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的研究旨趣,是以西域出土写本与文物为颜料,“深描”作为写本时代知识-信仰承载体的丝绸之路的“数理”与“物象”,进而探讨文明传统构造视野中的“人物关系”、技艺传习与信仰实践,以范式、个案与细节充盈中古中国知识传统生发的脉络肌理以及方术生成与衍变的世界图景。

西域文献,取的是文献的本义,即文明一切过往之记录。不仅包括写本,还包括相关图像资料和信仰实践器物。循此理念展开的整体研究,并非抽象理论或概念推衍,而是以文献集成、实证考辨为基础的分析和阐释,以文本、器物、图像的综合考察, 重绘信仰世界全息图景,从而构建数术传统的知识网络,呈现仪式场域中的器物象数,观照中古宗教文化景观化生诸相,为从文明融摄的角度探究民生宗教的特性开拓新境域。

数术是关于字宙图式和人的选择的知识与技艺,是“中国文明基因库”的重要构成部分,对于理解中国学术、思想、礼制、人伦、秩序、制度具有特殊意义。依《汉书·艺文志》,数术包括天文、历谱、五行、著龟、杂占、形法六类,而从中古时代的发展兹繁和出土文献实际来看,可分为阴阳、历算、选择、占候、易占、式占、卜法、堪舆、禄命、相术、梦书、符咒、杂占十三类五十四目。数术是“究天人之际”的“智慧结晶”, 可以看作是一种与字宙论相关的“实用科学”。集儒生、方士于一体的“阴阳家”运用经学“理论”和数术“工具”,掌握了祥瑞灾异的解释权,并以此建立国家政治和日常生活秩序。

在传统中国的知识系统架构及其成立过程中,数术之学是最不容忽视的基底性要素,应将其置于长时段视野下探察,尤其要注意其在中古时代的传习、衍变及影响,深入学理与技术脉络,追寻知识传统的生成与传承的历史进路。基本研究取向是将这些关于“数理”的“科学”与关于“选择” 的“技术”视为 “世界图像”的组成部分，而不是某一种孤立的技能或占验的方法,试图从这一角度把握数术,来观照“物的世界”和“人的世界”,重绘其变迁的轨迹,构建起中古时代带有“地方感”的“世界图像”。由文献考证的基础研究,上升为对学术思想史和知识社会史的展开分析,将增进传统社会对天道-自然、人-物的认识史“术”的观念史,知识体系的成立史以及思维方式的发展史的理解,建立起数术研究的解释性框架,并推进对宗教社会史与中外文化交流史的新探索。

上编“知识视域下的数术”,以文本的“超细读”与政治文化聚合研究回答“术”如何制作与行用的问题。数术的制造有其特定的历史风土、信仰机制、知识体系和社会运作模式,其发展变化也离不开制度的推动、规范与制衡。缘此,我们主张在知识—信仰—社会网络中观照符应文本与叙事的意涵,阐发其交错的文化史价值。阴阳五行杂糅祯祥灾异,其表现皆在知识,其意义则在社会行动。在知识视域中展开数术统合研究,突破以往单一化的研究视角和推论式论证方式,有助于推进数术作为信仰性知识的内在理路研究的进展。

阴阳五行理论是传统中国政治、思想和社会的“学理根柢”。其中“瑞应”，或者说“符瑞”“符应”,堪称知识-信仰传统中最为独特的天命思想、政治技术和社会心态的凝聚体。瑞应的应有研究理路,是还原它为方士之学,置于数术、方技之学脉络中观照,唯有如此,方能领会其内容何以如是驳杂,其内质何以充满方士气息,其构造何以会与政治情境密切互动。圣王降诞、天地字宙、政治伦理、八方礼俗、杂占杂术、镇宅相物、奇异动植、鬼物神怪,各种系统的“学”与“术”交结糅合,唯有从方术的通体背景出发,才能把握瑞应的基本性格。瑞应并非祯祥灾异预言书,而是方术与博物之学交织创制的堆叠型文本。故而符应图书的知识谱系研究旨在检讨瑞应的起源、发展以及在政治操作中的作用, 利用史志、图像、铭文、敦煌和日本佚存古写本,从知识内核和文本语境的多维视角重绘瑞应图书在汉唐时期的“行方”,并揭示其形成的历史过程和在制度系统结构中生长的历史情境。

