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5月16日，陈广宏教授受邀于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浙江文献集成编纂中心会议室作了题为“现代中国文学地理相关研究的文明史学模式”的讲座。陈广宏教授提到，他曾做过明代福建地区文学研究，以及作为竟陵派与湖广地区的文学的关系。上个世纪80年代，章培恒先生提出这属于地域文学研究，从这个时候开始，地域文学作为文化研究的一种课题，到现在则进展为文学地理学，为何其发展得这么快，并朝着文学地理学的方向发展？陈教授指出：地域文学研究也好，文学地理学研究也好，这种迅速的发展，需要回过头去看看他是如何发展而来的，这种发展的理路有助于我们对新的文学地理学体系性的认识。不少学者用李白“却顾所来径”看一个学科的来龙去脉，进行反省和展望。对于文学地理学这样一个新的学科，新的技术及其所体现出来的革命性的大视野，能够为新的学科提供重要的支撑，如学术地图和大数据等。而在对文学地理相关研究的反省——从近现代人文学科建立以来进行重新的思考上，陈广宏教授从以下三个方面分别进行详细的阐释和说明：一、清末民初文学地理相关研究的西学资源；二、以南北文学不同论为中心的历史构建；三、文学史学模式可能产生的局限。

一、清末民初文学地理相关研究的西学资源

19世纪中期，文学地理相关研究有慕威廉撰《地理全志》上下编，傅兰雅翻译的《地志须知》，“西学启蒙十六种”中与地志有关的大概有艾约瑟翻译的《地志启蒙》、《地理志学启蒙》、《地学启蒙》，但这些在当时的影响并不是很大，所以邹振环《晚清西方地理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统计，是从1898开始，到1911年，这个时间段也是中国民族国家概念形成的当口。统计中得出，1898-1911年之间，西方地理学译著达157种，其中大部分原本来自日本，康有为《日本书目志》对此进行一些分类和统计。

其中比较中重要的著作基本上是从日本（根据日语）翻译过来的，如志贺重品述《地理学讲义》，中村五六编撰、顿野广太郎修补的《世界地理志》，矢津永昌的《日本政治地理》和《万国地志》，守屋荒美雄的《国际地理学》等，这与德国拉查尔的政治地理学已经开始发生影响是有关系的。正如矢津永昌的《日本政治地理》绪论中所提到的：所谓的政治地理即是人文地理、人事地理、邦国地理，或者称之为国家地理。拉查尔的政治地理学的核心就是把国家当成一个有机体，这个学说的传入与中国正在形成民族国家概念形成的当口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因而其传入就较快。

“文学与地理”被列入学部颁布的作为“中国文学门”教学纲要的“中国文学研究法”中：中国地理学《文学部舆地类》（《学报汇编》1900）、政治地理概论（《学报汇编》1905）。“文学地理”一词，最早出现在梁启超《中国地理大概论》中：“大抵自唐以前，南北之界最甚；唐后则渐微。盖‘文学地理’（包括哲学、思想、佛教、词章、美术、音乐）常随‘政治地理’为转移。”这里的“文学”是广义的“文学”概念，相当于人文学术，与“政治地理”相区隔又相辅相成。陈序经的《南北文化观》对晚清以来的南北文化观已经有了一个批判性的梳理，第一编第二章则是对梁启超南北文化不同论有专门的梳理、批判。（1934）

他将梁启超的几种著述理论抽离出来作为牵引，梁启超：“中国南北文化的不同，是由于地理上气候、河流等作用，南北思想上的差异：北派主实际、主力行、贵人事、明政法、重阶级、重经验、喜保守、主勉强、畏天、言排外、贵自强；南派宗虚无、主无为、贵出世、明哲理、重平等、重创造、喜破坏、明自然、任天、言无我、贵谦弱。”陈序经认为列举南北差异的这些特点过于铺张，对所举的南北文化代表人物都有不同的看法。中国的思想是不是统一的，如果是，那么很难论南北。他的这种批判的态度在当时是少见的。

