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2024年中国翻译协会年会在湖南长沙召开。会上，中国翻译协会举行“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资深翻译家”“优秀中青年翻译工作者”“翻译中国外籍翻译家”表彰活动。我院吴笛教授以其对翻译事业做出的杰出贡献，荣获了中国翻译协会颁发的“资深翻译家”。   “资深翻译家”荣誉称号设立于2001年，授予长期活跃在我国外事外交、国际传播、社会科学、文学艺术、科学技术、民族语文、翻译理论与教学、翻译服务等领域并取得突出成就的翻译家。奖项旨在表彰资深翻译专家为推动我国翻译事业发展和促进中外交流作出的重要贡献，激励广大中青年翻译工作者团结奋进，共同致力于国家翻译能力建设。作者简介吴笛，浙江大学文学院教授，兼任国家社科基金学科评审组专家、（中国）中外语言文化比较学会会长、中国外国文学学会英国文学分会副会长、浙江省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学会名誉会长等职。主要从事欧美诗歌研究、文学翻译研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外国文学经典生成与传播研究”、重点项目“俄罗斯小说发展史”“俄罗斯古代诗歌发展史”和一般项目“英国玄学派诗歌研究”等多项国家级科研项目的研究。出版《哈代新论》《比较视野中的欧美诗歌》等学术专著10多部，《苔丝》《雪莱抒情诗全集》等文学译著30多部，《外国名诗鉴赏辞典》《普希金全集》等编著70多部。发表学术论文一百多篇，其中被A&HCI收录近20篇，研究成果多次获教育部和省级优秀成果奖。

2024年4月12日晚，“大雅讲堂”第一期：文学与人生在紫金港校区成均苑4幢107室顺利举办。本次活动邀请到杰出校友王自亮，给同学们讲述自己的人生经历与文学故事。本次活动由文学院党委书记李铭霞主持。活动伊始，李铭霞书记向同学们详细地介绍了王自亮，热情欢迎王自亮先生来到紫金港讲课，并向他授予“大雅讲堂”校外导师聘书，讲座由此拉开帷幕。以“文学与人生”为主题，王自亮先生分享了三段自己的人生故事，让同学们受益颇深。我是一个从小爱读书的人读书是伴随王自亮一生的爱好。他说，自己从小就爱读书，做饭的时候都要拉着火箱读书。到了青年时期，王自亮还经常给村里的老师们代课，从化学、生物、数学到语文，什么课都教。为了让学生们听得下去，学到更多的知识，他拼命看书提升自己，并且尝试用讲故事的方式给学生们上课。后来，当时的学生中有两个成为了化学教授，“如果非要说我对他们的帮助的话，也许就是我上课时常用文学的语言来讲述化学的故事”，从门捷列夫到元素周期表，也许正是某一段故事打动了学生们，因为兴趣是最好的老师，王自亮强调。王自亮推荐同学们多读书，他说，读书能充实灵魂，是培养个人纯净气质和思想情感的过程；读书也使人更加全面地认识自己，认识他人，认识世界。面对同学们，王自亮深情地说，“文学塑造了我的第二人生”。浙江大学帮助我找到了人生的方向恢复高考后，王自亮以台州市第二名的好成绩考上了浙江大学中文系。在这里，王自亮结识了许多良师益友，同学们的鼓励和陪伴，老师们春风化雨般的教导，给予他生生不息的精神动力，帮助他找到了自己的人生方向。他回忆起自己印象最深的一堂课，课堂作业是做一首小诗。在点评课上，老师不仅当众表扬了他；而且还在全系144个同学面前，将他的诗歌朗诵了一遍。“当时所有同学都看向我，我萌生出无限的自豪感，并且忍不住想，诗歌到底是什么味道？”王自亮回忆。于是，他主动参加诗社，大三时就在《诗刊》上发表了两首诗歌，这份荣誉还被学校广播站广播。时隔多年回到母校讲座，他告诉同学们，在大学里弄明白三个问题是很重要的——“在大学里，我要干什么？”“怎么干？”“毕业后我要成为什么人？”只有厘清这三个问题，才算达到了毕业的标准。