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1月16日下午，汉语言研究所研究生第一、第二团支部的同学们来到浙江省博物馆和中国共产党杭州历史馆（以下简称党史馆），开展“共话改革新征程，青春奋进勇担当”为主题的团日活动。浙江省博物馆孤山馆区的展览主要以陶器和书画为主，同学们对各个展厅逐一进行参观。在参观的过程中，大家不仅了解了浙江省的历史，也欣赏了从良渚文明到近代的一些出土陶器，还有一些名人名家的书画作品，收获颇丰。随后，我们一行人来到了党史馆。党史馆内有三个展厅，分别是“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杭州篇章”、“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的杭州记忆”和“走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杭州实践”。在这三个展厅中，陈列的浮雕、人物雕塑、油画、展板、老照片、老物件，为同学们展示了一段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党史馆工作人员也热情地向同学们介绍，馆内展示了杭州党史各时期图片800多张，实物500多件，每件实物、每张图片背后，都有故事。进入馆内的同学们都被这些陈列品深深吸引，聚精会神地驻足学习，并热烈地讨论起了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史。这些珍贵的历史资料，不但反映了杭州地方党组织领导人民革命、建设的奋斗史、创新史和自身建设史，也展示了党组织取得的丰功伟绩和历史经验。在参观结束后，同学们来到展馆的考核机器前对自己的党史知识进行了考核。在欢声笑语中，大家对中国梦有了更深入的理解。改革开放的主旋律在新的发展时期将继续奏响，我们更应该认清脚下的路，砥砺前行。回望历史是不能少的，展望未来也是重中之重。我们作为祖国的年青一代，肩负着这个时代给予我们的使命。我们应该为祖国的发展贡献出自己的力量，为祖国的明天注入新鲜的血液，用我们的青春与活力谱写未来华美的篇章。汉语言研究所研究生第一团支部，汉语言研究所研究生第二团支部2018年11月20日 

        2018年11月13日下午，在学院团委及党委的领导下，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所研究生团支部在教学主楼377顺利开展了以读书报告会为主要形式的主题团日活动。活动期间，同学们就“共话改革新征程 青春奋进勇担当”主题各自发表了所阅读的内容梗概以及其感悟体会。有的同学结合自己学科特色，从翻译视角发表了如何去担当的看法。她认为，一方面应注意中国传统文化在国际范围的深入传播，特别是有深度、有魅力的传统内涵，而不仅仅是局限于饺子、功夫等表层符号象征；另一方面，应该多多吸引来华学者，使得汉学家能够更加贴近中国传统的真相，摘掉西方视角的有色眼镜。这两点都要求我们培养高质量的对外汉语人才，有效率、有质量地传递双语间的符码转换，使得文化视差趋于平行。也有几位同学阅读了相关的会议报告并概述了自己的心得体会与感悟。比如，我们每一个中文系的学生，都有责任从建设自身学科入手，助推学校的双一流建设。这是我们的担当，也是我们实现自己青春价值的舞台。活动快结束时，同学们踊跃发表自己关于担当、关于青春的看法。报告会气氛热烈，同时也融洽而顺利地进行。此次活动虽在一个小空间中实地展开，但通过思想的摩擦与碰撞，大家却在一个更大的空间里相遇。这次活动促进了成员之间的相互了解，加深了同学们对学校以及国家相关文件精神的理解。面临新的时代、新的征程，作为人文学子的一部分，我们会不遗余力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所研究生团支部2018年11月20日

2018年11月16日，由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的“文论经典诠释”系列学术活动第四场在浙江大学西溪校区教学主楼377教室成功举办。本次学术交流活动邀请了著名文学理论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党圣元先生针对同学们阅读文论经典、科研学习时的所产生的问题进行答疑解惑。党圣元先生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党委书记兼副所长，全国马列文论研究会会长、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副会长、中国《文心雕龙》学会副会长。本次座谈会由浙江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副主任黄擎教授和朱首献副教授主持。