“祯祥变怪”,植根于方术,符应可以被视为阴阳灾异学说的应用实践,因此必须重置于中国方术传统的语境下理解。在分析瑞应图书早期流变的基础上,根据现存于东京尊经阁文库的《天地瑞祥志》写本,讨论六朝以降的传承,辨识文本组织的逻辑及其文化认识论。通过对瑞应图书视觉谱系的文本研究,揭示写本文化中图像与文本的关系。追踪古代瑞应图书存在的痕迹,不同的祥瑞形象表现,并与敦煌写本《瑞应图》《自泽精怪图》进行比较研究。最后,探讨符应图书在政治合法性建构中的作用：认定祥瑞的标准如何确立,与唐代律令社会中的制度如何关涉,以及非正式的祥瑞如何获得官方认可并进入新的《瑞应图》系统。一方面,祥瑞知识来源于方术、博物、阴阳五行、祯祥变怪、谶纬灾异, 格式化、经典化和制度化的过程,《瑞应图》的创制,祥瑞发现、判定、上奏、表贺、制可、修史一系列制度运作, 同时与政治舆论的操控、政治行为的实施和合法性的塑造有密切关系；另一方面, 政治行动绝非谶纬理念或某一瑞应条文指引下的操作, 即便发现两者之间似有关联,所谓的因果链往往是后此推定而建立的假想,毕竟瑞应图书并非政治践行的操作手册。对于符瑞,当将其契入传统中国方术体系中加以理解,不能仅从谶纬文献和政治文化建构过程来分析。

瑞应也是时代精神状况和集体行动的表征。敦煌归义军时期符瑞造作为我们提供了政治合法性的构筑在地域政治空间如何操作的鲜活图景。对归义军史上的符瑞关联事件的考辨,揭示了敦煌这样一个深受佛教影响的蕃汉杂糅的社会,在利用符瑞塑造权力正统、强化内部政治结构、凝聚族群认同的过程中,原属汉文化政治话语系统的符瑞如何被改造,佛教思想与符瑞观念如何融合,符瑞的制造策略、仪节和传播如何操作,主帅、官僚、文士、教团、民众如何达成共谋与合作,文武、僧俗、胡汉集团如何结成稳定的统治机制,从而拓展地方政权政治格局与权力运作机制研究,增进对于晚唐五代基本性格与历史走向的认识。

萧吉所著《五行大义》为中古时期阴阳五行理论的集大成者。编纂体例、文本结构、概念表述以阴阳五行为条贯,并对所有概念和方法做了缜密的阐发,充分体现了萧吉的学术兴趣和时代氛围。阴阳五行学说的源流和嬗变,自春秋战国以来,随着中国思想、学术与制度的演进更趋纷杂繁复, 阴阳五行所包含的内容不断被注入丰富的意蕴, 容纳于其中的方术-博物传统的呈现方式日趋纷繁多姿，至中古时代,各类知识、信仰与技术出现了汇流统合的需求与趋势,这既体现了阴阳五行理论发展的内在理路,同时也体现了士人复杂而多重的知识结构和人生抱负。将萧吉和《五行大义》置于这一坐标系中加以考察,并以萧吉驱除东宫鬼魅一事作为切入点,可探究其学术旨趣之依归。萧吉在占验行事中,将风角、九官、禄命、谢土、物怪诸术镕铸于一炉,充分展示了如何将阴阳五行理论用于信仰生活并在政治活动中的实际运作、操弄。以萧吉为线索,“达观”汉唐间阴阳五行之 “学”与“术”的衍化,对阴阳五行的“行容”,尤其是魏晋隋唐之际的“变容”有新的领悟。