2018年，王自亮被评为名人堂十大杰出诗人，“我的志愿就是成为一个作家，现在已经初步成功了”，他笑着说。自我认识特别重要毕业后，浙江大学严谨治学的人文精神一直支持着王自亮。他一边写诗，一边工作，从台州行政公署秘书，到八年台州日报总编辑；从十年浙江省政府办公厅研究室主任，深入学习调研，到吉利汽车集团副总裁兼新闻发言人、浙江工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他的人生道路充满起伏与分岔路口，每一次的转型和选择，都离不开母校教会他的，甘坐冷板凳、终身学习的精神内核。其中，王自亮着重强调“自我认识”的重要性。“我们生活在现实世界，只有看清脚下的路、认清自己的社会定位，才能更适应自己在社会中的角色。”王自亮分享了几个他在吉利汽车工作的故事，提示同学们在工作岗位上，一定要耐得住寂寞，强大自己的内心，才能厚积薄发。其次，要多交往、对话。王自亮认为，交往是人的本质、生命的本质，没有交往，生活就会变得死气沉沉。只有与自己对话，与他人对话，与世界对话，坚定地找清自己的定位，厘清“我和他人的关系”，才能在生活中更加地顺利、平静、自由。随着讲座进入尾声，同学们纷纷对王自亮的文学人生表示由衷的敬佩和感动，并热情地就如何把握人生中的机会、怎样培养自己的想象力、如何通过文学经历培养战略思维、我们面向谁写作、如何适应人生道路的切换等诸多问题与王自亮展开讨论。王自亮一一给予了坦率真诚的回复，他的淳朴、幽默、自如，赢得同学们阵阵欢笑与热烈掌声。最后，李铭霞书记用“目标、热爱、底色”三个关键词总结王自亮校友的分享，王自亮则为同学们送上亲笔签名的散文集《如是我闻》。本次讲堂在大家热烈的掌声中落下帷幕。

2024年4月11日晚，浙江大学文学院“有闻”系列学术讲座第十七讲在紫金港校区成均苑4幢900会议室顺利举行。早稻田大学文学学术院千野拓政教授做题为“何等现在 何为未来——从《三体》和《灌篮高手》看东亚青少年的心理”的讲座，本次讲座由浙江大学文学院翟业军教授主持。首先，千野教授以日本动漫《灌篮高手》在中日两国的流行情况引入话题，点明《灌篮高手》与日本青年文化兴起的内在联系。千野教授从阅读方式、作品与读者关系、读者的阅读期待三个方面考察当下文艺作品中的青少年文化特征。在阅读方式方面，青少年文化注重“角色”的呈现与感受，角色脱离个别文本而独立存在，呈现出“形象的自律化”特征。在作品与读者关系方面，读者展现出与作品“同好”交往的强烈倾向。在阅读期待方面，青年文化爱好者更渴望通过作品获得彼此的共鸣，借用原作角色、世界观的“二次创作”风靡一时。在此基础上，千野教授以村上春树为例，指出村上春树作品流行的原因在于，读者能够在“虚无”“孤独”的情感表达中获得共鸣，并在其作品中获得疗愈和救济的情感安慰。在对青少年流行文化进行透彻分析的基础上，千野教授指出，《灌篮高手》在中日两国受到欢迎的深层原因是通过艺术的构想抚慰了当下青少年的普遍心理，即由于激烈的竞争、不稳定的经济、缺乏的获得感导致的焦虑心态。在对《三体》的分析中，千野教授将研究视野由青少年文化延伸开来，深入探讨了《三体》流行折射出的当下中国人的普遍文化心理。千野教授立足于《三体》作为科幻文学反映社会现实的独特视角，透视出当下中国人的复杂心理。一方面，现代化的生活激发了中国人对于美好未来的想象；另一方面，不透明的未来成为中国社会危机感的根源。《三体》对于人类社会的想象以及这一作品的流行反映出了中国人对于未来自信与期待、不安与焦虑并存的心理。在对社会现实的分析中，千野教授更进一步阐发了当前世界的普遍困境，从积极与消极两方面对于克服世界性困境的可能性进行了探讨。互动环节中，同学们积极地与千野教授进行更为深入的探讨，充分发表了感想与观点。本次讲座在热烈的讨论中圆满结束。撰稿：吕晨璐摄影：姜荣文

