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6月3日晚，浙江大学婉云京剧社第十二届“华堂清音”京剧专场晚会如期在玉泉校区永谦剧场上演。演出前八个小时开始，各演员、剧务、乐师就紧张就位开始准备工作。演员们有序地上妆、更衣，并耐心锤炼剧中的表演，工作人员台前幕后忙碌布置。  今年的演出盛况空前。到场的不仅有校内外师生校友，还有其他高校以及杭州地区的京剧爱好者，引人注目的还有一批来自长寿桥小学与嘉绿院小学的小学生，他们是由学校组织而来，都是京剧的爱好者，其中有一些已具备一定表演能力，曾参与G20演出，算得上是小演员了，今天也来到台下亲身感受京剧的魅力。值得一提的是，相当多的留学生很早就来到剧场，饶有趣味地到后台参观，并与演员们交谈。在全球化的今天，外国友人对中国历史和传统艺术的喜爱对我们也是一种莫大的激励。  晚上七点，在京胡锣鼓声中，演出开始。首先是序幕《麻姑献寿》，为浙大百廿献礼，希望母校更展宏图，再谱华章。一曲唱罢，在主持人深情款款的介绍之下，“绝代芳华”“乱世风云”两个篇章逐渐打开。西施裙帷飘飘，愁肠百转；春香娇小可爱，温柔清纯；吕布英姿飒爽，高亢刚劲，老旦气息十足，抑扬顿挫。《霸王别姬》中虞姬优美的身段、潇洒利落的剑舞，博得了台下阵阵喝彩；《草船借箭》中鲁肃与孔明唱念干脆流畅、对话风趣，曹操蒋干对白令人捧腹，不时引来观众的笑声。第三篇章“佳期如梦”由三个折子戏构成，《游龙戏凤》里李凤姐活泼爽快，正德皇帝风流倜傥；《锁麟囊》梅香莽撞诙谐，薛湘灵的程派唱腔婉转流畅；《红娘》里老夫人的严厉刻板与红娘的机灵睿智，被演员们表现得淋漓尽致，从临场的道具布置到乐队的现场演奏，无不精致准确，严丝合缝。  演出中台下观众反响强烈，不时报以热烈的掌声和戏曲演出特有的叫好声。整场晚会演毕，在主持人娓娓的道别致辞中，全体演职人员从幕后来到台前，向在场观众鞠躬致谢，台下观众纷纷摄影留念，并踊跃地与带妆的演员合影，铭记这殊有意义的时刻。到场观看的小学生们也有序地登台送上礼物，表达他们自己对于演出以及传统京剧艺术的喜爱。特别地，带队老师赠予演员们代表着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的新昌葫芦雕刻，勉励我们对于传统文化遗产的薪火相传、代代不息。直至谢幕良久，仍有很多观众在台上台下留影交流，诉说心得与感悟，这当中很多人是第一次在现场观看京剧演出，甚至于第一次接触京剧，婉云京剧人的认真奉献为他们认识京剧、了解京剧乃至于喜爱京剧创造了难得的机会；不少对京剧素有喜爱、颇为专业的票友也对演出做出了高度的评价和中肯的指点。整场“华堂清音”晚会，不仅锻炼了浙江大学学生的京剧水平，融合了杭州关心和支持京剧的力量，也促进了校内外对于京剧艺术切磋交流的良性互动，实现了我们一直以来对于演出的期望，即“让更多的人欣赏京剧艺术，让京剧艺术在校园内蓬勃延续”。  本次演出受到了浙江大学“公忠坚毅”学生发展基金的大力支持，不仅解决了从化妆、演奏、到服装道具经费的燃眉之急，更鼓舞着浙江大学京剧力量更加主动地为广大师生奉献才华和热情，引领校内“关注传统文化，继承传统文化”的良好风气。我们由衷地希望借助这场年度大戏之东风，婉云京剧社、浙江大学校内外所有关心和热爱京剧的人能走得更远更好，一如过去的十年所收获的累累硕果，继续迎接新的征程。值我校百廿华诞之际，愿浙江大学蒸蒸日上，天下来同！

 应浙江大学中文系和古代文学研究所的邀请，2017年5月24日下午，复旦大学中文系查屏球教授于浙江大学西溪校区教学主楼351室，做了一场题为“从科场明星到官场中隐——论白居易形象在唐宋的转变”的学术讲座。讲座由浙江大学中文系胡可先教授主持，浙江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叶晔、林晓光、咸晓婷，以及中文系的众多硕、博研究生参加了讲座。查屏球老师是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在唐宋文学研究领域成果丰硕，对于文本形态、传播方式与文学关系等文学前沿研究关注颇多，其代表性著作有《唐学与唐诗——中晚唐诗风的一种文化考察》《从游士到儒士——汉唐士风与文风论稿》，并整理与研究《夹注名贤十抄诗》等。