中国古代数术书写模式的基石：建立于阴阳五行思想之上的数术观念和知识体系,导致东西方数术书写的模式也有很大不同。阴阳五行与祥瑞灾异实为同体异相,而阴阳学说的构建源于阴阳家对天文、律历、占候之术的理论化。将阴阳、占卜、谶纬、祥异,置于知识谱系中谛视,方能窥探其源流同分之族理。数术功用与意义在于“时亦有以效于事也”。由物兆到人事的解释模式得以成立,并在社会实践中发挥功能,正是基于这样一套知识-信仰体系。

中古阴阳家及其习用数术的重新发现,在非汉族群和海外的流布及其信仰实态的揭橥,为重绘方术的宗教景观提供了新的“色相”,不仅有助于阐明中国传统数术在多元文化中的影响,也有助于从精神层面理解丝绸之路在人类历史进程中所发挥的作用。解析和把握跨文化的方术施行的历史情态,为重建长时段、多维度的方术世界史,求索方术知识在多语言、多民族、多宗教交汇融合的社会情境中共生、互动与再创新的史迹,重构全球史视野下的丝绸之路文明互鉴交融的历史景观,并从文明在互动中演进的角度探求民生宗教的性格提供了新的取径。

数术以一种汇合了政治、礼仪和“选择术”的模式持续地发挥作用。技术性的数术在被创制出来的过程中,已经融入了创制者的视角、经验和观念。历史上的数术知识形态的变化又构成了观念的变化,而当征应解释方式一旦成为一种固定的模式,它的合理性又将以常识支配着人们的习惯。人们会通过数术设定的世界确立自己行事的选择。因此在知识体系演变的过程中, 综合考察数术和文本在政治生活构成中的意义,可进而呈现中古中国的“世界图景”之特征。这一研究模式可以归结为“朝向生活世界的数术诠释”,并从其时间体验与空间想象上,解读其多重面向的“意义边界”。

数术不仅是知识和经验的集合,同时也是以数术的视点把握人类周边物类的一种技艺。数术的分类和选择思想,实际上是中国传统知识人所构建的世界像,分类形式正是世界像的表征。这一有关人类活动诸领域的重层构造,既体现了信仰支配下的日常生活与社会构造对于秩序的维持,也包含了施术者和信受者的自我认识。

将数术文献重置入历史场域中,可以重绘中古时代数术的知识传统与世界图像如何建构、交织和化生；自我中心主义和边鄙情结如何确立和调适；地方性与民族性色彩如何映射；在数术实践中呈现怎样的本土文化和天下观；数术对于社会文化心理、地域政治实体的立场与行为,乃至“知识人”的出处,有着什么样的影响；相对于正统的、一般性的世界图像书写和解释,西域出土写本中的文本和观念,可以对此提出哪些挑战,并给予给我们什么启示。

西域出土文献能够从诸多方面映照中古时期数术及其周边历史与文化,尤其是汉地瑞应文化对敦煌西域的深刻影响。对汉文数术典籍与实用文书在西域的流传,数术知识的跨文化传播、融合和创制等等进行研讨。同时在文献的本体研究的基础上,讨论数术文献所建立的信仰实践的世界图像问题,并侧重于探究各类涉及“瑞应”的闻见、体验和想象的碎片是如何将创作者、使用者的价值、情感和心态投射在文本之上,塑造出不同的世界图像,成为当时的社会知识结构和集体记忆。

从敦煌到“东海”的数术文献涉及丝绸之路的诸多方面,具有多元文化的意涵。经由数术知识经络的梳理,为了解中古时期方术文化在世界的传播与熏染, 提供了更加生动而具体的例证。将西域出土数术文献与域外祥瑞灾异古写本进行系联与贯通,有助于为数术的历史学研究拓宽视野,以出土史料的发掘和传世资料的重理为核心,寻绎中古数术的历史发展过程,利用多元的史料还原历史的立体镜像,以新颖的史学观念构筑文明交融的阐释。从“文明交流与互鉴”的高度审视和重绘中古时代的数术世界图像,追索其成立与变迁的过程,可以使我们对文化汇聚交融造就的古代的精神世界, 获得灵动的历史体悟。