4月10日，浙江大学敦煌研究学术研讨会暨常书鸿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会在浙江大学校友楼紫金港厅顺利举行，常嘉煌先生及其亲友代表、浙大敦煌学专家、浙大师生及校友代表出席了本次活动。研讨会由文学院党委书记李铭霞主持。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浙江大学敦煌学研究中心主任张涌泉以“常书鸿先生、姜亮夫先生引领浙江大学的敦煌学研究”为题，追溯了常书鸿和姜亮夫两位敦煌学泰斗的生平事迹与学术成就。他指出，常书鸿和姜亮夫两位先生与敦煌学结缘的经历具有一定相似性，且皆与敦煌结下了不解之缘。常老在敦煌耕耘坚守了一辈子，姜老一生虽未到过敦煌，却在敦煌学领域深耕不辍。在两位先生的引领和感召之下，浙江大学的学者前赴后继，为敦煌学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该领域做到了多个“第一”。张涌泉教授期望今后大力推进敦煌文献“回归工程”，完成敦煌残卷缀合总集、敦煌文献合集等整理工作，加快实现敦煌文献数字化和智能化，推动浙江大学在敦煌学领域的研究水平和教学质量迈上新的台阶。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浙江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刘进宝作了题为“常书鸿与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报告，主要介绍了常书鸿先生的任职经历和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的来龙去脉。1944年1月1日，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式成立，常书鸿被任命为所长，标志着敦煌石窟文物保护、研究和管理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刘教授还讲述了常书鸿先生在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时期，除了正常的文物保护和临摹壁画以外，做过的几件十分重要之事：第一是成立设计委员会，第二是提出创办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学报，第三是提出要成立东方出版社。刘教授表示，在那个时代，常书鸿先生具有独到的前瞻性的眼光。浙江大学中国古代书画研究中心首席专家陈野教授作了题为“敦煌壁画山水图像中的画史寻迹”的报告，揭示了敦煌壁画丰富的山水图像对于古代山水画史研究的重要启示。首先，陈教授为我们介绍了中国古代绘画的基本体系。她指出，在传统绘画体系中，隋唐以前的存世画作不足，或年代争议较多，而敦煌壁画则能够帮助我们进一步认识这一时期的绘画历史。随后，陈教授介绍了传统绘画体系的作品和敦煌壁画交流融合的现象。陈教授通过比较分析敦煌壁画与传统纸本绘画的特点，展示了敦煌壁画如何补充隋唐以前绘画实物稀缺的状况，为研究者提供了宝贵的实物依据。最后，陈教授总结：（1）敦煌壁画山水图像自成体系，具有独立的审美价值；（2）敦煌壁画山水图像可为研究晋唐时期画史提供重要线索和元素；（3）敦煌壁画山水图像尚难构筑晋唐时期山水画史的整体风貌。最后一场由中国美术学院教授、中国思想史与绘画研究中心主任毛建波带来题为“常书鸿艺术成就与敦煌保护”的报告。毛教授首先介绍了常书鸿先生的艺术风格和创作成就，列举了常先生在法国留学期间获得的种种荣誉和奖项。赴法留学的经历使他得以对西方艺术加以吸纳并创新，形成了新写实主义的艺术风格。接着，毛教授介绍了常先生回国后对敦煌莫高窟及其文物的保护和研究工作。在敦煌，常先生不仅亲自组织清除积沙、修理栈道桥梁、保护千佛洞林木、修建围墙，将洞窟、壁画和塑像进行重新编号等等，还不忘对敦煌壁画进行临摹与研究，写出了很多研究性文章。