讲座中，查屏球教授从《酉阳杂俎》关于白居易的一则资料入手，对史料所载“白舍人”之称呼进行了抽丝剥茧般的考察，认为白居易科场成功的经历，促使其成为了元和流行文化中的“科场明星”与“诗家妙手”，他本人满足于流行文化的传播效应，与元稹等人持续的酬唱活动也引领了当时的流行文化，这是白居易前半生的形象特征。长庆之后，为避党政恶斗之祸，白氏政治进取的热情有所下降，又需依官场而生存，故以中隐人生观自解，诗多表达自足闲适心态。查教授认为，唐代的流行文化已将其科场才子的形象定格化了，但宋人眼里，他是一个成功而快乐的仕者，宋人笔下或画上的白居易，就由唐代流行文化中的“白舍人”就转变成了“香山居士”“醉吟先生”，这是宋人对白居易形象的重新选择。而白居易形象在唐宋时期之所以有这样的转换，既与科举文化在唐宋的转型相关，又与官僚的职业化与仕者的自我定位有关。听完查教授的讲座，现场进入了热烈的提问环节。有同学提出造成白居易形象在唐宋转换的原因除了科举文化的转型之外是否存在别的重要因素，也有同学对于“元和流行文化”的具体内涵，以及白居易形象在唐人和宋人眼里的定格程度有所质疑。面对这些问题，查教授都予以了详尽深入的解答。本次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  文/胡凌燕

2017年5月23日下午，浙江大学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所邀请到德国耶拿大学沃尔夫冈·G·缪勒教授，他为我们做了题为“莎士比亚戏剧作品中的伪饰与诗歌”的学术报告。此次讲座由浙江大学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所所长吴笛教授主持。 缪勒教授的讲座主要讲述了伪饰理论相关的知识，并且在莎翁的四部作品中具体分析和运用了伪饰理论。首先，缪勒教授开门见山指出了伪饰的定义，即伪饰是故意使不符合事实的事物看起来真实的这样一种言行。其中还提到了伪饰的两种变体、伪饰的动机、伪饰的现代文化意义和历史文化意义；其次，缪勒教授回顾了欧洲历史上文艺复兴时期的伪饰传统，他通过认识论、政治观和社会美学三个方面的论述，表明伪饰现象的存在：在政治活动中以及在宫廷朝臣交往中都存在伪饰行为；在接下来的部分中，缪勒教授从文学作品入手，对莎剧：《理查德三世》、《凯撒大帝》、《奥瑟罗》和《麦克白》中人物的伪饰行为进行详细的解读，其中对《麦克白》中人物的伪饰言行讲解得最为详尽。缪勒教授借助伪饰理论，通过文本的细读向我们揭示了文学作品中语言和行为的掩饰性，有助于我们揣摩作品人物的真实意图，透过现象看本质。同时也有利于我们在生活中学会善于观察，看清人与事的本质。于生活，于学习，均有益。缪勒教授的讲座为我们提供了文学研究的新视角和新方向。最后的提问环节非常令人感动！年迈的缪勒教授十分亲切地走近提问的同学，悉心地解答了现场同学提出的问题。在阵阵热烈的掌声中，讲座圆满地结束了。   （文、图/郑周霞）  

    吴笛教授任首席专家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外国文学经典生成与传播研究”最近顺利结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课题“外国文学经典生成与传播研究”于2010年12月立项，是我校首次获得的人文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立项以来，先后组织召开了9次专题学术研讨会，其中有6次是以项目名称“外国文学经典生成与传播研究”命名的学术会议。该项目阶段性成果突出。课题组共发表阶段性论文92篇，其中，被国际权威索引A&HCI收录15篇，被中国人文社科索引CSSCI收录37篇，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8篇，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和论点摘编2篇。最终成果为8卷同名系列专著《外国文学经典生成与传播研究》，约320万字。项目于2017年3月顺利结项。  