贯穿于本书中的另一条主线是对历史风土中的“人”与“物”的关注。近二十年来,中国史学的问题意识和研究方法都发生了很大的转变,新的学术增长点不断产生,并且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中国古代博物学研究却依然显得非常寂寥,真正从知识史与社会史角度进行考察的整合性的析论仍付诸阙如。究其原因,恐怕是由于博物学往往只被看作是前科学时代的粗糙的知识和迷信的杂烩,而没有从“认知和应对万物的方式”的高度认识它在传统社会中的价值,因而一直未能受到应有的重视。实际上,作为将人类经验型知识存在当成研究对象的学问,在现代科学确立之前,数术与博物在传统社会的知识体系、信仰世界和实践领域始终占据着独特而重要的地位。

博物学不是科学的简陋形态,而是自成体系的知识传统,这一传统无法用科学去理解和统摄。博物学给我们提供的“非科学性思考”,恰恰是它的价值之所在。博物学不仅是一个知识体系,而且是理解和体认世界的基本范式。数千年来博物与方术形成复杂的“共生文明”,成为中国学术的基调。中国博物学的关切点并不在“物”,不是一堆关于“万物”与“世界”的知识,而是镕铄天道、人事与物象,面向自身生存世界的理解方式、人生实践和情感体验。中国博物学的本质,不是“物学”,而是“人学”, 是人们关于“人”与“物”关系的全体理解。这才是中国博物学传统的真精神。

博物学不是方士的专利,也并非只是文人士大夫的雅趣。博物兼有格物致用和“趋吉避凶”的功能,不论是“决嫌疑、定犹与”,还是对物象人事和世界图式进行解释,普通民众同样有赖于博物学。这些经由实践、“传闻”、习业等途径所获得的“学问”,除了通过专门的著作传播之外,更多是通过实际占验以及人际传播等方式扩散开来,然后逐渐沉淀为“常识”和“异术”。考察物在仪式中显现的位置意义和人物关系,对于探索知识的成立与传播过程和多面的古代思想世界,极具价值。

数术、仪式、器物紧密关联,相关研究需要在方法论上有所开拓。关于信仰实践中的器物的历史学研究极度匮乏,且多囿于物质文化史与艺术史研究的范畴。如何将器物的生成、使用、流转还原到真实的历史场景中,从而利用这些信息来认知和把握彼时民众的日常生活、知识谱系、信仰世界？将器物置入礼俗活动中,以揭示物的信仰之用,可以更好地理解物之于古人生命活动、社会秩序的意义。

下编“仪式场域中的器物”,从知识—信仰—制度全景观照器物在历史语境中的意义,建立数术器物研究范式的进路。将仪式性器物视为物象原境、文本记录、宗教体验、情感记忆和文化镜像的“统一场”,考察知识建构与物质形态、仪式行为、使用实践之间的关系, 建立器用结构与知识体系、社会生活、时代气质的关联, 进而发掘知识-信仰传统生成与构造的深层内涵。

此前有关琉璃的研究,其着眼点主要在于琉璃的名义考证以及东西文化交流史考察,对于琉璃在佛教信仰与仪式实践中的意涵则未能深入开掘。“琉璃考”综合运用佛教典籍、史志诗文、敦煌文献、图像资料、考古遗存中的相关史料,从琉璃在佛教“七宝”观念中的意义和仪礼中的实际应用状况入手,分析琉璃与其他宝物的全局关系,从佛教供养与法器的信仰实践揭示其宗教功能与象征涵义,进而追溯其观念源流以及在文本和图像中的表现。琉璃为佛教供养主要概念“七宝”之一,作为清净莹澈的象征,除了经由佛教经典和仪式实践等途径深入人心外,还通过本草、蒙书、类书、诗赋等扩大了在社会上的传播。佛教中琉璃的使用,除了可分为香水瓶、供养器和合利容器三类外,与墓葬和生死信仰有着密切关联的玻璃花树,以及琉璃卷轴在佛教写本文化中的特殊存在,丰富了我们对于琉璃的“宗教物理”功能的理解。

