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弘扬伟大五四精神，感受科技创新魅力，进一步增强党支部的凝聚力和战斗力，2019年6月21日，人文学院机关党支部赴上海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本次党日活动分为参观中共一大会址和上海科技馆两部分。支部党员首先随车前往中国共产党梦想起航之地——中共一大会址。来到这里，一种庄严肃穆感油然而生，通过参观中共一大代表群像浮雕，《伟大开端--中国共产党创建历史陈列》，大家对中国共产党诞生初期的历史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和更加深入的了解。随后，大家还参观了《伟大觉醒：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文物史料展》，展览里珍贵的馆藏文物，真实地记录了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发展历程。通过参观，大家充分感受到革命先辈们为了中华民族解放和民族振兴，舍生取义，矢志不渝，用宝贵的青春和热血谱写可歌可泣壮丽诗篇的伟大精神。支部党员们纷纷表示，无论面对什么挑战，无论面对什么困难，都要秉持初心，立足本职岗位，尽心尽力，履职尽责。活动的第二站是上海科技馆。上海科技馆是上海市人民政府为贯彻落实科教兴国战略，提高城市综合竞争力和市民科学文化素养而投资兴建的具有中国特色、时代特征、上海特点的综合性的自然科学技术博物馆，是中国重要的科普教育基地和精神文明建设基地。大家结合自己的兴趣各自参观，领略科技之光，收获颇丰。看着一样样高新技术，支部党员们不禁感叹于我们国家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日渐强大，相信在未来，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人民的生活也会越来越幸福、便利。此次主题党日活动是机关支部“追寻红色足迹，沐浴党性光辉”主题教育活动的延续，也是支部“礼赞新中国，奋进新时代”主题教育活动的其中一项内容，经过学习考察和讨论交流，使支部党员进一步感受到了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和使命，激发了爱国热情，坚定了在新时代建功立业的信心，为党的教育事业奉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重要讲话精神，弘扬伟大五四精神，激励广大师生勇担民族复兴大任。2019年6月21日上午，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桑兵为人文学院师生党员作了题为《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的分别与联系》的专题讲座,学院党委书记沈玉主持。桑兵教授从学术角度出发，通过全面的资料分析，带大家重温了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梳理了新思潮运动、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的历史脉络,揭示了五四与新文化运动的内在关联，介绍了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胡适等历史人物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希望大家能够更好地认识和理解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意义。随后，桑兵教授还和在场师生进行了互动。沈玉书记总结指出，桑兵教授用他渊博的学识，严谨认真的学术态度，丰富详实的史料和史实，为大家上了生动的一课，受益匪浅。她要求作为人文学科的学者和学生，要以史为鉴、以史为师，一方面要认真研究五四运动和五四精神，另一方面要深刻认识和把握五四运动所具有的深远历史意义和重要时代价值，让五四精神在新时代放射新光芒。学院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党委委员、纪委委员、各党支部党员代表、师生代表等共70余人参加。 

