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路文明论坛”第4期邀请了复旦大学历史系余欣教授和兰州财经大学敦煌文化研究所高启安教授，于2017年12月8日下午1:30—5:00在浙江大学西溪校区西四教学楼历史系会议室举行。两位学者的讲演题目分别为：“方术的射程——东西交涉视野下的数术方技之学”、“来通传来与唐人‘罚觥’——以《纂异记·张生》为线索”。浙大历史系刘进宝、冯培红教授，陈志坚副教授，秦桦林讲师，博士后宋翔以及历史系、古籍所等单位的博、硕士研究生三十余人参加了论坛。本期论坛由浙江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所、浙江省敦煌学与丝绸之路研究会联合举办，刘进宝教授主持。

1:30—2:45由余欣教授主讲。他主要从事敦煌学、博物学、中古宗教史、写本文化与知识社会史研究，尤致力于中古中国的知识构建、信仰实践、社会生活与政治运作的整合研究，著有《神道人心：唐宋之际敦煌民生宗教社会史研究》、《中古异相：写本时代的学术、信仰与社会》、《敦煌的博物学世界》等。现为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兼任研究员、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研究员。本次讲演“方术的射程——东西交涉视野下的数术方技之学”，首先从北高加索地区巴勒卡墓葬发现的阿兰人首领的丝绸尖帽与汉文文书入手，通过与吐鲁番洋海、阿斯塔那墓地出土的纸冥器、衣物疏及籍帐文书进行综合考察，提出汉地葬俗沿着丝绸之路向西延伸的可能性。其次重点以欧亚大陆丝路沿线的敦煌、高台、居延和吐鲁番及更远地区出土的人形为例，揭示出一条从高昌到京都的“方术之路”史料信息链，指明了中国方术在丝绸之路诸文明中的传播与影响。他认为，这些方术超越了种族与文化的障碍，沿着丝绸之路在整个欧亚地区均有流传，并且表现出与原始巫术、偶像崇拜、中国传统数术与方技糅合的倾向，在信仰世界里有着悠久而深刻的影响。最后以吐峪沟出土的德国藏So.14822（T II T 35）写本为例，认为毕波博士在Christiane Reck释读的基础上提出背面是巢元方《诸病源候论》的粟特文译本的最新成果非常重要，这对于了解中国传统的岐黄医道向西传播提供了重要证据。余欣教授的讲演阐发了中国方术在丝绸之路上的西传，有助于我们从精神层面理解丝绸之路在人类历史进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同时也为从文明在互动中演进的角度研究民生宗教的特性提供了新的取径。

2:45—4:00由高启安教授主讲。他的研究领域为敦煌学、丝绸之路饮食文化、裕固族及地方民俗，著有《唐五代敦煌饮食文化研究》、《信仰与生活——唐宋间敦煌社会诸相探赜》、《〈肃镇华夷志〉校注》、《敦煌の飲食文化》等。现为兰州财经大学敦煌文化研究所教授，西北师范大学、内蒙古师范大学兼职教授，西安欧亚学院中国国际食学研究所特邀研究员，《丝绸之路》杂志编委。本次讲演“来通传来与唐人‘罚觥’——以《纂异记·张生》为线索”，讨论视野极为宽广，西起欧洲及西亚，东至日本，从贯通于整个欧亚大陆的丝绸之路上的饮酒器及其比较、交流等入手，探讨了东西方饮食文化的交流与传播状况。高教授首先介绍了欧亚各地出土的来通实物及各种图像中的来通（rhyton），通过对大量的第一手资料的详尽梳理，特别是和田约特干所出之来通实物，勾勒出来通从西亚波斯、通过葱岭传入中国的大致路线。他同时指出，从战国时期开始，中国就出现了“角杯”或“兕觥”等饮酒器；至迟在东汉，兕觥作为专用罚爵已经流行于世，汉儒对此多有解释，亦有实例可证；降至唐代，“觥”作为专用的罚酒器大为流行，他以《纂异记·张生》所记饮酒行令及罚觥为线索，并结合唐诗及出土的大量来通实物进行了详细的论证。之所以以兕觥为罚爵，高教授认为是来自西方的来通这一角形饮酒器传入中土，由于其特殊的造型构造，尖端有流，不能放置，可体现对违令者的处罚，因此大行其道。兕觥作为专用罚酒器并与来通相结合，是东西方饮食文化交流的一个特殊事例。

在聆听了两位学者的讲演及休息之后，4:15—5:00为开放讨论环节。陈志坚副教授、博士生赵大旺、罗慕君、殷盼盼与硕士生雷军向讲演者提问交流，内容包括人形的原本命名、烽燧出土及简牍人形与方术的关系、古人对“鬼”字的避讳问题，以及来通传入的具体时间、来通在宋代以后的使用情况、蒙古族的马奶酒囊与来通是否有关、夜光杯与来通的关系等。最后，冯培红教授对本次论坛进行了总结，肯定了两位学者开阔的学术视野、竭泽而渔的资料搜集、从实证出发的研究方法，特别是与丝绸之路精神和物质文明密切相关，同时也指出相关问题还有相当广阔的讨论空间，极富研究旨趣。

本次论坛的两场讲演，分别从精神世界与物质世界两个维度阐释丝路文化交互影响下的民众生活。在研究中尤为注重考古材料的使用，将传世文献和考古材料紧密结合在一起，共同推进丝路文明研究。讲演内容丰富，视角多元，是一场具有新材料、新角度的论坛盛宴。颇有意趣的是，两位学者分别提出了“方术之路”、“饮食之路”，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揭示了丝路文明的多个面相。