梁启超言词章的部分：“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吴楚多纤弱之文，自古然也。自唐以前，于诗于文于赋，皆南北各为家数。”真正影响梁启超南北文化观的，有来自日本的地理学著作，这些著作与国家有机体是有关系的。另外还有文明史，从康有为《日本书目志》可知，文明史依旧是以明治时期的日本为中介，如田口卯吉的《日本开化小史》、福田久松的《日本文明史略》，物集高见的《日本文明史略》，元良勇次郎、家永丰吉的《万国史纲》以及基佐的《欧罗巴文明史》、巴克尔的《文明要论》。其中较为重要的两种是《欧罗巴文明史》和《文明要论》。

梁启超的《东籍月旦》也列出了当时日本较为流行的几种文明史著作。如永丰秀树译基佐的《欧罗巴文明史》，高山林次郎《世界文明史》等。他的《地理与文明之关系》（1902）编译自福田和民的《文学》第五章《历史与地理》，后者系黑格尔《历史哲学》序论第二篇“历史的地理基础”和巴克尔的《英国文明史》“总论”有关文明史与地理环境、气候之关系的编译。梁启超的《亚洲地理大势论》、《亚洲地理大势论》等编译自志贺重昂的《地理学》。巴克尔的《英国文明史》1878年在日本有田口卯吉的日译本，浮田的《史学原论》主要依据巴克尔的观点。其后此书先后有四种译本，而且陈黻宸的《中国史学通论续编》之“读史总论”已涉其精微。

1903年《汉声》杂志第六期所刊载的《史学之根本条件》一文所言及人物恰好构成注重自然环境论的文明史学—地理学谱系。其中提到孟德斯鸠、黑格尔、孔德、巴克尔、塞纳、李特尔，而至拉采尔的《人类地理学》对物理条件之研究，表明国人最初笼统将地理学当作一种史学理论引进。

如果说梁启超是以日本作为中介与文明史发生关系，那么刘师培和王国维则是在狭义的“文学”概念上进行专题研究，两者都有过与地理学相关的著述，刘师培的《南北文学不同论》，王国维的《屈子文学之精神》。陈序经《南北文化观》认为刘师培是继梁启超南北文学，但“并不跳出梁氏所划的圈子”，也是分门别类说明南北的诸子、经学、理学、考证学的不同以及南北文学的不同。而王国维作为藤田丰八、田冈岭云在东文学社的学生，受到“赤门文士”一系中国文学史著作的影响。泰纳的《英国文学史》“导言”提出了文明史一个由各种力量和因素组合而成的有机整体，决定文明转变的三大原初性力量是种族、环境和时代。泰纳的这种“有机论”的文明观思想源头一是从孟德斯鸠到孔德的环境决定论，另一是达尔文和斯宾塞的自然选择进化论。

二、以南北文学不同论为中心的历史构建

文明史学模式展开的核心方式就是所谓的南北方不同论，广义的文学应该缩小为狭义的文学。从明治日本中国文学史学者，到晚清以来刘师培、王国维以至二三十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史家，不同语际、不同代际的学者，通过勾稽传统文学史料，将这种西学资源同中国文学历史相对接，通过地域风土来界定文学传统的“南北”特征及其演变，将之置于整个中华文明的空间中推演、描述。三十年代，陈序经已经反省国人对南北文化的研究每每是把文化的某一个方面作为立脚点，如学术人物的地理分布、历史经济政治军事智识等，这样是不够全面和完善的。