此外，常先生还策划了南京、北京等多地展览，为宣传敦煌莫高窟的艺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最后，毛教授还提到了敦煌对于常书鸿艺术创作的影响。由于常书鸿长期临摹敦煌壁画，其油画创作在装饰性、色彩和构图等方面也受到了敦煌艺术的影响，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会上，与会专家学者围绕“捐赠资料数字化”“东西方敦煌学的交流与对话”“常书鸿先生对于写本的研究与保护”等话题开展了有益探讨，展现了浙江大学在敦煌学研究领域的深厚底蕴和丰硕成果。大会最后，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张涌泉作会议总结。他说，像常书鸿先生这样的老一辈学者，不仅有着令人敬佩的奉献精神和爱国精神，也有着十分广阔的胸怀，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后辈学人。他表示，浙江大学需珍视和善用这批捐赠资料，传承发扬常书鸿先生的崇高精神，为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常嘉煌先生向浙江大学教育基金会捐赠仪式在研讨会前举行。浙江大学校长杜江峰致辞，并向常嘉煌颁发捐赠证书。副校长黄先海主持捐赠仪式，常嘉煌与浙大教育基金会、档案馆签署捐赠协议，并进行捐赠品交接。撰稿丨郑天楠摄影丨颜庭婷 朱子眉

近日，浙江大学工会公布了第五届教职工“一院一品”文化品牌建设项目名单，我院工会申报的“‘薪火与门径’：寻访文院先生 传承学术文脉”入选。“薪火与门径”：寻访文院先生 传承学术文脉文学院工会以“薪火与门径”为主题申报“一院一品”建设项目。项目以寻访“文院先生”为主线，出版《大先生学记》系列丛书，每位先生形成一则采访文字稿、一个采访视频，形成学术大家“大先生”精神引领、中流砥柱“中先生”言传身教、青年教师“小先生”守正创新体系，涵育学院优良师德师风和学术生态，赓续绵延百余年的中文学脉和优良的学术传统。（1）“大先生”精神引领中文学科是浙江大学历史最悠久的学科之一，孕育集聚了大批像夏承焘、姜亮夫等学识宏通、师德高尚的中文“大先生”。老一辈“大先生”在艰苦的岁月中砥砺前行，潜心学术，奠定了学院浓厚的文学传统和坚守朴实、追求崇高的精神风貌。他们不仅在学术上且在精神上树起了很高的标杆，成为支撑百年浙大中文薪火相传的“精神内核”。“大先生”精神是文学院开启全新征程、共同坚毅前行的重要精神动力，更是浙江大学百年光辉的重要篇章。学院自2022年以来，已经通过常态化设置“文院大先生”展、编撰出版《浙大中文先生：徐朔方学记》、举办“学术大师周”系列活动、设置院史文化墙“大先生”专版、开设“吾院吾师：文院故事大家谈”线上专栏等，大力弘扬“大先生”精神，追寻中文学科文脉，为当代学者树立典范。（2）“中先生”言传身教薪尽火传。浙大中文发展迄今，涌现出一批德教双馨的“中先生”。他们始终坚守教育教学第一线，以热情饱满的精神状态活跃在讲台上和科研中。这批50、60后“中先生”是中文学科学术文脉的传承人。他们在师辈的培养和熏陶下，焚膏继晷，坚持科研服务国家战略、教书育人担当大任。受益于师辈为学为人的影响，这一代“中先生”注重学生治学品格和心性的养成，引导学生的人生规划，生活中关心关爱学生，做学生的良师益友，用心用情助力学生成长。学院自新成立以来，通过“学科里的初心故事”“中文学人”等自设项目的走访、宣传，已积累了一批“中先生”的采访稿、访谈录，为激励年轻教师，做好“传帮带”积累了大量基础。（3）“小先生”守正创新青蓝相继，弦歌不辍。为托举青年教师成长、活跃学术交流气氛、开展学科交叉研讨，2022年4月文学院成立了“观通学社”青年教师组织，搭建青年人才科学研究、学术互访和交叉创新多元平台，使冷门传承不绝。学社成立至今一年多时间，各研究所的青年教师群策群力，已举办学术讲座、工作坊和研讨会等活动近80次。“观通学社”已成为学院助推年轻教师发展的重要平台。