2019年6月1日上午，南京大学汪正龙教授在西溪校区教学主楼351会议室带来了一场题为《走向文学活动诸要素的互动与汇通》的生动讲座，讲座由文艺学研究所所长苏宏斌教授主持，文艺学研究所的在读硕博士研究生倾听了汪教授的报告，并与他进行了深入的互动交流。讲座伊始，汪正龙教授就对文学理论大家艾布拉姆斯的文学活动四要素进行分析，指出当今文学研究面临的一个迫切问题就是：如何打破艾布拉姆斯所说的世界、作家、作品、读者要素在文学研究中的分割状态，走向文学活动诸要素的互动与汇通。汪教授追溯学科历史、挖掘理论深度，从“世界与作品、生活世界和文学世界”的关系入手，历数锡德尼、歌德、布洛赫、萨特、胡塞尔等大家对该问题的研究，指出文学世界和现实世界的诸多联系，并尝试以语言要素打破诸要素之间的隔离状态。汪教授以现象学作为切入点，从胡塞尔、梅洛庞蒂、保罗·利科的理论进行延伸，探讨交互主体性视野下的意图与表达，指出文学意图并不是封闭的，而是作品作者意图之间的交互。世界向我们呈现的是混沌的，因为我们无法完全把握世界的意义，作家在证明这问题时证明了这种把握世界的力量。讲座最后，汪老师就“西方文论的中国化”、“文学世界的秩序性”、“主体间性”等问题与在座学生进行了交流，汪老师以广阔的视野、深入的阐释、生动的讲解为同学们带来了一次别开生面的文学理论课堂。讲座于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这既是学科前沿的观览，也是学术道路的引灯。

2019年5月16日，陈广宏教授受邀于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浙江文献集成编纂中心会议室作了题为“现代中国文学地理相关研究的文明史学模式”的讲座。陈广宏教授提到，他曾做过明代福建地区文学研究，以及作为竟陵派与湖广地区的文学的关系。上个世纪80年代，章培恒先生提出这属于地域文学研究，从这个时候开始，地域文学作为文化研究的一种课题，到现在则进展为文学地理学，为何其发展得这么快，并朝着文学地理学的方向发展？陈教授指出：地域文学研究也好，文学地理学研究也好，这种迅速的发展，需要回过头去看看他是如何发展而来的，这种发展的理路有助于我们对新的文学地理学体系性的认识。不少学者用李白“却顾所来径”看一个学科的来龙去脉，进行反省和展望。对于文学地理学这样一个新的学科，新的技术及其所体现出来的革命性的大视野，能够为新的学科提供重要的支撑，如学术地图和大数据等。而在对文学地理相关研究的反省——从近现代人文学科建立以来进行重新的思考上，陈广宏教授从以下三个方面分别进行详细的阐释和说明：一、清末民初文学地理相关研究的西学资源；二、以南北文学不同论为中心的历史构建；三、文学史学模式可能产生的局限。一、清末民初文学地理相关研究的西学资源19世纪中期，文学地理相关研究有慕威廉撰《地理全志》上下编，傅兰雅翻译的《地志须知》，“西学启蒙十六种”中与地志有关的大概有艾约瑟翻译的《地志启蒙》、《地理志学启蒙》、《地学启蒙》，但这些在当时的影响并不是很大，所以邹振环《晚清西方地理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统计，是从1898开始，到1911年，这个时间段也是中国民族国家概念形成的当口。统计中得出，1898-1911年之间，西方地理学译著达157种，其中大部分原本来自日本，康有为《日本书目志》对此进行一些分类和统计。其中比较中重要的著作基本上是从日本（根据日语）翻译过来的，如志贺重品述《地理学讲义》，中村五六编撰、顿野广太郎修补的《世界地理志》，矢津永昌的《日本政治地理》和《万国地志》，守屋荒美雄的《国际地理学》等，这与德国拉查尔的政治地理学已经开始发生影响是有关系的。正如矢津永昌的《日本政治地理》绪论中所提到的：所谓的政治地理即是人文地理、人事地理、邦国地理，或者称之为国家地理。拉查尔的政治地理学的核心就是把国家当成一个有机体，这个学说的传入与中国正在形成民族国家概念形成的当口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因而其传入就较快。“文学与地理”被列入学部颁布的作为“中国文学门”教学纲要的“中国文学研究法”中：中国地理学《文学部舆地类》（《学报汇编》1900）、政治地理概论（《学报汇编》1905）。“文学地理”一词，最早出现在梁启超《中国地理大概论》中：“大抵自唐以前，南北之界最甚；唐后则渐微。盖‘文学地理’（包括哲学、思想、佛教、词章、美术、音乐）常随‘政治地理’为转移。”这里的“文学”是广义的“文学”概念，相当于人文学术，与“政治地理”相区隔又相辅相成。陈序经的《南北文化观》对晚清以来的南北文化观已经有了一个批判性的梳理，第一编第二章则是对梁启超南北文化不同论有专门的梳理、批判。（1934）他将梁启超的几种著述理论抽离出来作为牵引，梁启超：“中国南北文化的不同，是由于地理上气候、河流等作用，南北思想上的差异：北派主实际、主力行、贵人事、明政法、重阶级、重经验、喜保守、主勉强、畏天、言排外、贵自强；南派宗虚无、主无为、贵出世、明哲理、重平等、重创造、喜破坏、明自然、任天、言无我、贵谦弱。”陈序经认为列举南北差异的这些特点过于铺张，对所举的南北文化代表人物都有不同的看法。中国的思想是不是统一的，如果是，那么很难论南北。他的这种批判的态度在当时是少见的。梁启超言词章的部分：“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吴楚多纤弱之文，自古然也。