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1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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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敏强著
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获浙江省第十五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基础理论研究类”三等奖
中国古代文学建构于诗史之间，因为创造和建构了中国古代文学及其体系、格局与艺术结构的审美主体，始终徘徊于诗史之间。这里所谓的“史”，是叙事的，更是史官的，经典的，儒家的，庙堂的，而“诗”则既异于，又源于和本于“史”。
关于我国古代文学艺术结构及模式的探讨，离不开对文学家的心性人格的把握，离不开对文化发展的历史背景及其体系模式的追溯和宏观考察，也离不开对于文学抒情、叙事等不同种类和体裁之间的相互影响的分析。
文学结构既然是作者心灵艺术化的显现形式，那么，知人论世，把握作为创作主体的文士的心性人格模式，不仅是文学结构论的题中应有之义，而且对于文学结构与模式的研究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古代人将诗人、作家统称为文士，最早的文士大约是史官。商代以前的史官担当沟通天地人神的使命，参与祭祝、卜筮等宗教活动，周代以后，史官的职责转而为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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