2024年3月18日，国家出版基金规划管理办公室公示了2024年度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评审结果，我院龚延明教授主编的《辽金元登科总录》、胡可先教授和博士生俞沁合著的《浙东唐诗编年史长编》以及汉语史研究中心集体项目《今训汇纂》入选。辽金元登科总录《辽金元登科总录》是龚延明主持的高校古委会重大项目、国家社科基金滚动资助项目《中国历代登科总录》的一个子课题。收录了与宋代共存的辽代、金代以及南宋之后元代少数民族政权，沿用唐宋科举考试取士的进士名录及其小传 、书证。由于少数民族政权推行科举考试制度不是很规范，不正常，相比宋代，科举取士很少，科举文献材料阙失严重。因此，做这一课题难度极大。主编龚延明在前期研究基础上，深感辽、金、元三代科举文献不足，于是特邀吉林大学辽史专家高福顺教授、黑龙江大学金史专家薛瑞兆教授、武汉大学元史专家俞来明教授，分别承担，继续将这一课题做深做好。三位教授依据《中国历代登科总录》体例 ，在他们数十年科举研究积累的基础上，坚持深挖辽、金 、元第一手科举文献史料，历尽艰辛，终于完成了这个子课题。所收录每一位进士，都有小传与第一手书证，史料翔实可靠，总字数220万。保持了与《宋代登科总录》、《明代登科总录》一致的学术质量，获得了评审专家的充分肯定。继《宋代登科总录》《明代登科总录》《隋唐五代登科总录》获得国家出版资助后，《辽金元登科总录》是《中国历代登科总录》第四次获得出版资助。此次批准获得国家出版资助，龚延明教授深感来之不易。他说“感谢遇上了科学研究的好时代，也感谢参与《中国历代科总录》科研团队前后三十年间，坚韧不拔、齐心协力、保证学术质量、精益求精的努力与付出。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对有幸从事科学研究的学者，是最大的欣慰。今训汇纂《今训汇纂》是一部汇辑百年来学界考释先秦至清代词语研究成果的大型工具书，融资料性与研究性为一体，集中展现百年来汉语历史词语考释之总成绩。先分传世文献：先秦卷、两汉卷、魏晋南北朝卷、隋唐五代卷、宋元卷、明清卷；出土文献：战国简牍卷、敦煌吐鲁番文献卷进行编纂，单独出版，待各分卷全部出齐后，汇集出版综合本。本课题的基本内容就是按音序编排的词语汇释，以被释词为单位，将百年来各家的释义分列其下，若有需要，则附以自己的考辨（即按语），裁断众说，扬弃去取，提出新见。分卷词目以汉语拼音音序排列；书写形式相同而读音不同者，分立为不同词目。对象不局限于严格意义上的“词”，词组、俗语也酌情收入。每词下分列各家之解释，以学者时代先后为序。若对各家之说需作折衷裁断、或另有新说者，可在后面附按语。各家之解释依次是作者、篇名（书名）、观点、出处。一、学术价值方面：1. 总结百年来学界对汉语历史语词（主要在于词义）的研究成绩，使其得以集中体现。通过本课题，可见其得，明其失，纠其违，补其阙，把握已有的成绩，认清尚待拓辟的领域。2. 为进一步研究汉语语词的源流发展、编写专门针对汉语历史语词的大型工具书打基础、做准备。通过本课题，对于某一历史时期内的语词详备诸家之说，则可互相参稽，辨明得失，以便原始要终，求其确诂。就编写汉语历史语词的大型辞书而言，此项工作在词目设立、义项标列等方面均有重要意义。3. 为相关研究提供检索之便。百年来的相关研究成果发表的形式、场所不一，或载于期刊，或见于专著，或刊于文集，或存海外，或在港台，要之，仅凭一己之力，想要对相关成果“一览无遗”“一网打尽”，终非易事；然而检索未周，又极易对自身的研究造成障碍和缺陷，甚至重复劳动，更严重的则会涉及学术规范问题。本课题的成果，能够使众家之说毕呈眼前，一省检阅之烦，二助研究之效。二、应用价值方面：1. 本项目除了在研究过程中发表相关学术论文外，最终成果形式为大型语文辞书《今训汇纂》，与其他分卷合并后即为《故训汇纂》的姊妹篇。