自唐以前，于诗于文于赋，皆南北各为家数。”真正影响梁启超南北文化观的，有来自日本的地理学著作，这些著作与国家有机体是有关系的。另外还有文明史，从康有为《日本书目志》可知，文明史依旧是以明治时期的日本为中介，如田口卯吉的《日本开化小史》、福田久松的《日本文明史略》，物集高见的《日本文明史略》，元良勇次郎、家永丰吉的《万国史纲》以及基佐的《欧罗巴文明史》、巴克尔的《文明要论》。其中较为重要的两种是《欧罗巴文明史》和《文明要论》。梁启超的《东籍月旦》也列出了当时日本较为流行的几种文明史著作。如永丰秀树译基佐的《欧罗巴文明史》，高山林次郎《世界文明史》等。他的《地理与文明之关系》（1902）编译自福田和民的《文学》第五章《历史与地理》，后者系黑格尔《历史哲学》序论第二篇“历史的地理基础”和巴克尔的《英国文明史》“总论”有关文明史与地理环境、气候之关系的编译。梁启超的《亚洲地理大势论》、《亚洲地理大势论》等编译自志贺重昂的《地理学》。巴克尔的《英国文明史》1878年在日本有田口卯吉的日译本，浮田的《史学原论》主要依据巴克尔的观点。其后此书先后有四种译本，而且陈黻宸的《中国史学通论续编》之“读史总论”已涉其精微。1903年《汉声》杂志第六期所刊载的《史学之根本条件》一文所言及人物恰好构成注重自然环境论的文明史学—地理学谱系。其中提到孟德斯鸠、黑格尔、孔德、巴克尔、塞纳、李特尔，而至拉采尔的《人类地理学》对物理条件之研究，表明国人最初笼统将地理学当作一种史学理论引进。如果说梁启超是以日本作为中介与文明史发生关系，那么刘师培和王国维则是在狭义的“文学”概念上进行专题研究，两者都有过与地理学相关的著述，刘师培的《南北文学不同论》，王国维的《屈子文学之精神》。陈序经《南北文化观》认为刘师培是继梁启超南北文学，但“并不跳出梁氏所划的圈子”，也是分门别类说明南北的诸子、经学、理学、考证学的不同以及南北文学的不同。而王国维作为藤田丰八、田冈岭云在东文学社的学生，受到“赤门文士”一系中国文学史著作的影响。泰纳的《英国文学史》“导言”提出了文明史一个由各种力量和因素组合而成的有机整体，决定文明转变的三大原初性力量是种族、环境和时代。泰纳的这种“有机论”的文明观思想源头一是从孟德斯鸠到孔德的环境决定论，另一是达尔文和斯宾塞的自然选择进化论。二、以南北文学不同论为中心的历史构建文明史学模式展开的核心方式就是所谓的南北方不同论，广义的文学应该缩小为狭义的文学。从明治日本中国文学史学者，到晚清以来刘师培、王国维以至二三十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史家，不同语际、不同代际的学者，通过勾稽传统文学史料，将这种西学资源同中国文学历史相对接，通过地域风土来界定文学传统的“南北”特征及其演变，将之置于整个中华文明的空间中推演、描述。三十年代，陈序经已经反省国人对南北文化的研究每每是把文化的某一个方面作为立脚点，如学术人物的地理分布、历史经济政治军事智识等，这样是不够全面和完善的。古城贞吉《支那文学史》、藤田丰八《支那文学史纲·先秦文学》、笹川种郎《支那文学史》等，基本上是根据泰纳的三要素构建的汉人种南北文学及中部思潮的演变叙述模式，即实用性的北方文明产生的文学上之活动，受到感情性的南方文明与外来文明的影响，产生种种变容，是为中国文学的历史。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虽然是论述南北文学的不同，但是是全时段的，从周代文学一直到清末。取证、讨论的对象和划归的标准也是与日本学者不同的，刘从文类、文体方面进行讨论，更偏重于狭义的“文学”。王国维的《屈子文学之精神》起首即述中国古代道德政治上之思想分为南北二派，在对南北文学特征的描述上，王国维对以藤田氏为中心的考核结论有一些补充和修正，突出强调了屈原的诗歌吸收了南北文学各自的优点，而非一般所认为仅是南方文学的产物。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文学史著作骤然风盛，其中明显沿用日本早期中国文学史所构建的叙述模式之作为数不少，如葛遵礼《中国文学史》述周末文学完全采用了“南方文学”、“北方文学”、“中部思潮”的叙述方式，顾实编写的《中国文学史大纲》也以“南方文学”、“北方文学”、“中部思潮”的构成作为中国文学的基本构架。除了文学史专著，具体的论文如胡侯楚《国风与地理之关系》，王伯祥《文学与地域》、陈钟凡《周代南北文学之比较》、王秉涛《论文学分南北之说》、张履谦《地理学与文学》等，从断代、通代、文学理论等各方面进行梳理，一方面可以看出狭义文学的概念在不断地进展，另一方面，其影响来源也主要是一些西方资源。另外有由历史上观察的中国南北文化：如南北文化观、中国南北文化的起源（《民族与古代中国史》一书中的三章）、中国史上南北强弱观（蒙文通《禹贡》）等。三、文学史学模式可能产生的局限陈教授最后还提到了文学史学模式下可能产生的局限：如果始终是在文明史学模式中讨论文学地理问题的话，可能会没有走出更加细致、精细的研究。从方法上、历史观上来说，以福柯的“整体历史”与“综合历史”之别进行说明。