的理论体系，同时充分运用异文材料、积极运用异文比勘的方法开展汉字史、词汇史专题研究，进一步论证了据异文从事汉语史研究的可行性和有效性，使异文语言研究得以进一步深化并拓展，对相关研究具有范式意义。

《外国文学经典生成与传播研究》（第二卷）

浙江省第二十一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基础理论研究优秀成果奖二等奖作者：吴笛     出版时间：2019.04     出版单位：北京大学出版社其余合作者：龙瑜宬、傅守祥、吴斯佳、蔡海燕、梁晶、凌喆、姜岳斌《外国文学经典生成与传播研究·第二卷》是本书第一作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课题“外国文学经典生成与传播研究”最终成果之一，该成果同时被列为“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和“国家出版基金项目”。该著作主要考察自古代埃及、古代苏美尔起，直到中世纪的外国文学经典的生成与传播。其独到的学术贡献在于首次研究外国文学经典在源语国家的生成以及在中文世界的传播。

《阳明大传》

浙江省第二十一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基础理论研究优秀成果奖二等奖作者：束景南     出版时间：2020.04     出版单位：复旦大学出版社本著实际是一部宏大的传记体的文化思想研究著作。采取独特的文化心态研究的视角，着重探讨王阳明的“心态世界”，从王阳明的一生中展现出王阳明心学思想形成发展演变的整个心路历程。突破了传统的从观念论（唯心论）的视角与方法研究阳明心学思想体系的局限，而采用存在论的视角与方法对阳明的心学思想体系作了全新的探讨。作者对王阳明的心学作了新的定位，把王阳明的心学界定为一个致良知、复心体的心本实践哲学体系。突破并破解了五百年来种种阳明生平及其思想上的迷案、误说、错案、空白，还王阳明其人及其思想的真面目。指出王阳明作为一代杰出的思想家，他的心学思想实现了双重的历史超越：一是超越了传统儒家士大夫那种狭隘的忧君忧国忧民的思想境界，上升到了忧人忧心忧道的终极人文关怀；二是超越了传统的“观念论”（唯心论）的视域与主客二元分立的思维方式，上升到了本真的“存在论”的视域与主客合一的思维方式。这才是阳明的良知心学真正的人文精神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