首先，党圣元先生针对同学们所提出的有关文学“自律”和“他律”的问题进行了解答。他指出，文学的“自律”作为一个突出的问题，在中国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所提出的，这一提出有它本身的社会背景。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有关文学史的研究和文学理论批评被用作意识形态、甚至政治斗争的工具，是高度政治化的，可谓是政治的传声筒。在这一情境之下，文学失去了自身的特性。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思想上的解放也开始进行。到了1984、1985年左右，开始反思五六十年代将文学作为社会化工具的做法，崇尚文学的“纯审美”性，并进一步深入将文学定义为“自律”的，剥离附着于文学的社会、伦理、道德等诸多被视为“他律”的因素。但党圣元先生指出，这一观念的提出是在当时马克思主义文化转向如火如荼开展的背景下提出的，是为了破除先前五六十年代将其视为政治斗争的观念而提出的，不免带有偏激的意味。他认为，要辩证地看待文学“自律”和“他律”的问题，需要从对“自律”和“他律”观念的辨析开始。党圣元先生将文学的“自律”理解为文学所具有的特性或者说本质规定性的作用，但这并非是一成不变的，总是在不同观念的冲撞之下不断发展。而不同观念之间的冲撞恰恰是与文学本身所承载的意识形态因素密切相关的，需要以历史辩证唯物主义的观念来看待，是社会现实的一种反映。因而，从某一角度来说，文学又是“他律”的。人们对文学的认识都受特定时代的社会现实所制约，文学之外的诸多因素都会对文学理论话语的建构产生影响，这一影响是无法摆脱的。文学就在“自律”和“他律”两者的辩证关系间存在和发展。在有关文学“自律”和“他律”的问题之上，党圣元先生又进一步提出“纯粹的文学话语是否存在”这一问题。他认为，文学话语本身就是在立体的三维结构中所构成的，包含宇宙、自然、历史、当下、未来等诸多因素的，这些因素也有助于提升文学的思想高度，有利于文学话语的展开。党圣元先生强调，不能将问题简单化，简单地将其定义为审美的，或是他律的，都是片面的观点。文学从根本上来讲，并非是一成不变的，但是在变化过程中，又体现出某些结构性的因素，文学永远是在二者合力的状态下发展自身的。他建议同学们在阅读相关理论性著作时，要注重形成自己的看法，创造性地用本土化的语言去使用西方理论，使其为我所用。随后，党圣元先生又针对同学们所提出的在阅读人文学科经典著作过程中遇到似是而非的概念时应如何处理这一问题进行了解惑。他指出，诸多经典著作本身就蕴含着深邃的思想，把它们读透是一件相对困难的事情。我们需要克服在似懂非懂的状况下去使用某些概念和理论。先前阅读的文本会形成一种预设，也会对我们的阅读过程产生影响。当然，文本本身也可能有一些讲不到位的部分，会给人一种似是而非的感觉。谈及证明和证伪的问题，党圣元先生先是对知识和价值两个概念进行了区分：知识是事实层面的东西，可以用是或不是来回答，可以被证明和证伪的；而价值更多地则涉及到利益关系，是不能够被证明或证伪的，是应该或不应该的问题。价值观念的主张必定含有自我利益视野，这是在所难免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与论文的说理和阐释性相悖。知识的传播向来不是简单的输送，它内含着传播者的思想、价值观念等诸多因素。在论文写作中，可以从已有的理论内部所固有的话语资源角度出发，针对大量的文学活动现象进行分析，阐述建构自己对某一理论问题的认识；也可以借用从文学之外转场过来的种种理论加深对于文学的理解。当谈到如何组织自己的写作过程，有效地构建论文体系这一与同学们密切相关的问题时，党圣元先生认为，论文的写作能力需要经过不断地训练，是与个人的思想深度、现有的理论基础和发达程度、阅读的广度等诸多因素密切相关的。他指出，要写出一篇优秀的论文，首先需要对研究对象的充分理解和反复思考，其次需要准备齐全的材料，并对其进行分类处理，最后，需要在饱满的精神状态下进行写作。接着，对于在阅读文献后经常会遗忘的问题，党圣元先生也与同学们分享了自己的学术经历。他指出，学术是不断积累知识的一个过程，遗忘是难免的。我们能做的，是在学习新知识的同时，也要不断地对以前思考的问题进行回顾，就像滚雪球一样，将碎片化的东西整合起来，使思考成为一个连续性的活动。最后，党圣元先生针对同学们有关论文选题和问题意识的问题做出了解答。他指出，在论文选题时，我们需要避免从别人的论文中生成自己的论文，而是要在阅读原著过程中产生自己的问题意识。当有了问题意识之后，再选择性对查阅一些对这一问题所做的研究。而在自己的写作过程中，我们也要对问题进行剖析，将其分化为几个小问题，形成章节目三级框架，设计相应的写作方案，并挑选更为适合的方案进行写作，使论文层次分明，结构严谨。    党圣元先生用其宽阔的视野和深厚的学术背景为同学们在阅读经典和写作论文中遇到的种种问题进行了清晰的梳理与解答。他不仅指导了我们应该怎么做学问，还对如何做好学问作出了深刻的阐释。 