2017年5月12日早上9点至11点，浙江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科系列讲座（一）在浙江大学西溪校区教学主楼351室如期举行。本次讲座由北京大学袁毓林教授主讲，彭利贞教授主持，讲题为“汉语意合语法的认知机制和描写体系”。讲座吸引了方一新、汪维辉、陈玉洁、史文磊、罗天华、乐明、李新良等老师以及众多研究生前来学习。全场座无虚席。     本次讲座旨在厘清意合法的不同含意，揭示汉语意合语法的认知机制和运作过程，建立足以刻画汉语语法的意合机制的描写体系。首先说明低级版本的意合法侧重于语法形式的不充分性，而高级版本的意合法则侧重于语言形式的不完整性；说明主体间性和体验性认知对于意合语法的支撑作用。在此基础上，尝试建立一种基于概念结构的“词库-构式”等多层次结构（论元结构、物性结构、骨架结构、时体结构和认识结构等）互动的汉语语法描写体系。最后，说明意合语法的神经--心智动力源于大脑心智的运作采用了一种分层次的模式识别方式，人类语言是一种“编码—解码”和“示意—推理”两头管用的机会主义系统。袁老师深入浅出的分析使得抽象的概念变得清晰，风趣生动的语言也让大家体会到学术研究的乐趣。在提问环节，现场气氛十分活跃，老师和同学们都争相提问，就形态不那么丰富的语言是否更依赖意合的手段；名词的物性结构功能是否继续在扩展；动词的功用结构如何界定和分类；从类型学角度介绍意合的共性和差异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师生互动频频，气氛热烈，与会学生纷纷表示深受启发，获益匪浅，讲座在一片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供稿、拍照：李宏）

   4月22日，由浙江大学语言与认知研究中心、汉语史研究中心/汉语言研究所、浙江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联合主办，浙大清源学社协办的学术会议“The Dialogue between Theoretical and Experimental Linguistics in China”在浙大西溪校区人文咖啡馆顺利举办。   此次会议邀请了南澳大利亚大学（University of South Australia）的Ina Bornkessel-Schlesewsky、Matthias Schlesewsky教授，以色列巴伊兰大学（Bar-Ilan University,Israel）的Galit Sassoon Weidman教授，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董艳萍教授，上海交通大学的吴芙芸教授，以及浙江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等高校的学者。各位与会代表做了精彩的发言。 南澳大利亚大学心理学系的Ina Schlesewsky和Matthias Schlesewsky教授夫妇，从最经典的P300心理实验范式出发，探讨了认知神经模型中的预期机制，以及这一机制在语言加工中的具体应用。通过在ERP实验和fMRI实验中，操纵会话中不同语言层级（词、句子、段落）的违反，展示了自上而下的预期过程具有恒定的生理指标的现象，同时发现该过程激活的脑区分布也极具规律。    以色列巴伊兰大学语言学系的Galit Sassoon教授通过行为实验和EEG等方法来探讨名词是否具有比较性（gradability）这一问题，试图弄清形容词和名词的认知机制有何差异。  江苏师范大学语言科学院的朱祖德老师，主要报告了“中文句子理解过程中句法结构启动机制”的问题。