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大学文学院“有闻”系列学术讲座第十一讲“东亚书籍史研究方法的再检讨”
2023年4月18日上午，浙江大学文学院“有闻”系列学术讲座第十一讲在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成均苑4幢107会议室顺利举行。本次讲座由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特聘教授、南京大学域外汉籍研究所所长张伯伟老师主讲，主题为“东亚书籍史研究方法的再检讨”。讲座由浙江大学文学院院长冯国栋教授主持。张伯伟教授师从程千帆先生，主要从事中国诗学和域外汉籍研究，著有《回向文学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研究》《全唐五代诗格汇考》《域外汉籍研究入门》等，主编《域外汉籍研究集刊》《朝鲜时代书目丛刊》《日本世说新语注释集成》等。在本次讲座中，张老师围绕东亚书籍史研究方法展开，通过梳理东亚文献学和书籍史研究的近代学术史，指出文献学是研究的起点而非终点，东亚书籍史的研究不仅要研究新材料，更要有新问题、新理论和新方法；同时，要关注东亚书籍史中政治因素的决定性作用和阅读史两个方面的研究，以求将书籍史的研究推向更为深入、广阔且有趣的领域。张老师首先回顾了20世纪以来文献学研究方法的“西学东渐”，特别是以19世纪流行的德国兰克（Leopold von Ranke）史学为代表的重视新材料挖掘的实证主义思潮的传入，强调“原创研究”和新材料的挖掘，与清代重视考据的乾嘉朴学互相呼应，对二十世纪初的文史学者（如陈寅恪、傅斯年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关于已有的研究方法，张伯伟教授指出，真正的东亚书籍史研究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发轫，并在本世纪初形成高潮，研究的方法、范围、价值、问题意识都有了一定的开拓。然而，以往对书籍交流的研究方法本质上只是一种文献学方法。文献学（philology）的方法在百年来的文史研究中，帮助中国的人文学者获得非常不错的成绩，是学术研究的起点和必要前提，但文献学的考察只能帮助研究者获得一些较为正确的知识和被掩盖的事实，无法进一步理解这些知识和事实背后的意义。张老师以《世说新语》和隋代杜正藏《文章体式》在朝鲜和日本的传播为例，指出文献学的方法仅能考察两部文献在东亚的流通史，但其背后所涉及到的问题，如为何《世说新语》只在日本形成“《世说》热”，《文章体式》在“书籍环流”中对日本文学批评史有何影响等，是文献学方法无法解决的领域。因此，学者需要将研究目光投向“过滤器和控制器”，即“读者所在的物质及文化环境”。接着，张伯伟老师介绍了近代西方书籍史的研究，以1958年费夫贺和马尔坦合著《印刷书的诞生》为开启标志的书籍社会文化史研究，虽然逐渐有“必须在范围上跨国际，方法上跨学科”的意识，但在方法上仍处于萌芽阶段，有待继续挖掘。欧美书籍史的理论模式和研究方法，强调图书贸易超过书籍本身，对东亚的书籍史研究产生了较大影响，从而遮蔽了东亚书籍史上更重要的方面，即王权等政治因素对东亚世界的书籍交流的影响。因此东亚书籍史研究的工作重心是针对与欧美书籍史拥有较大差异的现象——政治权力的层层渗透，以及欧美书籍史研究中的薄弱环节——阅读史这两个方面，在与西方书籍史研究对话的同时，形成东亚书籍史研究的新视野和新方法，在新的比较浪潮中做出贡献。最后，张老师举例说明“政治过滤网”对东亚书籍交流产生的正面和负面的影响。正面影响如赐书，反映了特定时代的国家意识形态由上而下、由中心而边缘的强推方式，从而影响地方、乡校、书院、个人家藏的书目。负面影响如禁书，政府往往严格阻止最涉及政治内容的书籍的流传，艳情小说因此“有禁不止”，中国、日本、朝鲜皆是如此；但清代严苛过甚则事与愿违，民间广泛知晓的三百余种禁书或成为朝鲜人潜在的购书导向。政治因素还对图书贸易有所影响，如日本江户时代对基督教书籍的检查制度、日本平安时代和明治维新时对《孟子》的排斥，都体现了政治对书籍流传的干预。此外，张伯伟老师提到书籍的内容、署名、字体、装帧、收藏等诸多方面也受到政治的影响，都反映了政治因素与书籍史或远或近的关系，体现了东亚书籍交流不同于欧美书籍史的独特面貌。讲座的最后，主持人冯国栋老师总结发言，认为张伯伟老师的整场讲座体现了张老师对学术史的高度自觉，对研究方法的审视和反思。题目中的“东亚”概念有双重意义，不只是相对于中国的东亚，更是相对欧洲的东亚，张老师提出的政治因素，对东亚和世界的书籍史研究来说都意义重大，值得深思。提问环节中，在场的老师和同学纷纷向张伯伟教授请教。在热烈的鼓掌声中，本次讲座圆满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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