这种模式着眼于一个文明的总体形态，寻求若干原则贯穿其中的整合解释，是一种全景式的观察，突出了地域文学的同质性，而不像“综合历史”使一种分散的空间疏离开来，关注地方性，关注地域文学内部的异质和多元。地理环境决定论倾向，而未将文学等因素对地域文化的作用纳入到地理相关研究领域，如陈序经已指出的，忽视地域文学文化生产中阶级、社群、性别与审美之间复杂的权力关系，未注意到权力和意义如何被赋予至人文地理景观中。二三十年代以来，地理学在中国发展，自然地理、人生地理、大地测量以及海阳等学科分设已颇为明晰。从景观地理开始是一个重要的转向，开始转向非物质性的、精神构建的空间。与文明史学模式稍有不同的有两种模式，一是地理分布，如铃木虎雄《支那文学家的地理上的分布》；二是有关区域文学的专门著作，仅有蒋骥珍《吴江诗史》、徐嘉瑞《云南农村戏曲史》和赵图南《台湾诗史》等数种。四、结论陈教授在最后总结了其讲座的内容：反省中国学术的现代化进程，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民族国家概念形成的当口，地理环境决定论语国势论——文明史学模式的基因，确立民族国家的主题地位，故梁启超对文明史学极为推崇：“文明史者，史体中最高尚者也。”聚焦于文明固有的诸种内部机制是种族的立身之本，文明史有各种部件组成的有机体，各个部件的运转和相互作用决定了文明的走向。文学只是被视为一个有机整体的历史进程的一个组成部分，就其动因来说，并无自觉切入“一度成为先行学科的地理学”，另外扩展路经解决文学空间研究新方法，以取代诸如直系进化论方法的意识，只不过是文明史研究引入地理分析因素而已。讲座由浙江大学徐永明教授主持，周明初教授、叶晔教授亦参加了本次讲座。陈广宏教授简介：陈广宏教授，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教授、所长，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全明诗话新编”首席专家，中国明代文学学会（筹）副会长。长期致力于中国古代文学元明清方向以及明代的古籍整理研究，近年来也关注中国近世文学思想史、“中国文学史”研究史以及日韩中国学等方面的研究。著有《闵诗传统的生成》、《文献考论》、《文学史的文化叙事》、《竟陵派研究》等。

2019年5月13日上午，由浙江大学牵头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专项“民族民间文化资源传承与开发利用技术集成与应用示范”课题四“基于民族民间文化的创新工艺产品与数字博物馆应用示范”中期检查会在浙江大学西溪校区人文咖啡吧召开。参加会议的项目检查团成员来自陕西师范大学、内蒙古师范大学、西北大学和浙江大学。此次会议还特别邀请到浙江省博物馆和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等单位的相关领域专家莅临指导。    会议由课题四负责人、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文物与博物馆学系副教授郑霞主持。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楼含松教授在会上致辞。项目检查专家组组长、陕西师范大学科学技术处处长吴晓军教授提出了课题检查要求以及注意事项。郑霞副教授详细汇报了课题四的总体进展情况、中期指标完成情况及经费使用情况，简要汇报了课题活动开展情况，并指出课题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浙江大学现代工业设计研究所所长孙守迁教授团队、西北大学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李康副教授团队、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文物与博物馆学系项隆元、郑霞、傅翼团队分别汇报了承担任务的具体进展，展示目前取得的成果，对现存的问题进行总结并反思自身的不足之处。专家们认真听取了各团队关于课题执行情况的总结报告和代表性研究成果介绍之后，通过质询、讨论等方式对课题四实施方案的进一步优化提出了宝贵的建议。最后，吴晓军教授对本次中期检查会作了总结发言，肯定了课题四已经取得的进展，希望课题今后再接再厉，保证项目圆满完成。文：张琰                                                  图：蒋凡