通过一系列的ERP实验说明，句法结构启动效应具有特定的生理指标，启动机制对中文句子理解具有重要作用。  浙江工业大学的王路明老师，报告了二语习得过程中施事者和受动者不对称的现象。通过比较两次ERP实验结果后发现，当论元格标记规则与生命性保持一致时，施事者优势明显，不一致时这种优势消失。同时通过比较不同学习阶段的实验数据发现，随着训练次数的增加，施事者优势会越发明显。此次报告揭示了生命性在施受不对称中的重要作用。       上海交通大学的吴芙芸老师，报告了“普通话关系从句中量名错配所引发的重新分析”的问题。报告通过一系列ERP实验，证明了量词的生命度是引发重新分析的重要影响因子。        浙江大学的李旭平和上海外国语大学张炜炜老师老师，做了题为“How General is the General Classifier ge—a Corpus-Based Study”的报告。报告对普通话中量词“个”的性质进行了重新思考。通过语料库的考察以及大量数据的分析说明，量词“个”对其后名词的语义限制作用，并提出“个”的作用于强调名词的整体原子性，可视为可数名词的标记。  南京师范大学的徐晓东老师，通过眼部运动试验、ERP实验与核磁共振技术，观察被试者在处理让步或因果关系的句子时的情况。三类实验结果呈显著差异，实验结果表明人们在处理让步关系和因果关系时，认知与神经机制是紧密相关的。     此次研讨会还吸引了浙江大学外国语学院、华侨大学,浙江理工大学以及浙江工业大学等兄弟院校的多位老师，以及30多位硕、博士生的参与。     

2017年5月5日星期五下午，“博雅大讲堂·浙江大学研究生人文素养提升计划”第五讲——“中国古典诗词中的‘说’法”在玉泉永谦小剧场B座一楼报告厅顺利举行。本期主讲人是中文系教授、中国词学学会常务理事、浙江大学唐立新教学名师、“闻道名师如名酒，与君一醉一陶然”的陶然老师。什么叫做古典诗词的“说”法？陶然老师说，我们在欣赏古诗词的时候，要学会“把古人拉下来”，不妨将诗词视作古人的说话，本质上诗词和言语一样，都是运用文字和语言来抒情达意。因此，诗词言说的方式、模式乃至语境，与人们日常生活的言说，这两者之间的距离并不像想象的那么远。陶老师从七个方面分析了古典诗词中的“说”法：浅说和繁说；已说如未说；泛说与深说；欲说还休说；休说却仍说；众说似自说；言说之语境。如“浅说和繁说”，陶老师指出，浅说，顾名思义，就是浅显直白，没什么弯弯绕绕，以感性为主，虽然我们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即无法用理性思维去解读它，但的确能感受到一种直达我们内心的力量。繁说则更多地意味着装饰与修饰，而且往往喜欢用复杂的手法来传达隐晦的意义，用很美的词汇去形容我们日常生活中习以为常的事情。已说如未说，通俗地讲就是“说了白说”却又不能不说者。古人也有不得不写的“奉和”、“应制”之作，粗看起来漂亮但其实没有什么内容和文学感染力，就像今天我们有时候不得不写的某些新闻报道和通讯稿。泛说如同有字无心的“软文广告”，而深说就是浸染了作者浓烈的感情，我们能从中了解到作者笔下人物的内心世界。欲说还休有两种，一种是如辛弃疾“如今识尽愁滋味”诉说了自己壮志难酬的不甘之心，虽然“有苦说不出口”但是“情有所指”；另外一种是晏殊的“无可难何花落去”的“怅然若失”的“春愁”，茫茫然说不出为什么愁。此说却彼说就是作者有话想说，却偏偏婉转不说，甚至“反着说”，让我们搞不明白作者说的是场面话呢还是真心话。作者复杂的内心冲突因此略见一斑。当然也有众说似自说，如李商隐“独恨无人作郑笺”的无题诗，其意义往往只存在于后人的各自解读之中，诗人的本意处于封闭与多歧的状态。而所有的言说都是在一定语境中展开的，这意味着“知人论世”的有效性。陶然老师认为我们在解读诗人作品的时候，应该考虑到作品产生当时的文化语境，而不能完全孤立地看待作品文本。 讲座的最后，同学们踊跃提问。