古城贞吉《支那文学史》、藤田丰八《支那文学史纲·先秦文学》、笹川种郎《支那文学史》等，基本上是根据泰纳的三要素构建的汉人种南北文学及中部思潮的演变叙述模式，即实用性的北方文明产生的文学上之活动，受到感情性的南方文明与外来文明的影响，产生种种变容，是为中国文学的历史。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虽然是论述南北文学的不同，但是是全时段的，从周代文学一直到清末。取证、讨论的对象和划归的标准也是与日本学者不同的，刘从文类、文体方面进行讨论，更偏重于狭义的“文学”。王国维的《屈子文学之精神》起首即述中国古代道德政治上之思想分为南北二派，在对南北文学特征的描述上，王国维对以藤田氏为中心的考核结论有一些补充和修正，突出强调了屈原的诗歌吸收了南北文学各自的优点，而非一般所认为仅是南方文学的产物。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文学史著作骤然风盛，其中明显沿用日本早期中国文学史所构建的叙述模式之作为数不少，如葛遵礼《中国文学史》述周末文学完全采用了“南方文学”、“北方文学”、“中部思潮”的叙述方式，顾实编写的《中国文学史大纲》也以“南方文学”、“北方文学”、“中部思潮”的构成作为中国文学的基本构架。除了文学史专著，具体的论文如胡侯楚《国风与地理之关系》，王伯祥《文学与地域》、陈钟凡《周代南北文学之比较》、王秉涛《论文学分南北之说》、张履谦《地理学与文学》等，从断代、通代、文学理论等各方面进行梳理，一方面可以看出狭义文学的概念在不断地进展，另一方面，其影响来源也主要是一些西方资源。另外有由历史上观察的中国南北文化：如南北文化观、中国南北文化的起源（《民族与古代中国史》一书中的三章）、中国史上南北强弱观（蒙文通《禹贡》）等。

三、文学史学模式可能产生的局限

陈教授最后还提到了文学史学模式下可能产生的局限：如果始终是在文明史学模式中讨论文学地理问题的话，可能会没有走出更加细致、精细的研究。从方法上、历史观上来说，以福柯的“整体历史”与“综合历史”之别进行说明。这种模式着眼于一个文明的总体形态，寻求若干原则贯穿其中的整合解释，是一种全景式的观察，突出了地域文学的同质性，而不像“综合历史”使一种分散的空间疏离开来，关注地方性，关注地域文学内部的异质和多元。地理环境决定论倾向，而未将文学等因素对地域文化的作用纳入到地理相关研究领域，如陈序经已指出的，忽视地域文学文化生产中阶级、社群、性别与审美之间复杂的权力关系，未注意到权力和意义如何被赋予至人文地理景观中。

二三十年代以来，地理学在中国发展，自然地理、人生地理、大地测量以及海阳等学科分设已颇为明晰。从景观地理开始是一个重要的转向，开始转向非物质性的、精神构建的空间。与文明史学模式稍有不同的有两种模式，一是地理分布，如铃木虎雄《支那文学家的地理上的分布》；二是有关区域文学的专门著作，仅有蒋骥珍《吴江诗史》、徐嘉瑞《云南农村戏曲史》和赵图南《台湾诗史》等数种。

四、结论

陈教授在最后总结了其讲座的内容：反省中国学术的现代化进程，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民族国家概念形成的当口，地理环境决定论语国势论——文明史学模式的基因，确立民族国家的主题地位，故梁启超对文明史学极为推崇：“文明史者，史体中最高尚者也。”聚焦于文明固有的诸种内部机制是种族的立身之本，文明史有各种部件组成的有机体，各个部件的运转和相互作用决定了文明的走向。文学只是被视为一个有机整体的历史进程的一个组成部分，就其动因来说，并无自觉切入“一度成为先行学科的地理学”，另外扩展路经解决文学空间研究新方法，以取代诸如直系进化论方法的意识，只不过是文明史研究引入地理分析因素而已。

讲座由浙江大学徐永明教授主持，周明初教授、叶晔教授亦参加了本次讲座。

陈广宏教授简介：陈广宏教授，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教授、所长，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全明诗话新编”首席专家，中国明代文学学会（筹）副会长。长期致力于中国古代文学元明清方向以及明代的古籍整理研究，近年来也关注中国近世文学思想史、“中国文学史”研究史以及日韩中国学等方面的研究。著有《闵诗传统的生成》、《文献考论》、《文学史的文化叙事》、《竟陵派研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