2018年11月8日，值浙江大学文博专业创立40周年，浙江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建立10周年和浙江大学文博专业创始人毛昭晰先生90岁生日，文物与博物馆系借“全国高校考古和文博专业学科建设会议”的机会，在紫金港校区圆正·启真酒店举办浙江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建系10周年的庆祝活动。会议筹备工作于11月5日启动，在文博系郑霞老师的指导下，同学们分工筹备前期相关工作。在会议上，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文博系系主任张颖岚教授作了报告，回顾了建系10年来的成就，之后专家学者们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探讨了各个高校文博学科建设特色和发展思路。国家文物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顾玉才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文物工作，充分体现了国家对文物工作的亲切关怀和深情厚望。改革开放40年来，文物事业呈现出良好发展态势，文物事业的发展离不开高校培养的专业队伍，希望通过各位学者的集思广益，涌现更多改进教学的真知灼见，为文物事业的蓬勃发展贡献力量。本次会议的最后由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考古学科评议组召集人王巍进行会议总结。他指出，本次会议得到了全国各高校的积极响应，与会代表讨论热烈，交流充分，相信本次会议将会有力推动全国高校考古、文博专业的快速健康发展。文物遗产与博物馆学研究所研究生第一团支部 2018年11月19日 

      2018年11月13—15日，由浙江大学主办的“大数据与人文地理信息数据库建设”国际学术会议在杭州成功召开。本次会议由浙江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哈佛大学地理分析中心、浙江大学国际合作与交流处、港澳台事务办公室、浙江大学大数据+学术地图创新团队联合举办。来自哈佛大学、悉尼大学、台湾大学、北京大学、首都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浙江大学、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中山大学、武汉大学等等海内外高校和学术机构的五十余位专家学者与会。本次会议开幕式由胡铭主持，浙江大学副校长罗建红、哈佛大学教授包弼德、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刘跃进、省社科联副主席邵清、省方志办主任潘捷军、省发改委社会发展处副处长须秋洁分别致辞。      本次学术会议分为主题发言和分组讨论两个部分，大会主要围绕以下两方面展开研讨：    第一，不同类型地理信息数据库（平台）的建设及其应用。包弼德（哈佛大学）从交互型平台和空间数据集合项目入手强调了从地理上思考的重要学术意义。徐永明（浙江大学）汇报了学术地图发布平台AMAP上线以来建设的数据资源情况，演示了平台的功能，并展望了今后的工作。张萍（首都师范大学）指出丝绸之路历史地理信息平台的设计不仅能方便学者利用丝路沿线的历史地理数据资源，也能为学者日后开发自己个性化的综合专题研究提供平台。张晓虹（复旦大学）展示了中国古旧地图数据平台的开发及其管理中遇到的问题。王兆鹏（中南民族大学）通过对唐宋文学编年系地平台建设的数据分析，考证唐五代诗歌版图的静态分布与动态变化。林晨尧（台湾大学）研究针对地理文本提供全文检索机制，以期解决人文研究中文本空间呈现问题。朱本军（北京大学）认为构建人文研究时空规范库需要更细致到文献整理、当今史学问题研究的层次。    第二，地理信息数据库转型与数字人文的跨学科交叉研究。弗朗西斯科·博尔盖西（悉尼大学）以Pico项目为例论证了数字编辑之演变。裴雪莱（浙江大学）对清代戏曲演员籍贯分布进行统计分析以及运用QGIS制图技术可视化呈现，为剧种声腔史发展研究带来全新的思考。白璧玲（台湾中研院）藉由地理信息系统与数位人文方法的整合运用，探讨明代倭寇影响与海防布局的时空变迁特性。姜文涛（浙江大学）以英美文学及文化研究学科史视野为切入点探寻了数字人文与印刷文化、知识生产转型的关系。刘京臣（中国社会科学院）以清溪沈氏为中心考察了社会网络分析视阈中的家谱、家族与家学研究。