《故训汇纂》汇聚晚清以前的词语训释成果，而近百年来的训诂实践由于西方语言学理论的输入、学术视野的拓展、研究手段的改变等等因素，呈现出与封建时代很不相同的面貌，更值得总结。《今训汇纂》正好跟《故训汇纂》相衔接，可以看成是《故训汇纂》的姊妹篇。2. 可为古籍整理、古籍译注工作提供参考。近百年来特别是建国以来，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许多重要的古籍都有了现代整理本，数量可观。但无庸讳言，由于缺乏对整理对象语言词汇的基本了解和必要的语言学（主要指词汇语音语法修辞等方面）素养，已经出版的古籍整理著作良莠不齐，许多今人整理本存在着不少错误，产生了误导读者的负面影响。本课题的研究成果可以为古籍整理工作者提供参考和借鉴，有助于提高古籍整理工作的质量，减少错误。浙东唐诗编年史长编《长编》对唐五代三百年间的浙东诗人与诗篇进行综合的清理与研究，不仅提供一部研究浙东唐诗以及浙东文化的文献资料，也勾勒出浙东唐诗发展的大致脉络，是兼具学术性、资料性与工具性的浙江诗路文化研究的专门著作。首先，《长编》按照时间流程考证浙东现存唐诗的写作年代。举凡唐代诗人在浙东留下的诗歌或涉及浙东的诗歌，都根据史料尽可能地加以编年，成为有唐一代浙东唐诗编年的集大成著作。其次，《长编》全面系统地梳理唐代浙东诗人的生平、行迹和交游。将其纳入每一年与每一篇的叙事之下，以体现唐五代三百年间浙东唐诗发展的轨迹。重要诗人包括李白、杜甫、高适、崔颢、顾况、萧颖士、刘长卿、戴叔伦、卢纶、皇甫曾、钱起、韩翃、韦应物、朱放、韩愈、元稹、白居易、李德裕、贾岛、姚合、温庭筠、许浑、薛逢、徐凝、方干、皎然、赵嘏、齐己等人。再者，《长编》重点考察浙东本土诗人的诗歌作品，集中展示浙东唐诗的巨大成就。重要浙东诗人包括：虞世南、骆宾王、贺知章、徐安贞、秦系、严维、徐浩、舒元舆、冯宿、朱庆馀、项斯、吴融、杜光庭，以及清江、灵澈、贯休等人。最后，《长编》梳理与浙东唐诗相关的背景材料，成为浙江诗路文化研究的资料库。具体内容不局限于诗人诗作的编年与考证，举凡浙东唐诗发展相关的政治背景、制度变革、官吏任免、区域沿革等重要内容都系于每一年叙事与考证之中，使之成为可供浙东唐诗之路研究的资料库和工具书。全书以年代为经，以地点为纬，以诗人为纲，以诗篇为本，旁及背景、佐证等材料，对于浙东唐诗进行全面的编年考证，为浙东唐诗之路研究提供翔实可信的编年体文学实证著作。《长编》是浙江省文化研究工程重大项目成果。全书大约100万字，即将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

2024年3月19日晚，观通学社·古籍研究所“镕今铸古 综贯博通”系列讲座第六讲《多元材料的对话——丝绸之路社会生活中的文明互鉴》在成均苑4幢1213室顺利举行。本次讲座由杭州师范大学林航教授主讲，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副教授窦怀永老师担任主持。“丝绸之路”是一个涉及到中国史、世界史、考古学、艺术学等多个研究领域的跨学科话题。在讲座中，林航老师基于多种考古资料和文献记录，向大家描绘了丝绸之路上的多样物品及其传递的多维信息。林老师首先对丝绸之路的复杂性做了精彩阐释，指出丝绸之路不单是一条简单的贸易路线，更是法律、文化乃至语言交流的桥梁。他从著名的吐鲁番文书《唐西州高昌县上安西都护府牒稿为录上讯问曹禄山诉李绍谨两造辩辞事》引入讲座主题。这份文书记录了唐代西州高昌县的一个债务纠纷案件。案件中涉及的人物有汉人李绍谨和当地胡人曹禄山。文书详细记载了丝绸之路上小型商队贸易工具、货品与路线等实际情况。值得注意的是，文书呈现出特殊的裁剪形状。这种种细节皆展现出吐鲁番多民族、多文化融合的社会背景。随后，林老师列举了金币、纺织品、石板艺术品等丝绸之路上多种典型的出土文物，展示了如何通过这些物质文化遗产来理解和重构古代的文明互鉴。林老师也强调了跨学科研究的重要性。