环视当今之学术研究，数字人文（Digital Humanity）方兴未艾，欲使其成为学术之预流，不可闭门造车，需广泛与国外数字人文研究进行对话。伦敦大学学院（UCL）是国际数字人文研究重镇，学风渐成，影响日炬，于此，浙大与UCL就数字人文研究展开对话。2019年4月22日晚6:30，“国际语境下的数字人文研究与教学——伦敦大学学院的经验”讲座在浙江大学西溪校区行政楼西229浙江文献集成编纂中心会议室举行。本次讲座由浙江大学“大数据+人文学术地图创新团队”主办，主讲嘉宾为伦敦大学学院“数字人文中心”主任、信息学系“数字人文”首席教授西蒙·马奥尼先生，主持本次讲座的是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大数据+学术地图发布平台”负责人徐永明先生。讲座分为五个方面：第一是介绍UCL和信息学系的基本情况；第二是介绍UCL的数字人文中心（以下简称UCLDH）的工作内容、科研、教学；第三是介绍UCLDH多种多样的项目；第四是UCLDH取得的研究成果，如建立了实验室、构建了理论体系以及其他；第五是UCLDH的未来展望和现场提问。第一方面分为三个层次。首先，马奥尼教授介绍UCL是伦敦的全球化大学，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学术，是伦敦第一个大学，在2019的QS排名位居前十。其次，马奥尼教授介绍了信息学系的专业设置，有：档案学硕士、数字人文硕士、信息科学硕士、图书馆信息学硕士、出版学硕士、信息科学硕士、数字人文博士等。最后，马奥尼教授介绍了信息学系拥有的研究中心和研究组，如：数字人文中心、出版中心、档案研究国际中心、知识信息数字科学中心等。第二方面分为三个层次。首先，作为跨学院研究中心的UCLDH，由人文艺术学院和工程学院两个学院进行资助，UCLDH的工作内容旨在探索电子技术、人文学和文化遗产的交集领域。其次，UCLDH的科研工作有：UCL博物馆及各类收藏、UCL特殊收藏馆、人文与艺术研究领域、社会与历史研究领域、计算机研究领域、工程学研究领域、医药物理学研究领域、教育领域等。最后，UCLDH的教学目标主要是培养数字人文的研究技能，如：方法论研究技能（科研基本需求）、思考技能（最重要、且有可转移性）、合作技能（与不同学科和不同学院）。第三方面，UCLDH的项目，有：边沁手稿转录、近代欧洲阅读考古学、音乐相似性的综合音标模型、中国桥、数字版本目录、纵向研究资料和用户支助中心、纪事制图、交叉宗教、今日考古、木乃伊深度成像等60多个项目。以边沁手稿转录项目为例。边沁即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n），UCL的“精神之父”，是一位法理学家、实用功利主义哲学家、经济学家和社会改革者。UCLDH的边沁项目所作的工作就是开发机器学习，即一种含有预测文本的转录界面，该转录有一套成熟的“转录作品质量控制工作流”，使得机器能够智能化的提取、识别、转录边沁手稿，从而使得边沁作品得以永久保存并被后人所利用。目前边沁项目已经取得重要成果。边沁文章的数量共计60000页（大英博物馆边沁文章数量仅有12500页），从1984年到2010年，边沁项目工作人员共制作了28000份抄本，平均每年1076份，预计再需要67年就能收录完边沁剩余的稿本。值得注意的是，边沁项目自2010年开始就在全球广招志愿者，以2010年到2014年为例，志愿者已经制作了10195份抄本。也就是说，任何一个对此项目感兴趣的人员都可以申请志愿者，志愿者可以登录免费网站（http://transkribus.eu），体验一份大约75页15000字的抄录材料测试，并学习稿本识别。第四个方面分为三个层次。首先，UCLDH建立起多模式数字化实验室，该实验室可以进行多光谱成像技术图片研究，如：拉丁文手稿的光谱成像、重写文本的分析、多层非破坏性莎草纸分析、Chiddingtone城堡古埃及棺盖进行成像、著名羊皮纸书籍研究等。其次，UCLDH已经构建了较为系统的理论体系，这以几部关键性著作为代表。如：梅丽莎M特拉斯（Melissa M Terras）等人撰写的《定义数字人文》（Defining Digital Humanities）；朱丽安·尼汉（Julianne Nyhan）等人撰写的《计算与人文：走向数字人文的口述史》（Computation and the Humanities: Towards an Oral History of Digital Humanities）；克莱尔沃里克（Claire Warwick）等编写的《数字人文的实践》（Digital Humanities in Practice）等。最后，UCLDH也在以下领域取得研究成果。如：数字版本目录研究；数字人文的知识网络图：作者共被引研究；如何描述数字人文：中英文出版物的比较研究；可视化数字人文社区：引文网络和社交网络的比较研究；实体博物馆中推荐系统下访客体验转变研究；认知绘图探索移动图书馆信息行为以及用户体验研究；评估数字资源的用户要求：以艺术为案例等。第五个方面分为两个层次。首先是UCLDH的未来发展。如：开发手机平板电脑应用程序；针对计算机硕士的课程作业设计，如服务器托管后端数据库和应用程序下载；项目申请，如开发儿童故事讲述app，它是针对不同文化背景的家庭所设计，有视觉识别等效果。其次，演讲结束后，与会听众踊跃提问。这可以概括为三点：第一点是关于UCLDH中心的学位申请和学生培养，如UCLDH的博士、硕士申请，如硕士、博士的思考技能如何训练；第二点是关于西蒙·马奥尼教授从事DH的研究契机和研究经历；第三点是关于DH具体研究方法和研究领域，如文本挖掘、语料库语言学与DH关系等。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既要有国际视野，又要有自主意识。同时，我们应该意识到数字人文研究因其交叉性和实践性，使得人文社会科学可以从审美范式走向应用范式，所以任何一个人文研究者都需要认真对待。  

