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1月14日晚，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刘跃进教授在浙江文献集成编纂中心会议室作了题为《文学史研究的时空观念》的学术讲座。本次讲座由浙江大学大数据与学术地图创新团队主办，由浙江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与文化研究所所长周明初教授主持，浙江大学大数据与学术地图创新团队负责人、人文学院徐永明教授以及众多博硕生聆听了本次讲座。

针对大数据与古代文学研究结合的座谈指向，刘跃进教授首先提出“大数据就是时空观念”议题，并表示“大数据对古代文学研究很重要，对唐宋之后的古代文学研究尤为重要”。接下来，刘跃进教授以先师郭在贻先生治古典文献学的经验为例，生动呈现了上世纪80年代学者对未来文献处理之先进技术的想象与期待，从而指出，随着90年代以来计算机的出现与近十年来的广泛普及与应用，现代社会电子化与数据库化的典籍处理技术为今之学者提供更为丰富、更易获取的文献资源的同时，也提出了新的挑战，亦即，在当今每天都在迅速更新、变化的大数据时代，文学史研究的出路何在？

藉此问题引入论题，刘跃进教授认为从时空二维角度把握好“历史的层次”与“文学的涵义”仍然是大数据背景下文学史研究的两个关键层面。刘跃进教授解释，作为历史范畴之一的文学史，历史实境是文学虚构生成的基础，相较文学鉴赏与文学观念代表的文学研究当中的“虚”的部分，文学的历史层次是文学研究中可以推源的“实”的部分，于“实”的“历史层次”的基础上推论“虚”的“文学涵义”，依然是文学史研究的传统路径。以中外学者通过不同文学观念对屈原其人历史实存问题产生不同观点为例，刘跃进教授进一步表示，同样的事情、人物，用不同的观念理解得到的是不同的的结果，其中启示的是，在大数据集中提供丰富史料的前提下，如何于传统文史脉络中提炼出准确精当的线索、解读出关键扼要的内核依然是文学史研究的重心，而对文献来源的考索，或对文本生成、书写源委的追溯，则又是其中之基础路径。

嗣后，刘跃进教授以多个生动的文史案例围绕这一论题进行了详细阐释。如以秦始皇、汉武帝两大封建统治者在文化上的积极建设为例，指出历史从来不是简单的、客观的、没有意识形态的历史，而是权力的历史，政治权力对官方文学，尤其是正史书写保持着绝对支配；历史参与者、口述者、记录者受到的不同语境下的国家、家族等权力支配的情况特别需要注意分析。又以《梁书·武帝本纪》中呈现的梁武帝“恭孝”的史书形象与“恶劣”现实形象的差异化对比，以被视为“讳史”的《魏书》却提供了描述北魏起源最为真实的一段材料的矛盾现象，加之大量出土文献对以往文献辨伪观点的颠覆，如梁启超提出的十二条证伪法全部被推翻，刘跃进教授着重提出对治学文献的思考：中国历史与文学，不是在“真假”的二元对立之间，而是在“源委”的上下求索之间；对早期文献尤须抱着流动的、动态的观念来看。在此基础上，刘跃进教授复以亲身编撰《秦汉文学编年》的经验及亲历的“齐”“鲁”两地人文差异，又分别从时间结点与地理演变对文学史中的一些现象进行了新探，由此得出“文学史研究要进入编年，要进入地理”的观点。

基于上述，刘跃进教授总结其说：在当今资料大爆炸的时代，简单归纳并不能实际提出与解决问题，文学史研究依然需以文献、文本的深入的历史解读为要，但数据化与数据库化的文献、文本确实为这一工作提供了便利，这将促使我们把从前以主观感觉为主的文学史研究，可以做得更加客观化与科学化。

最后，刘跃进教授与在场师生进行了深入的互动。在热烈的掌声中，本次讲座完满落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