李旻（复旦大学）探讨了政区沿革在历史数据库中的表达及相关问题。黄鹏程（浙江大学）分析了关系型数据库与地理空间型数据库的数据化转型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带来的方法创新与学术效益。    伴随着移动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定位应用程序的普及，带有地理空间信息的数据成为“大数据”中的重要部分。这为人文地理与数字人文研究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也契合了当今跨学科、多领域研究交叉与融合的发展规律,以及人文研究向数据化、甚至是智能化迈进的发展趋势。在充分肯定人文地理信息数据库建设的正面价值的同时，也有一部分与会专家在座谈会上对数据库平台建设中可能存在的问题作出相应的思考。    张国星（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针对目前已经上线的学术地图平台所使用底图是否应该采用当时朝代的版图和地名进行了探讨。李舜华（华东师范大学）指出在传统人文与现代数据挖掘技术互为影响的当下，数字人文技术如何反过来更好地推动学者的研究是非常值得思索的问题。对此，李教授还对在场年轻的同学们提出了殷切的叮咛，我们绝对不能仅仅停留在技术层面的“花架子”研究，也不能忘掉传统文学的考据与严谨，要更好地将大数据与文学研究结合起来。现在的行迹图与数据地图就像是一颗颗分散的珍珠一样，如何将它们紧密地串联起来，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吴蓓（浙江省社会科学院）提到大数据还具有拟态性的可疑信度问题，也即是说数据表层所反映的可能并不是真实的映像，数据库平台上所使用的史料和数据以及可视化行迹图是否能够真实地还原到当时的历史场景中去，是否丢失了深层的精神实质等等都值得反思。王兆鹏（中南民族大学）还特别强调了在开发唐宋文学编年系地平台中遇到的数据安全的问题，涉及到对上传数据者拥有的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也是我们需要考虑在前面的议题。徐永明（浙江大学）指出我国目前的文史关联性数据库建设与国外仍存有较大的差距，多学科的跨界融合还不够深入。必须加快国内的人文数据库建设，力图改变“数据在中国，数据库在国外”的境况，我们身上仍然肩负着这样任重道远的使命。    最后，在与会学者、嘉宾的热烈掌声下，“大数据与人文地理信息数据库建设”国际学术会议在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圆正启真酒店圆满落幕。

2018年11月14日晚，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刘跃进教授在浙江文献集成编纂中心会议室作了题为《文学史研究的时空观念》的学术讲座。本次讲座由浙江大学大数据与学术地图创新团队主办，由浙江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与文化研究所所长周明初教授主持，浙江大学大数据与学术地图创新团队负责人、人文学院徐永明教授以及众多博硕生聆听了本次讲座。针对大数据与古代文学研究结合的座谈指向，刘跃进教授首先提出“大数据就是时空观念”议题，并表示“大数据对古代文学研究很重要，对唐宋之后的古代文学研究尤为重要”。接下来，刘跃进教授以先师郭在贻先生治古典文献学的经验为例，生动呈现了上世纪80年代学者对未来文献处理之先进技术的想象与期待，从而指出，随着90年代以来计算机的出现与近十年来的广泛普及与应用，现代社会电子化与数据库化的典籍处理技术为今之学者提供更为丰富、更易获取的文献资源的同时，也提出了新的挑战，亦即，在当今每天都在迅速更新、变化的大数据时代，文学史研究的出路何在？ 藉此问题引入论题，刘跃进教授认为从时空二维角度把握好“历史的层次”与“文学的涵义”仍然是大数据背景下文学史研究的两个关键层面。刘跃进教授解释，作为历史范畴之一的文学史，历史实境是文学虚构生成的基础，相较文学鉴赏与文学观念代表的文学研究当中的“虚”的部分，文学的历史层次是文学研究中可以推源的“实”的部分，于“实”的“历史层次”的基础上推论“虚”的“文学涵义”，依然是文学史研究的传统路径。以中外学者通过不同文学观念对屈原其人历史实存问题产生不同观点为例，刘跃进教授进一步表示，同样的事情、人物，用不同的观念理解得到的是不同的的结果，其中启示的是，在大数据集中提供丰富史料的前提下，如何于传统文史脉络中提炼出准确精当的线索、解读出关键扼要的内核依然是文学史研究的重心，而对文献来源的考索，或对文本生成、书写源委的追溯，则又是其中之基础路径。