2019年4月20日至21日，由人文学院、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教育学院和心理与行为科学系联合举办的浙江大学西溪校区2019年第一期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班在西溪校区田家炳学院顺利开展。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张立程老师，人文学院团委书记陈文丽老师，传媒团委书记孔晓梦老师，教育学院团委副书记贾旭婷，心理与行为科学系团委副书记项玲连老师出席了此次开班仪式。开展入党积极分子的教育培训是为了提高入党积极分子的思想政治觉悟，深化对党的认识，端正入党动机，从而进一步做好发展党员工作。 4月20日上午9点开班仪式顺利举行，全体师生起立并奏唱国歌。  开班仪式后，张立程老师为同学们带来了一堂以“弘扬红船精神，谱写时代新篇”为主题的理论课。张老师从党的历史渊源出发，带领同学们回望红船往事并系统学习了“红船精神”的深刻内涵、时代价值和意义。最后，张老师引用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的讲话，“新时代青年要乘新时代春风，在祖国的万里长空放飞青春梦想，以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使命担当，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努力奋斗，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我们的奋斗中梦想成真！”张老师通过自己扎实的理论功底和严格的纪律要求为入党积极分子们带来了一节深入人心的党课。20日下午，培训由近一个半小时的影视课程以及党委学生工作部潘健老师的一节生动的课堂构成。 同学们认真投入地观看了政论专题片《将改革进行到底》中的《延续中华文化》和《党的自我革新》两个剧集，这让大家更深刻地认识到我们党的每一次改变、每一步迈进，都包含着“将改革进行到底”的决心与勇气。   潘健老师呈现了以“新时代青年的使命和担当”为主题的精彩课堂。“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在课堂的开始，潘老师引用这样的话语给予同学们深刻启示。潘老师还和同学们分享了“立足新时代，找准时代坐标；立足新时代，坚定理想信念；立足新时代，勇担历史使命；立足新时代，展现青年作为”等内容。在课堂后半部分，老师带领学生观看了截选自《人民的名义》和《建党伟业》的两段简短的视频，不禁触动了同学们的心弦并激发了同学们内心深处的爱国情怀。  第三讲培训课于21日上午进行，传媒学院党委书记王庆文老师为大家带来《青年学生综合能力之提升》的精彩课堂。王老师用幽默诙谐的授课方式赢得了同学们的喜爱，老师从浙大青年学生的标签、青年学生的综合能力清单和学生党员应拥有的五股气等相关内容出发，深入浅出地让同学们全面的了解、认识并更加深入地理解共产党。随后进入了分组讨论环节，各班同学围绕党的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习近平在大会上的讲话等材料展开了积极的讨论和交流。在发言环节，同学们结合时事新闻和所学专业知识积极主动发言，这一环节更加体现出入党积极分子的学习素养和积极性。课程结束后，全体人员参与培训测试，此次结业考试规范有序地进行。尽管本次入党积极分子培训进入尾声，但各位入党积极分子对党的学习还远未结束。每一位入党积极分子都应继续努力提高自身的党性修养，增强社会责任感，充分发挥个人在学生群体中的先锋模范带头作用！图/张益凡 文/杨西玛