在了解出土文物考古信息的基础上，我们只有结合历史学、考古学、文学、艺术史等多个学科的视角和方法，才可以解读出有关贸易、社会、语言、民族、审美的多重历史文化信息。这种研究方法在人为书写的传世文献史料之外，利用具有确凿性、私人性、轶闻性的实物史料，不仅关注了富有者和掌权者的历史，更注目于普通人的历史，进而全面深入地理解丝绸之路的复杂性和其在促进东西方文明交流中的重要作用。他进一步提醒，这种实物史料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在讲座中，林老师展示了丝绸之路上多个地区的实物史料，并详细分析了其中的东西方文化元素。首先是楼兰地区。当地一些文物中出现的双蛇、单蛇装饰，其实分别对应着两个西方神——赫尔墨斯（Hermes）和医神（Asclepius）。又如斯坦因在米兰发现的佛头具有中分的下巴，这是典型西方犍陀罗造像的风格，受到了西方审美的影响。在齐东方先生发掘的尼雅M3墓中，铜镜、织物上则都出现了中国传统吉祥纹饰以及汉字。可见，西汉时期的楼兰古国正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重要地区。到了5世纪之后，楼兰文明“突然”消失。考古上有一些证据说明，丝绸之路南道环境有明显恶化的痕迹，以致当地居民在为离开做准备。第二个是龟兹地区。龟兹文书内容大多与世俗贸易相关。例如，羊、小麦等物品出现频率高，且用词多样，这说明当地经济形态中，具有很高的游牧成分。文书中还记载了大量货币，这源自唐代国家军饷对地方的影响。到了五代，由于唐朝中央支持的消失，龟兹地区的货币质量出现了明显下降。第三个是高昌地区。当地出现了把使用过的纸重复使用、制成寿品的现象。这些纸张多为官方抛弃的文书，上面记载了有关均田、赋税制度的实行情况，内容真实可信。再结合当地教育、食物的特殊性来看，我们可以得出结论：高昌当时民族主体应该是汉人，他们的饮食结构与中原接近，且当地社会的农耕性较强。第四个是撒马尔罕地区。当年斯坦因在敦煌西北发现的《寄往撒马尔罕的信》中存有很多有趣的细节，如信纸的标准化尺寸问题。阿弗拉西阿卜（Afrasiab）壁画所绘场景丰富，如波斯新年“纳乌鲁兹”节（Nawrus）时的龙舟活动，展现出当时粟特人所处世界的国际化。他以丝绸之路东端长安的安伽墓、史君墓为例，说明粟特人对其他宗教系统的神灵保持开放态度，又讲解了河北宣化下八里辽墓，说明西方的一些元素通过各种途径传播到了这里，并在墓葬装饰中留下痕迹；甚至在辽上京中，契丹人身为游牧民族的生活习惯也留下了诸多遗迹。讲座最后，林老师总结到，今天的一带和一路的覆盖范围远比古代丝绸之路更为广泛，展现了东西方文化碰撞中形成的交融与共生现象。文物、古迹、遗址、建筑、碑刻等实物史料，能比较真实地反映历史，又具有形象直观性，但也存在片断性、孤立性、微观性的特点，需要研究者的审慎对待。这场讲座激发了在场听众对于丝绸之路研究的兴趣，也为未来的跨学科合作和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向。撰稿丨黄璟  摄影丨李倩雯  

    Imre Istvan Galambos（高奕睿），浙江大学求是讲席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敦煌学、写本学。    博士毕业于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中国语言文学专业，曾任英国剑桥大学教授、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院董事会成员、剑桥大学罗宾孙学院院士，兼任中国写本研究欧洲学会会长、敦煌学国际联络委员会会员、汉堡大学名誉教授、汉堡大学写本文化研究中心顾问委员、美国唐研究学会董事会会员等重要学术职务，同时担任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期刊中国区主编、中古中国研究期刊顾问会员等。