有同学问古典诗词如何融入现代生活，陶老师认为从创作的层面来看，古典诗词毕竟已是僵化了的旧形式，复兴甚至超越曾经的巅峰，是不太可能也未必必要的奢望；但是从欣赏的角度看，解读没有高下之分，欣赏是主观的，因此大师与普通人之间、今人和古人之间是平等，我们同样可以从古典诗词寻找到自己的意义。 精彩语录：1.  我们既需要“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感性之爆发，也要有“似曾相识燕归来”的理性控制，无情和有情之间，就是感性和理性的融合点。2.  了解一个人，哪怕是伟大的诗人，要听其所说，更要观其所行。3.  黄州时期的苏轼是真的旷达吗？他虽然说了好多洒脱的句子，但细细品味，似乎还有“不甘之心”，因为只有放不下的时候，才会一直说“放得下”。而晚年在海南吟出“不似天涯，卷起杨花似雪花”之时，才算是真正的万物一体、天人合一般的“放下”吧。4.  林语堂的《苏东坡传》虽然不乏少许史实上的不够精确处，但是它依然是一本充满魅力的传记，因为它让苏轼“活生生地出现在你眼前”。这和林语堂先生本身是文人有关，“文人写文人”，才别有情趣。5.  韵分平水韵和中华新韵，如何取舍？今人若想研究古人之诗，那就得研究平水韵才能明白古人吟诗作赋中音韵的妙处；但如果是写“自己之诗”，写“今人之诗”，中华新韵也未尝不可。（文/陈翱；图/周颖）

 2017年5月4日下午两点，应浙江大学大数据与人文地图创新团队邀请，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GIS实验室副研究员潘威于西溪校区人文学院咖啡吧做了一场题为“历史自然地理与信息化”的学术讲座。该讲座由徐永明教授主持，吸引了中文系、计算机系、历史系等众多跨学科老师及硕、博学生到场聆听。潘威老师系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博士，《中国历史地理论丛》执行编委，中国历史地理学专业委员会历史地理信息化工作分会副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历史自然地理与历史地理信息化，近年来的研究主题包括历史水文模拟方法和数据重建方法、近300年东亚台风活动等，兼及清代河务制度、近代测绘等相关问题。围绕“历史自然地理研究难以为继了吗”、“信息化建设能否为历史自然地理带来革命性的变革”及“历史自然地理信息化建设带来哪些启示”三个问题，潘威老师主要从历史自然地理研究的发展史、学科信息化手段应用、“大数据”时代下的学科发展与“我们的理念与探索”四个方面进行了学术呈现，介绍了基于matlab软件的多种波普分析、基于arcgis的空间分析及基于pejeck的网络分析三种有效信息化方法，指出历史地理信息化与“大数据”时代还存在较大差距，最后作出结论：1、历史自然地理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历史地理学界内、其他学科、政府、社会都需要这一学科继续发挥；2、历史自然地理在信息化程度上的不断深入已经将原有研究提升到一个新的层次，确实产生了革命性的变革；3、三维、动态和历史场景模拟等技术也是历史人文地理进行信息化建设所需要，最终，历史地理学应该能够融合各分支学科的研究成果，方向的差别只是分工不同，而不应成为隔阂。提问环节中，潘威教授就信息化成果与人文研究联系的建立与高层次分析及arcgis的具体利用等问题与在座师生进行了充分的交流。最后徐永明教授结合人文学科尤其是古典文学对该次讲座进行了总结，表示在数据标准、动态地图及大数据如何与学科研究衔接的问题上深受启发。本次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                                      （唐云芝撰稿）                                                                   （文/唐云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