“经巾考”以传世释道文献发掘出的“新史料”为依托, 结合敦煌文献、图像资料、考古实物与域外收藏进行通贯稽考, 解明经巾的渊源、材质、形制、功能、使用方式,指出经巾并非为佛教所独有,而为佛道二教宗教实践所共用,依其用途实可分为三种类型：包裹收纳于经箱中的卷哄；铺设于经案之上,用于承托经卷；覆盖于经卷之上,与经案上的经巾共同构成下承上覆的组合。进而超越物质性与文本性分析,着重从仪式施设和艺术表现的角度,研求宗教器物的符号性、仪式性与供养实践的关系,并在方法论上提出拓进器物研究新面相的思考。

“冥币考”以新获吐鲁番考古资料：巴达木墓地所出葫芦木刻冥币和木纳尔墓地所出纸钱文书为基础,与20世纪初斯坦因阿斯塔那收集品,新中国成立后在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所作的考古发掘,其他各地域出土的汉唐间冥币材料以及传统文献互相印证,着重于从冥币在墓葬中的实际保存状态、制作和使用方式与墓葬遗存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分析,对其源流、形制、性质和功能进行了新的考索。木质冥币和纸钱在吐鲁番的中间过渡形态的重新发现,使得我们对于冥币在中古时代所发生的关键性演进的历史轨迹,尤其是对其实际制作、使用方式及在信仰世界中所表达的意旨,有了更为真切的了解,并能给予更为清晰的描绘和合理的解释。

“幢伞考”从宗教实践中的运用状况入手,揭示其在“空间的生产”中的信仰功能与象征含义,进而追溯其观念源流以及在文本和艺术中的表达。幢伞在佛教仪式中有着广泛的运用,原本所具有的遮蔽与保护的实用功能被不断引申和神化,因而在宗教仪式中被赋予了制造并守护境域的核心法器的角色。随着晚唐五代白伞盖陀罗尼信仰在敦煌的流行,其更是被强化为地域社会重要礼俗。坚立幢伞,即相当于划定一条边界,建立起一道屏障,制造出一个圣域。无论是通过将其安置于城隍四门,借由门户符号象征之途径,还是通过持伞行进,在开放空间进行“线性切割”的方式,本质上都是为了区隔“内”与“外”,并且经此“庄严”仪式,使被纳入“内”之中的空间获得净化与升华,从而将疫疠、刀兵等一切灾厄辟除于“外”。这种将空间圣域化的手段,有其密教经典信仰实践的内在逻辑,同时与中国传统解除方术、道教符咒、祈禳与斋醮科仪,在观念和技术上有相通之处。通过仪式的常规化盛大举行,政治合法性和命运共同体在维护地元福祉的合致行为中得以成功构建。

博物学、写本文化与丝绸之路研究的会通,不仅是史学方法论的转换,也意味着史观的更新。在传统的政治、经济、文化史研究范式所建构的“大印象” 之外,“术”与“物”的研究是否可以尝试更真切地触摸、感知时代的气息和脉动？我相信,历史研究更应当具体而微地切近古人的生命体验,从不同层面展示对历史的理解与思考,并从中把握一时代之精神与风貌。历史学有责任对人类的生命体验进行思考——这种思考不完全是理论的、思辨的,它应当是可感觉和可触摸的,并融入今人的生命感悟。或 日,治史犹如“观水有术, 必观其澜”。然水势无常,且无生息。不如以木纹形容,更为恰当。木之形与文,生命之轨迹,古今之印痕,自然、人生、历史、心性之理,尽在其中矣。历史学家的文心与史眼,犹如手执一片不完整的树叶,却试图窥探与重绘整个郁郁葱葱的丛林。或许,历史学家能够以此更为活性化地探求“果壳中的字宙”和“天数世道潜运默移之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