主要研究领域为敦煌写本和西夏文写本研究。目前出版有《中国先秦文字结构研究》《写本与行者：一位十世纪西行汉僧的汉藏文书》《黑水城出土西夏译中原文献》《敦煌归义军时期写本文化》等著作，发表论文80余篇。    陈瑞峰，浙江大学百人计划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敦煌学、佛教文献。    2020年11月博士毕业于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宗教研究专业，2021-2023年在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从事博士后研究，出站后留校任教。曾于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宗教系访学，担任哥伦比亚大学客座助理教授。已在T’oung Pao《通报》，Religions，《语言科学》等国内外高水平期刊发表论文数篇，在中华书局出版古籍整理著作《楼俨集》（合著），主持2022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元前比丘尼碑志塔铭辑录与研究”（项目号22CZJ009）。    徐隆垚，浙江大学百人计划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元明清文学、书籍史。    2021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古籍所，获文学博士学位。2021—2023年在复旦大学中国史博士后流动站工作，出站后来校工作。在《文学遗产》《文史》《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集刊》等刊物发表论文多篇，曾获“中国古文献学奖学金”“复旦大学优秀博士学位论文”等荣誉。近年致力于两个方向，一是延续博士期间的工作，研读近世诗学文献，从中发掘文学史书写的知识话语，代表论文有《许学夷〈诗源辨体〉的理论资源》《新见〈列朝诗集〉稿本考》《〈列朝诗集〉编纂体例考》。二是书籍史的研究，尤其致力于探索书籍史方法与文学内部研究的有机结合，主持国社科青年项目“晚明出版与诗学知识化研究”。    周旻，浙江大学百人计划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文学、翻译研究、近代思想史。      本科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硕、博士毕业于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现代文学、近代文学专业，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现当代文学教研室博士后出站。曾前往台湾清华大学中文系、日本京都大学中国文学研究科交流访学。发表论文包括《“神经衰弱”：二十世纪初中国文学的“青春病”》《从〈英文学史〉到〈宋元戏曲史〉：“文学史”观念的旅行与王国维的域外资源》《“新声”与“怀古”——晚清“诗界革命”中的少年意气》《晚清小说内外的“老少年”形象》等，参与课题包括2018年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文类升降与现代小说概念的形成研究（1872-1922）”、2019年教育部人文社科后期资助重大项目“中国现代女性主义理论思潮与文献整理研究（1900-19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