2019年4月8日下午，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咖啡吧 ，南京大学王涛教授与中山大学的高源教授、浙江大学的乐启良、徐慈华、史文磊、高源、林如诗等教授老师们一起，为我校师生们献上了一场关于“数字人文”的饕餮盛宴。本次讲座由哲学系、宗教学研究所等机构主办，陈越骅副教授主持。南京大学王涛教授作为主讲人，以“数字人文与古典学研究”为切入点，向大家系统的介绍了数字人文的发展历史以及国内外关于数字人文的研究现状。王涛教授现在是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历史学院数字史学研究中心主任、高研院“数字人文创研中心”成员，主要研究领域涉及教会史、德国史、数字史学等方向。他指出，所谓数字人文，并非是将研究材料简单地进行数据化，而是在新技术的帮助下，对数据进行深度地挖掘，并回归到人文本身，更好地为人文服务。一般来说，以计算机为基础的文本分析可以追溯到意大利的罗伯特·布萨（Roberto Busa）神父始于1949年的伟大工作。布萨神父意欲创建一个数据库，里面包括了托马斯·阿奎纳（Thomas Acquinas，1225—1274）著作所使用的全部词汇（大约1100万拉丁文词）。可见早在数字计算机到来之前，人们便想要通过计算和查找大规模数据来分析问题。进入数字时代之后，伴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和个人计算机的普及，这种趋势愈加明显。王涛教授通过自然语言处理NLP(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和语义网络等相关概念梳理，生动而形象地展示了当今数字人文的研究模式。并演示了数据的获取到数据的加工清洗过程中所经常使用到的诸多技术与软件，比如TF-IDF(term frequency–inverse document frequency)､Word2vec､GIS(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voyant､wordless等等。浙江大学历史系的乐启良老师则从另一个角度反思数字人文。他以法国的霍乱记录文献研究为例，如果能够通过计算机对几千份档案做分析，应该可以得出一些人力不能及的有趣成果，例如在没有抗生素的情况下，霍乱在人群中会怎么演化等。但是，作为人文学者，他更关心的是霍乱时期人的生存状态，例如富人和穷人的区别等等。大数据统计可以帮助证实一些观点，但问题是，数字往往是证明我们知道的东西，而不能挖掘不知道的东西。人工智能的发展也许有朝一日能够实现自动研究，例如人给个题目和大纲，它就能够自动找资料，写论文。展示等，那么就能够比现在的人力研究更快、更多地出成果。然而更重要的问题是，怎么让它回答我们的问题？技术确实能完成我们一些常规工作，但我们作为人类的思想、冒险、感受、心灵、分享故事等经验更重要。我们的意义何在——机器无法告诉我们这个探索的过程。王涛老师通过“斯诺的霍乱地图”这一个经典案例作为回应，向我们说明了面对庞大的数据，数字人文所展现出来的高效与可视化能力。浙江大学语言与认知研究中心的徐慈华老师也做了名为“空间认知与三位知识可视化”的报告，从我们所熟知的利玛窦的《西国记法》（又名：记忆宫殿）开始，向我们展示了如何利用现代的数字技术（例如VR和AR），延展我们的心智，提高我们的运算能力。他指出，少部分人作研究的模式将转变成大多数人具备知识加工能力的模式。例如信息技术的发展，例如摄像头等在不断大量生成知识，在这种知识加工需求剧增的情况下，更重要的是如何提高个人的运算力。所以数字人文可以看作是个人计算能力的提升。他还提出了“延展心智”的概念。他提出两个实现的路径，一个是知识“打包”的能力，一个是知识展现的能力。    作为传统研究方法论的倡导者，中山大学的高源教授则是从“芬兰学派系统分析方法论的反思”为题，详细地介绍了芬兰学派的系统分析法（method of systematic analysis），即深入文献本身而围绕术语、命题、论证、结构原则以及内在逻辑精神这五个方面（亦称“五路耙梳”），从而“试图比作者的自我理解做到更好地理解作者”（schleiermacher）。浙江大学图书馆的林如诗老师从图书馆人的视角，讲述了在数字人文背景下，图书馆人处于人文学者与计算机专家之间起着联通二者的的重要性。有文章指出，“人文学科与信息科学的研究者之间最大的问题是’互盲’”。而图书馆人的工作就是解决这个“互盲”的问题，消除两者之间的鸿沟。她提出，数字人文对中国古代史研究将能够带来学术领域的拓展、新的历史信息、研究方法的更新。林如诗老师利用Gephi软件，现场演示了如何做将数据进行提取与可视化。她最后介绍了浙江大学图书馆在数字人文方面所做的努力与取得的成就。史文磊老师在平时的研究工作中，亦是深深地感觉到数字人文所带来的种种便利。四库全书语料库、CCL语料库、现代方言语料数据库等种种数据库，无一不是在充实着人文学者的研究途径。此次数字人文主题工作坊在多学科师生的共同参与下圆满完成，我校师生们在感受数字人文所带来的革新与冲击的同时，也对人文研究的未来有了新的思考。 本次工作坊邀请了文、史、哲与图书馆学的专家学者共同探讨“数字人文”（又称“人文计算”）带来的人文研究新方法与新挑战。针对互联网与大数据时代对人文学科提供的新工具以及提出的新要求，与会嘉宾将从跨学科的融合与创新的角度，介绍文本挖掘、成果可视化、数据库建设与使用、通用工具软件或平台、图书馆相关服务与培训，特别讨论“近距离阅读”与“远距离阅读”之间的辩证关系，以及给古典文本与思想研究带来的方法论革命。 