嗣后，刘跃进教授以多个生动的文史案例围绕这一论题进行了详细阐释。如以秦始皇、汉武帝两大封建统治者在文化上的积极建设为例，指出历史从来不是简单的、客观的、没有意识形态的历史，而是权力的历史，政治权力对官方文学，尤其是正史书写保持着绝对支配；历史参与者、口述者、记录者受到的不同语境下的国家、家族等权力支配的情况特别需要注意分析。又以《梁书·武帝本纪》中呈现的梁武帝“恭孝”的史书形象与“恶劣”现实形象的差异化对比，以被视为“讳史”的《魏书》却提供了描述北魏起源最为真实的一段材料的矛盾现象，加之大量出土文献对以往文献辨伪观点的颠覆，如梁启超提出的十二条证伪法全部被推翻，刘跃进教授着重提出对治学文献的思考：中国历史与文学，不是在“真假”的二元对立之间，而是在“源委”的上下求索之间；对早期文献尤须抱着流动的、动态的观念来看。在此基础上，刘跃进教授复以亲身编撰《秦汉文学编年》的经验及亲历的“齐”“鲁”两地人文差异，又分别从时间结点与地理演变对文学史中的一些现象进行了新探，由此得出“文学史研究要进入编年，要进入地理”的观点。基于上述，刘跃进教授总结其说：在当今资料大爆炸的时代，简单归纳并不能实际提出与解决问题，文学史研究依然需以文献、文本的深入的历史解读为要，但数据化与数据库化的文献、文本确实为这一工作提供了便利，这将促使我们把从前以主观感觉为主的文学史研究，可以做得更加客观化与科学化。最后，刘跃进教授与在场师生进行了深入的互动。在热烈的掌声中，本次讲座完满落幕。   

2018年11月11日，浙江大学人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与文化研究所第一党支部、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所第一党支部和中国艺术研究所党支部的成员一起登上了宝石山。早晨8点半，按照提前规划的线路，从浙大北园出发，步行至浙江省图书馆附近上山口，途径初阳台、蛤蟆峰、保俶塔等景点，领略自然与人文的魅力，历史与现实在此刻交融。同学们拾阶而上，感受着清晨宝石山上略带潮湿清冷的空气。大家三三两两相伴前行，一路互相鼓励。到达初阳台时，大家略作调整，清点人数。然后向蛤蟆峰前进，蛤蟆峰是看日出的绝佳地方，大家纷纷爬上去从宝石山上欣赏美丽的断桥，虽然今日多云，但一览无余的辽阔感还是让大家非常振奋，让人感叹不虚此行。在蛤蟆峰便可见保俶塔，同学们在保俶塔合影留念，纪念此次收获满满的“健体”活动。 通过此次登山活动，大家不仅达到强身体魄的目的，更增进了支部之间同学们的相互了解。在攀登途中的互相帮助，让大家从初识的陌生到逐渐熟悉。每个人都积极的与其他支部同学们进行交流，既通过登山达到锻炼身体之效，同时促进了每个人对其他学科之间的了解，也使得不同支部的同学之间互相了解。因此，在下山的时候，大家就像是一个大家庭一般融洽愉快。 

10月27日上午，浙江大学古籍所2018级的10余名研究生新生自动自发地组织起来，在这个飒爽的秋日去往位于西湖孤山的浙江博物馆参观，领略浙江博物馆的人文魅力与历史沉淀，感受传统文化的独特之美，从文化和历史的剪影中继承与发展中国梦的精神。浙江博物馆这个十月末尾的展览可以称得上是包罗万象了，而这万象之中又各有千秋，有钱币展、书画展、瓷器展等等。我们认真地对博物馆进行了整体参观，主要参观的是瓷器展和书画展。瓷器展涵盖了从先秦至清代的各种类型的瓷器，而这些瓷器大多都是由浙江生产或是从浙江出土的。展区通过朝代划分，可以让我们清晰地看到我国瓷器艺术发展的脉络，感受不同时代不同的技艺水平与审美风格。“泥”的精神、“玉”的品质，从瓷器火与土的艺术里凝聚着中华民族从古至今的独有智慧。书画展里最让我们印象深刻的就是黄宾虹先生的山水画和墨竹画。宾虹先生在二十世纪的中国绘画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他的山水画行笔有力，大气磅礴，在场同学们无不惊叹，虽然展出的有很多只是先生平时的习作与练笔，但也足以窥见先生绘画之功力。而相比山水而言，先生的墨竹更多的透露出的是一种君子意趣和爱国情感，看到先生所画之墨竹，似乎就能感受到先生自己与墨竹的品格映照，风雨不惧，四时不变。在这次参观浙江博物馆的活动中，一方面，来自古籍所的我们增长了见识，开阔了眼界，另一方面，通过这些传统文化的实物展览，我们也确实感受到了中华民族的集体智慧和工匠精神。通过此次活动，我们认识到作为新时代的青年，我们在青春的当下应当勇于承担民族复兴的任务与理想，将所学专业知识与中国梦的实现联系起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使传统文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中释放出更大的能量，并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