关于数字人文的简介其实，“数字人文”原先有着很多的称呼，诸如 “人文计算”( humanities computing) 、“文化分析”（cultural analytics）等，在2001年4月布莱克维尔出版社( Blackwell Publishing ）首次出版了一部以“数字人文”为书名的图书《数字人文指南》 (Companion to Digital Humanities )。 “ 数字人文”便迅速取代“人文计算”成为一个在西方广泛传播的新兴跨学科研究领域的代名词。自2001年首次正式提出“数字人文（Digital Humanity）”这个概念以来，全球范围内已有超过183个冠以“数字人文”名称的中心、项目、实验室、团队或圈子正在运行，各数字人文项目的性质和类型从小型实验室、虚拟技术支持中心到包括硬件设施甚至是要件完备可授予学位的学术部门。但是与此同时，对于数字人文的定义却仍然没有统一。总体上说，针对数字人文的定义或范围，学者们很少有统一的意见，很多从事数字人文的研究者们也倾向于完全避免回答“数字人文”是什么的问题。在一篇题为《数字人文的意义》(“The Meaning of the Digital Humanities”)的文章“文学实验室”中,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英语文学学者艾伦·刘(Alan Liu)教授分析了斯坦福大学最近出版的一篇“小册子”,以此来指出今日数字人文工作的四种共同的特征：(1)使用已经存在的数字语料库。“这意味着，(这种工作)并不属于以往常规意义上的数字化、文本编码、出版或存档……而是处理和分析已经建设好的数据库”；(2)使用量化或模型的方式来规划人文研究领域中的问题;(3)选择一个特定的学科去设计项目:正如艾伦·刘教授指出的，数字人文的方法在从历史学到文学研究不同的学科中使用，产生不同的结果；(4)技能的结合，诸如对编程与批评分析的同时运用。这最后一点也许是最重要的，因为这对真正富有革新性的数字人文项目提出了新的技能要求,诸如学习像Python或R语言等编程方面的知识,或者对统计学的高阶掌握。在中国，第一篇有据可查且被广泛接受的介绍数字人文的文章是由武汉大学的王晓光教授在2009年发表，而“数字人文”相关文章的大量出现则是在2015年之后了。虽然对于我国来说数字人文还是一个处于探索中的实践，但是学界的热情非常高涨，我国数字人文项目以文物保护和古籍修复方面最受关注。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研究所、武汉大学与浙江大学联手开展的“数字敦煌”项目，以3D打印、测绘遥感等技术将莫高窟内外形态和洞内文物精确扫描、修复还原并以数字形式保存，以供石窟保护、敦煌学研究和文化旅游。从近年研究及实践来看，数字人文已成为一门重要的交叉研究学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使这些学科研究成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突破点。完善系统的课程体系作为学科发展的基础，是人才培养模式的核心要素之一。 参考文献：[1]刘炜,谢蓉,张磊,张永娟.面向人文研究的国家数据基础设施建设[J].中国图书馆学报,2016,42(05):29-39.[2]刘炜,叶鹰.数字人文的技术体系与理论结构探讨[J].中国图书馆学报,2017,43(05):32-41.[3]陈静.当下中国“数字人文”研究状况及意义[J].山东社会科学,2018(07):59-63.[4]朱本军,聂华.数字人文:图书馆实践的新方向[J].大学图书馆学报,2017,35(04):23-29.[5]朱本军,聂华.跨界与融合:全球视野下的数字人文——首届北京大学“数字人文论坛”会议综述[J].大学图书馆学报,2016,34(05):16-21.[6]高胜寒,赵宇翔,朱庆华.国内外数字人文领域研究进展分析[J].图书馆杂志,2016,35(10):9-18.[7]王涛.如何用电脑阅读5万份题录——基于大数据的德国史研究的学术史分析[J].历史教学问题,2016(05):21-29.[8]戴安德,姜文涛,赵薇.数字人文作为一种方法:西方研究现状及展望[J].山东社会科学,2016(11):26-33.[9]郭金龙,许鑫.数字人文中的文本挖掘研究[J].大学图书馆学报,2012,30(03):11-18.[10]徐孝娟,侯莹,赵宇翔,夏剑飞.国外数字人文课程透视——兼议我国数字人文课程设置及人才培养[J].图书馆论坛,2018,38(07):1-11.[11]高胜寒,赵宇翔,朱庆华.国内外数字人文领域研究进展分析[J].图书馆杂志,2016,35(10):9-18.[12]王涛.“数字史学”:现状、问题与展望[J].江海学刊,2017(02):172-176.  撰稿人：哲学系安康 审校：哲学系 陈越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